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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科院2018年度STS双创引导项目顺利通过验收,项目涉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电芯片、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高精尖领域的原创技术,多数项目已在中科院相关科研院所推动下完成小试、放大实验和中试生产,并进一步引入资本力量推动科技与产业的结合。  从本期开始,本报设立“中科院2018年度STS双创引导项目系列报道”专栏,深入报道项目团队的创新创业案例。  如果有个攻克癌症的机会摆在眼前,恐怕任何一个人都不想错失。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员刘青松就是其中一个。  2012年,刘青松结束了在哈佛大学医学院6年的博士后工作,回国加入位于合肥科学岛的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当年他就有一个心愿:组建肿瘤药物学研究团队,以精准用药实现攻克癌症的梦想。  时隔7年,初心不忘。如今,刘青松带领团队已经在临床上为数千例癌症患者提供了精准用药方案的研究,并取得良好效果,被临床医生交口称赞。  “这些年来,我们针对多种肿瘤的原代可再生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把使用成本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日前,刘青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将实验室里的技术孵化成立产业化的公司,也算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贡献一份力。”  一篇论文引发的求生欲  2013年初,刘青松团队发表了一篇关于淋巴瘤药物研究的文章。“不久,我接到了一个小姑娘父亲的电话,他希望让孩子尝试我们的药物。”刘青松回忆道,“我当即表示不行,因为我们做的仅仅是一个研究工具,而不是能给人吃的临床药物。”  此后,刘青松进一步了解了小姑娘的病情。“她得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白血病,在当时没有临床指南药物可用,小姑娘极强的求生欲望让我觉得,作为一个药物研究人员,应该做点儿什么。”  刘青松团队在掌握了小姑娘的基因分型后发现,从头开发一个新药肯定是来不及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能否从临床使用的老药中找到一个适应这个基因突变的药物?”于是,刘青松团队构建了研究模型,通过对已知临床药物进行大规模筛选,真的找到了一个已经上市使用的药物。  可惜的是,药物虽然找到了,但是那位小姑娘最终还是没有等到。这件事情对刘青松触动很大,“这促使我们开始认真思考临床需求”。  他们从临床医生那里了解到,绝大多数病人并没有明确的基因突变,这样就无从构建细胞模型。“为此,我们换了一个思路,从患者的肿瘤组织中取样,进行大规模的体外药物筛选检测。”刘青松说。  他也指出,虽然使用癌症患者的原代细胞进行研究和产业开发已经逐步成为行业的共识,但由于从癌症患者身上获取的含癌组织量极少、原代细胞体外培养成活率极低、扩增代数有限、原代细胞在培养过程中的细胞永生化等原因,这条思路一直不能大规模产业应用,仅用来做科学研究。  针对癌症原代细胞体外培养扩增技术的难点,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但当年国外公开发表的技术条件在很多情况下重复性不高,成功率较低。”刘青松表示,于是他们把研究的重心做了战略转移,首先定位到“如何实现患者肿瘤原代细胞保持病理特性的快速增殖”的科学问题上来。  这是一项细胞工程技术。  2015年,刘青松遇到一个AML(急性白血病)与CML(慢性白血病)的混合型白血病患者。“当时临床上确实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我们用自己研发的技术,通过患者的骨髓与外周血的培养和药物筛选,在一个星期内就找到了一个药物,在临床上取得不错的效果,患者病情得到了缓解,这更坚定了我们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决心。”  将技术变成产业化公司  此后,刘青松团队把这一技术在多种肿瘤上进行了验证,结果证明了该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  刘青松团队总结了这一细胞工程技术的特点:为临床指南里无药可用的肿瘤中晚期的患者寻找可能有效的药物;为初诊的肿瘤患者发现精准的指南里首次治疗方案,减少尝试的机会,增加治疗窗口期;减少无效的医疗。  在发展了细胞工程的核心技术,并取得初步的临床概念性验证后,刘青松团队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个技术变成一个符合产业化标准的实用技术产品。  2015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双创项目的支持下,刘青松团队通过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来自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产业化孵化平台),联合社会资本和国有股权激励资本,成立了合肥中科普瑞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普瑞昇)。  