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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正在检修维护生产设备石墨烯导热膜 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供图  自2018年华为Mate20X手机率先使用石墨烯膜散热技术后,国内主流手机厂商纷纷在旗舰机型中使用石墨烯膜。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二季度到2021年二季度,我国使用石墨烯导热膜的手机销量接近2900万部,石墨烯膜累计用量约130万平方米。  近日,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副研究员孔庆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给出上述数据。在他看来,“随着5G智能手机渗透率的快速增加,石墨烯导热膜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据安信证券等研究机构预测,到2022年,全球手机散热市场规模将超过35亿美元。为应对大功率电子器件的散热需求,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组建了以“709课题组+705课题组”为主要成员的“大兵团”,成功研制出热通量高、柔韧性好等综合指标优越的石墨烯导热膜,建成十吨级氧化石墨烯浆料和千平方米级石墨烯膜中试平台,并在多款卫星中定型使用,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电科集团等单位的合格供货方。  新材料备受“热宠”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智能终端对散热组件扩热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石墨烯导热膜逐渐成为电子散热材料的“热宠”。  作为709课题组成员,孔庆强表示,在石墨烯导热膜逐渐成为热门散热材料之前,主流电子散热材料主要采用以聚酰亚胺薄膜为原料制备的人工石墨膜,虽然人工石墨膜面内热导率较高(1000~1500W/mK),但受原料膜限制,其厚度也较小(25~60μm),“更重要的是,这些原料主要依赖进口”。  相比之下,石墨烯导热膜兼具高热导率(1000~1200W/mK)和高厚度(100~300μm)。此外,它的横向扩热能力是人工石墨膜的4倍以上。  但孔庆强指出,目前石墨烯导热膜的制备仍有很多关键技术难题亟待突破,例如大片径氧化石墨烯批量合成技术、超厚氧化石墨烯膜快速组装技术和低成本热处理技术等。  “像石墨烯膜的制备,通常需要在2800℃以上的高温下进行石墨化处理,但目前只能采用间歇式生产工艺,不仅能耗高,生产效率也很低。”孔庆强说。  满足关键领域需求  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副研究员、705课题组成员陶则超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市场上的石墨烯导热膜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领域,用户主要关注产品的热导率和厚度指标,应用于航天等关键领域的石墨烯导热膜很少。  而此次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研发的石墨烯导热膜,主要应用于航天等关键领域。这要求石墨烯导热膜除了达到良好的热导率和厚度等核心指标外,弯曲半径、可凝挥发物、辐照性能等其他十几项技术指标也要达标。“任何一个指标不达标,都会导致产品无法使用。”陶则超说。  实际上,早在2014年,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就依托多年的石墨烯研发技术,开展了石墨烯导热膜的研究,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并在2016年应用于关键领域大功率电子器件中。  陶则超告诉记者,此前团队主要研发的是100μm厚的石墨烯膜,而当尝试将其厚度做到200μm时,氧化石墨烯膜经过炭化处理后会直接碎掉,无法再进行后续处理。  为了突破氧化石墨烯膜的炭化工艺瓶颈,研发团队首先优化了炭化的工艺参数,将良品率提高到50%。随后又改进了氧化石墨烯的合成工艺,最终解决了这项难题,同时也为后续研发300μm厚的石墨烯膜打下坚实基础。  陶则超表示,此次研发的石墨烯导热膜具有优异的综合水平,可以达到“宇航级标准”,不仅在超厚膜成型、专用浆料、致密化、热处理等关键过程拥有自有技术,还申请了10项发明专利,其中4项专利已经获得授权。  “大兵团”作战  在中科院炭材料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科院山西煤化所709课题组组长陈成猛看来,石墨烯导热膜之所以取得重要突破,与打破课题藩篱,开展“大兵团”式作战密不可分。  “针对复杂的系统工程,整合研究所内相关方向优势力量,打造联合攻坚团队,能充分发挥中科院体系化、建制化的优势。”陈成猛说。  早在2007年,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就开始了石墨烯的研究。2012年,该所709课题组成立,随后完成了氧化还原石墨烯的吨级中试,中试产品销往国内外300余个用户单位,在石墨烯材料制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而中科院山西煤化所705课题组长期从事炭基热管理产品的研发,先后开发了石墨扩热板、柔性均热膜、泡沫石墨、导热索等代表性热管理材料和热控产品,在多个星载电子产品热控分系统中获得连续应用。  “两个团队打破课题组的藩篱,分可独立作战,合可协力攻坚,实现了团队、技术和平台的优势互补、快速打通‘料—材—器—用’创新链,为掌握石墨烯导热膜成套核心技术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陈成猛说。  实际上,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开展这种“大兵团”式研发并非第一次,此前曾应用于炭纤维和煤制油等重大技术攻关,但在石墨烯导热膜项目上还是首次。  陶则超表示,目前团队建立的中试平台具备年产十吨氧化石墨烯的生产能力,最终可以生产1000平米石墨烯膜,可供2.2万部手机使用,大约能满足100颗卫星的需要。  “在我国,从氧化石墨烯制备一直做到终端石墨烯膜的中试平台还是比较少见的。”