【中国科学报】院坝村,蜕变的1642天

田通(左一)和村民讨论蘑菇种植。

  距离北京2300公里的西南群山之间坐落着一个村子——院坝村,那里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若不是201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工作要求,它很难与中国科学院产生联系。

  从2015年9月10日到今天,在过去的1642个日日夜夜里,它历经了三任驻村第一书记,其间,所属的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由中科院定点帮扶。

  2020年伊始,水城县顺利完成了贫困县退出第三方专项评估,包括院坝村在内的136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但来自中科院的这份助力并不会就此停止。

 抓党建,搞基建

  1月18日清晨,田通打开衣柜,本能地先扫了一眼贴在柜门上的那几张贫困户信息表,这是他每天都会重复的动作。信息表上面,患病、残疾、无劳力等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他都仔细作了标注。

  “今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我们村最后的53户贫困户顺利脱贫。”

  田通是中科院院机关选派至水城县蟠龙镇院坝村的第三任驻村第一书记。一年多前,这个喜欢闲暇时坐着绿皮火车走访陌生村落的年轻人主动请缨来基层工作,终于实现了深入接触农村的夙愿。

  院坝村共有2025户、845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335户、1261人。从2018年9月驻村的第一天起,田通就挨家挨户上门向老党员、老干部了解村情民情,与现任村干部、村民小组长沟通交流。整整3个月,他踏遍了全村21个村民小组的土地,访遍了全村335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基层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可田通明白,对于一个“外来者”,想要在短期内介入农村生活的治理,困难重重,必须依靠村支两委班子的组织力量。

  对此,院坝村首任驻村第一书记李章伟颇有同感:“党员没有归属感,组织没有凝聚力,就无法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无法使扶贫项目顺利落地。”

  因此,院坝村历任驻村第一书记首先把脱贫攻坚与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机结合:从创建党员活动室、严格落实党建活动、完善“三会一课”制度,到调整村支两委组织体系、首次成立党小组、培养村级后备干部等,相继推出一系列举措。

  做人的工作,重要的是赢得对方的信任。三任驻村第一书记,无论李章伟、韩力还是田通,初来乍到,都把替百姓办实事放在第一位。他们召开群众会、院坝会,听取村民需求,硬化通村公路、挖通通组公路、修缮危房、保障饮水安全、整治人居环境……如今,院坝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院坝村党委书记朱辉彬与三任驻村第一书记共事多年,“他们事事亲历亲为的赤诚,村民们看得见,也感受得到”。

  打造种植兴农“样板间”

  2017年,中科院落实了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地化所)为责任单位,加大了对定点帮扶对象水城县的扶贫力度,将科技扶贫与该县率先探索创新的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相融合。13个院属单位共开展了13个扶贫项目,涉及农业、工业、生态、旅游、教育等多个领域。这也让驻村第一书记的扶贫工作有了更可靠的抓手。

  对院坝村而言,目标是打造种植兴农的“样板间”。

  如何才能让村民转变“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思维,相信科技扶贫带来的美好愿景,提高务农活力,调动他们对这个村落的主场感和建设性?

  驻村第一书记们所做的,便是融智扶志。

  过完这个春节,院坝村村民赵玉红就26岁了,他即将迎来人生的一件大事——结婚。

  如果时光倒流至2013年,他就是一个靠外出打工扛起一个贫困户的焦虑的农村青年。“过完春节去外地,年底再回来。没有方向,生活只是一条路来回地走。”

  随着扶贫工作的展开,少了后顾之忧的赵玉红自考大专,还在田通的辅导下,成功考取了驻村辅警一职。“不仅如此,与这些驻村干部的接触,也打开了我的眼界,原来赚钱的路子不止一条。” 赵玉红说。

  2019年初春,赵玉红种植了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仲乃琴团队提供的马铃薯种薯,学习以化肥“减施增效”的种植技术,不仅亩产翻倍,达2000多斤,售价也从每斤0.6~1元涨到了1.5~2元。