刘青松对《中国科学报》说,成立中科普瑞昇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中科院前瞻性和概念性新技术,通过资质以及标准化建设等工作,孵化并培育成为成熟的、可使用的新技术,并转化输出产品。  成立以来,中科普瑞昇以转基因技术、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以及肿瘤原代细胞可再生技术等细胞工程为技术核心,通过新技术的市场示范,探索商业模式,为拥有市场渠道的终端公司提供可操作性的商业模式,为新药研发和肿瘤临床精准用药检测提供技术支撑。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公司,刘青松团队也遇到了许多科技人员创业的问题。  “技术在行,但是企业管理、工商税务、环保审查、资质建设等,都是两眼一抹黑。”为此,中科普瑞昇运行人员先后参加了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组织的创业辅导课程、中科院联想学院的创业学习等各种企业管理培训。在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的帮助下,中科普瑞昇逐步走上正轨。  “与做科学研究不同,公司化的运行,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首先要解决正规资质问题。”刘青松解释道,“针对医疗机构的新技术,都需要申请特殊的资质,建设合规的实验室。”  然而,中科普瑞昇要做的临床精准用药新技术在国内还没有先例,如何建立资质、申请什么样的资质,地方监管机构也不是很清楚。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工作,在合肥市高新区政府的支持下,中科普瑞昇的资质建设才初步完成。  “两步走”策略进医院  目前,刘青松团队针对中国高发的肺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肠癌和肝癌以及白血病等大病种,分别发展出了不同的技术体系,能够活检穿刺样本、胸腹水等少量样本以及手术中的样本,在2~3个星期的时间内扩增获得足够筛选200多个药物的保持原始病理特性的细胞数目。  “然而,一个新技术项目如果要进入医院,除了取资质,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刘青松感叹道,“我们实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临床技术,别人没有开展过,国内外没有对标的公司和项目,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所以要直接进入医院,是非常困难的。”  为此,刘青松团队采用了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在中科院STS项目和安徽省“三重一创”精准医疗重大工程的支持下,在很多医院开展临床示范,逐步获得业界认可;第二步,积极使用政府支持的创新政策,例如安徽省发改委、卫健委帮助团队理顺政策,然后推动技术在医院落地。  刘青松发现,团队虽然逐步学会了使用政策,但还没有学会如何驾驭市场。  “这也是科研人员创业普遍存在的局限。”当前,刘青松团队正在积极探索如何与更加专业的市场化机构对接,从而最大化整合优势资源,实施新型技术市场化的创新举措。  刘青松表示,未来团队还将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在成本、技术简化度以及特殊癌症种类等方面开展攻关。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不断进行新的技术临床试验,以期获得更为全面的行业数据,建立相关行业标准。”刘青松解释道,“从市场来讲,就是在取得越来越多的临床使用数据和经济数据的基础上,推动该项技术进入医疗保险的范畴。”  进入医保,可以使这项技术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临床检测项目。“一方面造福肿瘤患者,让肿瘤患者有药吃、吃该吃的药,实现高质量的带瘤生存;另一方面,也降低我们在无效医疗方面的支出,使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对此,刘青松满是憧憬。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5-16第5版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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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河北燕郊的中国地调局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偌大的仓库里保存了数以万计的矿井岩心实物资料。一排排圆柱形的岩心,是揭示地下地层、矿产分布和油气特征的重要证据。  4月1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古生物与地层学家陈旭带领十多人的团队来到这里,一下车,陈旭就忙不迭地安排队员们对岩心里的笔石化石进行观测记录。  