陈成猛告诉记者,目前团队正与国内多个投资方进行对接,推动石墨烯膜技术从中试走向产业化。  “目前的中试平台产能有限,已无法满足用户的订单需求。”陈成猛说,下一步,团队将根据市场需求,拟建设年产20万平方米高通量石墨烯膜生产线,预期可实现年产值2.7亿元。  具体而言,一期计划建立一个万平方米级工业示范线,主要瞄准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高附加值领域,并逐渐扩大产能,向消费电子领域的旗舰机型拓展。  陈成猛表示,除了石墨烯导热膜,团队还将根据用户需求,研发更高厚度的石墨烯扩热板和导热/储热双功能膜。  在他看来,目前我国的石墨烯研发生态和市场环境已有明显好转,也更趋于理性和务实。“在一些细分领域,石墨烯已展现出了重大的技术和商业价值。我们要客观公正,用耐心、细心和恒心去看待石墨烯这一新技术,做符合科学规律和历史规律的事。”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11-15第3版能源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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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在做野外监测。受访者供图  白天穿着迷彩服和皮靴,到湿地里挖土、采样,傍晚回到实验室对采集的样品做进一步分析处理……  在黑龙江三江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三江站),科研人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开展定位观测采样试验,为沼泽湿地生态过程、区域沼泽湿地资源保护、区域生态与环境安全管理等研究提供科学支撑平台。  三江站副站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东北地理所)研究员郭跃东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些年来,三江站在开展湿地农田生态系统水资源保障方面工作的同时,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生态安全保障方面支撑了黑土地的保护与利用。”  我国第一个沼泽湿地生态站  据了解,东北黑土区内湿地广泛分布,仅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就有20多处,并有10余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三江站就处于这些重要湿地的环绕中,最近的是洪河保护区,周围还有三江、七星河、东方红、珍宝岛、兴凯湖。  三江平原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沼泽湿地分布区之一,地势低平,降水多集中在夏秋两季,气候冷湿、土质黏重、地表水下渗缓慢,季节性冻融促使地表长期过湿,积水过多,形成大面积沼泽水体和沼泽化植被、土壤,构成了独特的沼泽湿地景观。  曾经的三江平原因“北大荒”而出名。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三江平原上进行大规模开垦后,建设了许多大型国营农场,“北大荒”也随之变成“北大仓”。与此同时,三江平原地区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气候条件恶化、旱涝灾害增加、珍稀动植物减少。  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推进自然湿地的保护,东北地理所研究员刘兴土(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黑龙江省调查和规划了三江平原第一个沼泽自然保护区(洪河自然保护区),它也是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国际重要湿地。  随后,刘兴土和同事们共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沼泽湿地生态站——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生态站(即现在的三江站),进一步推进我国沼泽湿地研究由考察步入定位研究阶段。2005年,三江站成为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  郭跃东介绍,三江平原地区的土壤类型主要有黑土、白浆土、草甸土、沼泽土等,以草甸土和沼泽土分布最广。这里的湿地与农田系统交错分布,所以湿地对东北黑土地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重要作用,包括防止土壤侵蚀和土地荒漠化,净化农业面源污染,蓄水调洪、补充地下水、改善水循环,调节局地气候增加碳汇等。  这也是当年选址和建站的原因。黑土地需要生态安全保障,农业水土资源需要优化配置,切实发挥湿地、森林、草地生态系统的生态保障功能。  提升黑土区湿地生态效益  近年来,我国东北地区湿地生态系统由于受垦殖、排水、资源侵占等人为干扰,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退化、功能下降。  “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恢复为辅。”本着这样的湿地恢复原则,三江站湿地管理与恢复学科组科研人员集成植被快速恢复技术、栖息地功能提升技术、多梯度生境构建技术、水文连通等近自然恢复技术,并将这些技术有机整合后,在松嫩西部湿地集中区和三江平原先后开展了湿地恢复技术示范与推广工作。  “截至目前,这些地区植被盖度达到70%,提高了30%,生物量提升60%。”郭跃东表示,湿地植被恢复技术在松嫩平原扎龙湿地、莫莫格湿地、向海湿地建立了53000公顷恢复示范区,在三江平原洪河湿地、三江湿地建立了植被恢复示范区20000公顷。  其中,莫莫格湿地恢复后,白鹤食源植物增殖40%,停歇时间由平均40多天延长至70多天,种群数量增加至3800只,占全球白鹤数量的98%以上,退化湿地恢复的生态效益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东北地理所依托三江站、兴凯湖站等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台站,在黑土地的安全屏障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监测、研究和示范工作。  