  他还参与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茸生态种植项目。虽然仅有半亩田,但云茸生长周期短、出菇周期长,经济价值高。亩产2000~3000斤,每斤售价可达二三十元。

  与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的合作,让猕猴桃成为了六盘水市的一张产业名片。在真正接触中科院武汉植物园钟彩虹研究员团队之前,赵玉红种植的猕猴桃亩产只有两三百斤。2018年,他仅仅通过培训学到的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就将亩产提升至1000余斤,三亩地的年收入达2万多元。

  “和当年的我一样,那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对村子里的新项目产生了兴趣。”赵玉红明白,劳动力稀缺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可以说服更多同龄人踏上这条回乡路。

  “80后”朱光灿是3个孩子的父亲,他原本的爱好就是种植和养殖。自从有了中科院技术团队的帮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他不仅是村子里最早参与云茸项目的人,还试种了4亩地由武汉植物园提供的新种——软枣猕猴桃,3年挂果后,预计每斤售价可达80~120元。

  在田通的鼓励之下,朱光灿有了更大的“野心”:除了在自己的田里种植,还主动流转了其他村民的5亩地,雇佣贫困户来务工。

  这不仅帮助其他贫困户解决了就业问题,提升了他们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当邻里乡亲目睹朱光灿精心照料的云茸在这个寒冷的冬季还能日产一二十斤,也就激起了他们内生的动力。

  如今,朱光灿学会了在微信朋友圈推荐自己栽种的云茸产品,不成想,很快引来了朋友的投资意向。“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扩大种植面积,我想带着更多人一起干。” 他兴奋地说道。

  由此可见,扶贫归根结底是扶“人”,“人”才是脱贫致富的关键变量。

 科技助力源源不断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你,没有你到院坝村,可能今天也不会走到这一步。我不知如何感恩……”不久前,离村已经3年的李章伟意外收到了一条来自院坝村养蜂户朱辉红的短信。现在的朱辉红已经成了水城县周边的养蜂大户,年收入10万元以上,不仅脱了贫,还过上了小康生活。

  2020年伊始,水城县顺利完成了贫困县退出第三方专项评估,包括院坝村在内的136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不过,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中科院贵州科技扶贫队队长、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夏勇表示, “稳定和巩固脱贫,并与乡村振兴无缝衔接,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科院的科技助力会源源不断。”

  这也给了朱辉彬一颗定心丸。毕竟,新的产业如何规划,落地项目如何扎根,农业产业链如何延伸,水资源、垃圾处理等环境和生态问题如何解决,依然困扰着刚刚脱贫的乡村。

  对此,中科院贵州科技扶贫队已经有了进一步筹划。

  2017年,来自中科院13个研究所的38位科学家入驻水城县,深入每个贫困乡镇开展实地调查和科学论证,为每个贫困乡找准脱贫的路子。

  “对于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我们还是要把调查做足。首先对连片贫困区的自然、生态质量、经济及综合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布进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在夏勇看来,拿出科学的论证和分析,是接下来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前提和依据。“这也是中科院的优势所在。”

  另一重点则是将脱贫产业做大做强。夏勇表示,依托已有科研平台,针对刺梨、小黄姜、食用菌、中药材等特色扶贫产业开展新品种引进,并结合各产业发展中的科技需求,对现有生产工艺进行优化和改进,提升产品品质和质量,开展副产品综合利用研究,提高市场竞争力。此外,扩大示范效应,培养更多专业技术人员和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增强地方经济的“造血”功能,从而形成稳定发展的路径。

  “扶贫是会上瘾的。” 无数次走在田间地头的夏勇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不是一个被动输出的过程。乡村的蜕变,也将不断激发中科院研究所将自身已有的科技成果进行转移转化,主动推广更多的农业绿色新技术,如硒资源调查与富硒产品研发、荞麦中镉元素富集与防控研究、肥料增效技术和功能菌剂使用等,在水城县落地实施。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0-03-10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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