邀请陈旭前来的是中国地调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翟刚毅。此前,翟刚毅在云南昭通绥江地区钻取的一口页岩气矿井岩心中,发现了笔石化石层。而通过笔石化石研究来厘清地层中页岩气分布情况,并揭示当地古地理环境特征,正是陈旭的专长。  发现“黄金卡尺”  笔石动物是一类从茎管系统连续规则出芽的海生群体动物,多为浮游生活,部分附着于海底,约在5亿年前的寒武纪中期出现,在3.5亿年前的石炭纪早期绝灭。沧海桑田,笔石动物死后,经亿万年时间洗礼,以化石形式保存在黑色页岩中。  由于笔石动物很多属种演化速度快、地层延限短,且全球广布,因此,笔石常用于早古生代地层的划分和对比。  但笔石真正成为精确测度页岩气地层的“黄金卡尺”,则是因为陈旭的贡献。  过去几年,全球页岩气勘探与开发进入密集期,我国也积极加大科研攻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页岩气勘探开发的相关研究。  2015年,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实验)中心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研究页岩气钻井岩心实物时发现,有几口钻井的岩心中,笔石种类丰富,演化序列规则,且与含页岩气地层有很好的对应性;但在其他一些钻井岩心中,却有一些笔石种类是缺失的;不同的钻井如何用笔石测定统一的含页岩气地层,当时还缺乏科学的标准。  中科院院士、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中心主任邹才能想到了陈旭。“陈旭长期从事我国奥陶纪和志留纪地层学及笔石动物群的古生物学研究,对笔石的系统分类、演化和地理分布,及含页岩气地层形成时的古气候和古地理学都有深厚的造诣。”  自2015年以来的4年时间里,陈旭率团队组织了87次针对四川、湖南等地笔石的联合科考,系统观测了32口钻井的岩心实物资料。根据笔石的种类、分布特征等,陈旭及其科研团队将四川盆地上奥陶统五峰组的笔石地层按时间顺序划分为4个笔石生物带,将五峰组地层之上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的笔石地层划分为9个笔石生物带。这里的笔石带,指的是含有特定笔石类型或组合的某段地层,这13个笔石带因此成了我国页岩气产业部门共同采纳的地层划分标准。  “对这13个笔石生物带的研究发现,五峰组的第二至第三个笔石带、龙马溪组的第二至第六个笔石带,具有产出页岩气的普遍特征。”陈旭介绍,这13个笔石地层,就像一个标尺,只要对钻井岩心中笔石的种类进行分析,确定其对应于13层中的哪一层,就能确定该岩心是否富含页岩气了。  古老学科新应用  开采页岩气,不但需要高端的钻井技术,更需要精准的黑色页岩地层层位标定,其中生物地层标定是钻井现场最快速、精准的方法,可以直接指导打钻至精准的页岩气层位。  在中国的南方地区,东至浙江,南至广西、云南,西至四川,在寒武纪至石炭纪有着相似的古地理环境,并因此形成了相似的笔石地层。随着13个笔石带的确立,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不同岩心资料进行精确对比研究。  同时,五峰组和龙马溪组中能够指示页岩气的笔石地层,在中石油、中海油等生产部门的非常规油气勘探工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黄金卡尺”作用。  在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实验)中心副主任王红岩的背包里,装着地质锤、放大镜和比例尺。“在野外工作中,笔石工作者仅通过一个10倍的放大镜,即可进行快速现场鉴定,准确判断地层年代,框定地层框架,进而为各生产部门提供宝贵的指导意见。”  利用笔石这个“黄金卡尺”,结合地球物理学等数据,王红岩和生物地层小组成员对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钻井岩心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研究,基本查明了页岩气产出的规律和地层分布特征。2018年6月,第27届世界天然气大会在美国召开,王红岩汇报的“页岩气十年发展与创新”研究项目,获得了大会唯一一个勘探生产领域技术与创新奖。  翟刚毅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页岩气资源评价方法与勘查技术攻关”项目,将对不同类型页岩气进行对比研究,并开展页岩气生成机理与富集规律、页岩气资源评价方法和参数体系等多方面的科技攻关。云南昭通绥江的钻井岩心是其项目中对比研究的案例之一。  “我们希望陈旭院士能够帮助分析确定岩心中的笔石种类,及其对应的笔石地层层位。这对于我们反演古地理古环境有重要的价值。”翟刚毅说,陈旭对笔石的研究,是一项“阳春白雪”式的工作,而今应用于生产实践,对页岩气选区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培养更多的实用人才  随着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大规模展开,笔石这一“黄金卡尺”对页岩气选区的实际指导意义进一步凸显。培养更多的笔石研究人才,已经迫在眉睫。  在陈旭指导下,由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单位的青年科研骨干,组成了生物地层研究组,自行编写教材,培养科研技术人才。王红岩是生物地层研究组组长。  目前,已有多批生物地层研究组的学员毕业,走向页岩气生产实践,成功应用笔石生物地层学的方法精准定位页岩产气的有利地层。