比如,针对黑土区湿地生态系统,三江站科研团队开展湿地精准生态补水与农业用水保障的流域水资源综合调控、退化湿地恢复与合理利用技术模式、湿地消纳农田退水工程技术等工作,提炼黑土区湿地综合效益提升对策方案。  第一部《中国沼泽志》、第一幅《中国沼泽分布图》、第一套《湿地观测规范与方法》、第一个沼泽湿地数据库……三江站科研团队在30多年的观测与研究中,填补了我国多个领域的空白。  “在这里就是一个农民”  曾在三江站工作的研究人员笑称:“自己在这里就是一个农民。”正是这一批批自称“农民”的人,在三江站通过观测和试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野外科学观测研究数据。  20世纪80~90年代,在经费短缺、实验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三江站站长、东北地理所研究员宋长春利用有限的监测仪器,亲自前往一线采样,获得了很多一手的实验数据,为三江平原地区湿地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对气候系统的反馈调节效应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自从加入碳通量观测网络以后,三江站在站内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已实现了多个站点气象和水文数据的实时传输。如今,三江站形成了以三江平原为中心,辐射至大兴安岭、吉林西部及辽河口湿地的网络格局。  “我们有5套涡度相关系统仪器的数据采集和处理,需要高速的信息传输系统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保障大量数据的监控和高效处理。”郭跃东告诉记者,“由于站点间距离遥远,监测项目较为复杂,每年监测数据庞大,仪器维护和数据获取需要进一步自动化。”  像郭跃东这样长年驻扎在三江站的科研人员还有很多。他们以站为家,通过定点观测和采样分析,先后向国家及省、市政府部门提交关于三江平原水资源合理利用政策及湿地生态保护政策等咨询报告5份,提出缩小三江平原湿地开发规模、加强三江平原黑土区中低产田改造的建议,并被相关部门采纳。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10-13第3版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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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胜和王树东团队研发的挥发性有机气体(VOCs)催化净化技术,在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乙烯厂聚烯烃装置工艺有机废气催化净化过程中完成两年的稳定运行,各项指标满足环保要求,通过了应用单位的验收。  VOCs的排放会对人体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危害。催化燃烧是最有效的末端治理技术之一,但VOCs组分多样、工况复杂,环保排放标准的提高对催化燃烧技术和催化剂的开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王胜和王树东团队开发出兼具广谱性和专一性的燃烧催化剂净化技术,实现了催化剂的规模化生产。该技术已在印染、涂装尾气催化净化过程中连续稳定运行3年。  这项研究是该技术在合成树脂行业的又一成功应用。验收结果显示,净化装置出口尾气中非甲烷总烃浓度低,优于我国石油化学工业VOCs排放限值。此外该技术还具有较高的操作弹性,可同时满足正常运行工艺过程尾气和检修期间原料罐区产生的VOCs净化需求。  目前,该VOCs催化净化技术已推广应用于13个VOCs尾气净化项目,催化剂性能得到了广泛验证。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08-23第3版能源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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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第五届中阿博览会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举办期间,中科院西安分院、宁夏科技厅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院地科技创新合作关键技术专场对接会。  此次对接会上,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白光祖就“十四五”期间如何通过院地科技合作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给出了“供需清单”;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王钰等专家围绕各自研究方向推介了近10项重要技术成果;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化毅等专家团队与宁夏区内企业达成了明确的产学研合作意向,签订了5项科技合作项目或战略合作协议。  来自中科院的10余名专家及宁夏科技管理部门负责人、企业家30余人线下参加了会议。另有6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300多人通过线上方式参加会议。  中科院作为“科技支宁”6个主体单位之一,围绕枸杞、葡萄酒等宁夏特色优势产业共建创新研发平台,为助力宁夏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08-23第4版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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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面向需求、扎根一线、深入市场,为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前,GEOVIS空天大数据平台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团队等9个团队获得中国科学院2020年度科技促进发展奖。本报为此开设专栏推出系列报道,探究这些团队将科技成果从“书架”搬上“货架”背后的心路历程。2001年,杨联明(左)与中船汉光公司总经理汪学文讨论有机光导鼓产品质量问题不同型号的有机光导鼓。杨联明团队供图  日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化学所)研究员杨联明收到了一个红本本,他领衔的“有机光导鼓及其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团队”荣获中国科学院2020年度科技促进发展奖。  对杨联明而言,这是最近一年来的又一个好消息。2020年1月,基于化学所深耕50年的原创技术成立的企业——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汉光)获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受疫情影响,原本由杨联明亲赴深圳“敲钟”的中船汉光上市仪式推迟了半年。2020年7月9日,杨联明在线上远程参加了这个仪式。  当天,中船汉光开市涨幅43.95%,迎来开门红——杨联明的“冷板凳”坐“热”了。“做了几十年基础研究,如果不是真的一步步走来,我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工作能够取得这么大的经济价值。”他告诉《中国科学报》。  从“科学”中来  有机光导鼓(OPC)的概念虽然有些陌生,但它作为打印机、复印机等自动化办公设备的常用耗材“硒鼓”,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程师切斯特·卡尔逊(ChesterCarlson)利用材料的光电转换性质,发明了静电复印技术。“这一发明被认为是信息处理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杨联明说。  静电复印是一个将静电潜像用带电色粒显影获得可视性图文的技术,与后来的激光打印一样基于静电照相原理(Electrography),主要包括成像、显影、转印、定影等步骤。  光导鼓是实现这一技术的重要器件。它是在导电基底上镀涂一层十几微米的均匀、光滑、坚韧的光导材料薄膜而形成,具有光电转换功能。这个看似简单的元器件,实际上蕴含着材料学、电学、光学等多学科知识原理和配方工艺等技术内涵,其中光导材料是最基础的,也是科学家们付出最多努力寻求的目标。  光导材料从硒、硅、氧化锌等无机半导体转向灵敏、高效、环保、低成本的有机半导体,主要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全球范围内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适用于现代社会办公自动化需求的激光打印机开始发展起来,作为其核心部件的有机光导鼓产品显示出巨大的市场前景。然而,有机光导鼓这一核心技术仅有国外发达国家的少数大公司掌握,对我国实行严格技术封锁,以此垄断攫取高额利润。  杨联明表示:“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为什么我国一些产业受制于人,原因在于基础研究这个总开关。”20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内有机光导鼓产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当时,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已经前瞻性地意识到,开展有机光导鼓相关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局向化学所提供经费10万元,启动有机光导鼓的研发。杨联明回忆,这些工作让研究人员对有机光导鼓的了解、认知和掌握达到了新的水平,具备了制备原理性器件的能力。  事实上,更加基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前。化学所在国内率先开展有机信息记录材料领域的攻关,培养组织了一支站立在科学前沿的“执牛耳”队伍。  产业化取得初步成功后,科学探索的脚步也没有停止。2005年,杨联明团队将其在合成化学研究中取得的“镍催化乌尔曼反应”新方法及时推向有机光电材料的实用化合成中,较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至今这一技术仍在沿用。  近十年来,杨联明团队持续开展相关新材料、新产品及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工作,聚焦有机光导鼓和墨粉制备技术攻关,积累了一大批先进原创技术。  化学所党委书记范青华告诉《中国科学报》:“作为一家始终定位为基础研究的研究所,面向应用问题部署基础研究已经成为化学所的优良传统。而作为代表性基础研究团队之一,杨联明团队甘坐冷板凳,专注做好一件事,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厚积薄发,是产学研合作的典范。”  到“生产”中去  20世纪90年代的“八五”“九五”期间,有机光导鼓技术连续两次被列入国家“863”计划项目。  作为有机合成专家的杨联明正是在“863”计划结束的前一年加入团队,肩负起将研发技术成果转化成工业化应用的艰巨重任。“从功能导向的材料设计、选择到原理器件,每一个环节都是全新的挑战。”他告诉《中国科学报》。  有机光导鼓技术从“科学”中来,下一个任务是到“生产”中去。“九五”期间,“863”计划部署重大项目支持有机光导鼓技术产业化,成为摆在科学家面前的新题目。1995年前后,有机光导鼓的产业化工作遭遇了第一次失败。当时,化学所计划与江苏常熟一家半导体器件厂合作开展年产10万支生产线的工程,但在放大生产线的设计和建造方面遇到诸多难题,工程进展缓慢。  “从实验室中1克材料的合成、几毫升配液的小面积涂布到工业级的百公斤材料制备、几十升涂布液每天几千支产品生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杨联明感叹道,“我们当时连生产线是啥样都不知道。”  正是这次经历让团队认识到,以“交钥匙工程”来建设生产线是不可能的,实现成果转化必须在正确选择合作企业的基础上,由双方一起攻克工程化难题。最终,化学所联手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所属企业邯郸汉光机械厂,共同推进有机光导鼓的产业化。  2000年11月,我国第一条有机光导鼓自动化生产线建成,年产能力60万支,实现有机光导鼓的国产化和产业化,填补了国内相关产业空白。其间,化学所科研人员一直坚持在一线,和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合作攻关,共计进行了30多批次、百余种组合方案的生产试验。  杨联明很欣慰,有机光导鼓国产化的成功,打破进口产品长期高价格、高垄断利润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的局面。目前,中船汉光有机光导鼓产销量位居全球通用市场前三位,占国内市场份额超过三分之一;墨粉销量位居全球通用市场第一位,占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沃土”促“转化”  “赶上了好时候。”回首过去30年,这是杨联明最深的感慨。  近年来,全社会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氛围,一系列政策工具为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了一片“沃土”。  2015年10月,国务院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随后,各部委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落实修订后的成果转化法,规定“通过转让或许可取得的净收入及作价投资获得的股份或出资比例,应提取不低于50%用于奖励,对研发和成果转化作出主要贡献人员的奖励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50%”。  “这两个50%的措施,极大地激励了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积极投入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化学所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主任张建伟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还注意到,如今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越来越需要团队作战。科研人员对市场的了解有限,对科研成果的市场估值往往把握不准,在与企业谈判时可能处于劣势,专业技术经纪团队应运而生。  化学所现行规定中提到,科研成果转化现金收益不低于50%用于奖励科研团队,一定比例用于奖励管理团队;股权奖励最高可达70%。在这一政策“沃土”激励下,化学所培育了多家高科技企业。最近,参股企业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IPO成功过会。  作为科研管理者,范青华则强调,我们要让科学家“富起来”过体面生活,同时更要提倡科学家专注事业、有创新为民的奉献精神。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02-03第3版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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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清洁能源的典型代表,氢能备受推崇,但由于其化学性质活泼,制取、储运过程的效率和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产业界和学术界。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马丁团队与大连理工大学教授石川团队、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周武团队等的联合研究取得新进展,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自然》。  研究团队设计合成了高密度、高分散的原子级金属铂(Pt)物种和立方相碳化钼(α-MoC)组成的界面催化结构,制备出一种高效、稳定的Pt/α-MoC催化剂。该催化剂可用于催化水煤气变换(WGS)制氢反应,这也是迄今报道的催化性能最佳的WGS催化剂。  WGS反应是能源化工领域制取纯氢重要方式之一。受化学平衡限制,WGS反应在低温进行更有利,这对催化剂活性和耐久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早在2017年,马丁团队等就在《自然》《科学》上报道了Pt/α-MoC和Au/α-MoC催化剂可在低温下实现极高产氢效率,开辟了WGS高效制氢、粗氢提纯等新途径。  “α-MoC具有优异的解离水分子(H2O)性质,室温即可实现H2O的解离并释放氢气。但是,一定温度下表面吸附解离的羟基物种如不能及时转化,在长效催化过程中就存在深度氧化α-MoC,从而导致催化剂失活的问题。因此,如何实现H2O和一氧化碳(CO)吸附活化速率的完美匹配,是进一步提高催化剂反应活性及长效稳定性的关键科学问题。”石川告诉《中国科学报》。  此次,研究团队构建了高密度、高分散的原子级Pt物种和α-MoC组成的界面催化体系,直接观察到H2O在α-MoC表面的解离路径,同时,高密度原子级Pt物种的存在有效促进了CO吸附活化,不仅增强了H2O解离产生活性氧物种的快速反应和脱附,同时开辟了基于CO直接解离步骤的低温协同制氢新路径。  “与其他WGS催化剂相比,Pt/α-MoC催化剂具有更高活性和更宽反应温度范围,可以实现低温制氢,同时研究人员还找到了稳定Pt/α-MoC催化剂的方法。”马丁说。  据了解,Pt/α-MoC催化剂突破了美国能源部2004年车载燃料电池发展规划所推算的催化活性限值,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美国化学会以催化剂助力燃料电池汽车发展为题进行了报道,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发现。  目前,相关制备Pt/α-MoC催化剂技术已申请专利。马丁表示,通过研究Pt/α-MoC催化剂机理,研究团队还揭示出该催化剂高效原因,为后续高效催化剂研制提供了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03130-6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02-01第3版能源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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