生物地层研究组组长王红岩就是其中的一员。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中国科学院新时期的两大任务。多年来,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一直努力推动研究所与产业部门建立实质性的深入合作,真正将科学研究转化为生产力,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7年,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依托中国科学院资源地层学与古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分别与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实验)中心及中海油实验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及共建联合实验室协议。该联合实验室将针对中石油、中海油等单位古生物学基础研究薄弱、地层古生物学应用研究对油气勘探开发生产的支撑能力停滞不前等问题,提供科研技术支撑和人才培养支撑。  2018年12月,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为了加强与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合作,在中国科学院资源地层学与古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咨询服务工作的基础上,抽调部分从事地层古生物学基础研究的力量,特别成立了地层古生物咨询中心。  据悉,该咨询中心是研究所与全国能源、沉积矿产等相关部门以及高校、博物馆等单位之间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的桥梁,将开展古生物岩石样品分析鉴定、地层和古生物科技咨询等工作,积极致力于解决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地层和古生物问题,加快将古生物所科研成果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的步伐。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4-25第5版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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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吃猪肉吗?”  “吃一点。”  “您为什么要研究猪饲料?”  “因为事关民生。”  瘦肉精、抗生素、重金属残留,曾一度让人谈猪肉而色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亚热带生态所)研究员印遇龙带领团队,对猪的营养密码展开了30多年的破译。  “我们希望从猪嘴巴到猪屁股实现全程管控,顺应市场对猪肉品质和生态养殖的需求,让老百姓吃到放心的猪肉。”日前,印遇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说。  研究猪先养猪  要研究猪,必须自己养一头猪。30多年前,湖南小伙印遇龙在亚热带生态所建起了一栋猪舍。如今,不仅猪舍变成国际知名的亚热带农区畜禽健康养殖研究中心,印遇龙也晋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自嘲是个“养猪院士”。  然而,养猪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猪笼子自己做、猪崽子自己抓、猪生病自己治……印遇龙从养猪、称猪到打点猪饲料,都是亲力亲为。几万公斤的饲料、猪粪、猪尿,都是印遇龙与团队一起托运收集。  为了研究猪的营养物质代谢情况,印遇龙和团队整天都要守着猪取样,猪舍每天都会传来猪撕心裂肺的嚎叫声,夹杂着工作人员来回追赶的脚步声。印遇龙回忆道:“给猪做手术非常难,一开始我们还不会使用麻醉剂,全程需要三四个人压住它,给它插管子,我们很多工作人员都被猪咬伤过,做完手术还需要护理它们。”  研究动物,不仅成本高,实验条件也苛刻。印遇龙以采集猪的血液举例,“血液除了定性还要定量,实验需要知道猪一天流了多少血,但采样非常不容易,猪会乱动,插管子会乱咬,连续给猪取血,导致它攻击性很强”。  然而,对于印遇龙和他的团队来说,没有最艰苦只有更艰苦。“每次采集到的猪粪要弄干,早年为了不干扰周围群众的生活,我们都是把猪粪放在办公室里,关着窗子烘干,一日三餐都叫别人送饭进来。”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印遇龙团队率先对中国40多种单一猪饲料原料和18种混合日粮中回肠末端表观消化率进行了系统测定,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生长猪有效氨基酸的需要量。这些研究成果被收入中国饲料数据库,在行业内广泛应用。  从猪饲料着手  20世纪80年代,我国市场上猪肉产品紧缺,急需研制出高质量的饲料,让猪在最短的时间里多长肉。各种猪饲料的转化率究竟怎样呢?为此,印遇龙团队提出研究“猪饲料营养物质与代谢产物回肠末端消化率测定新技术”。  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的消化率,是指导猪饲料配方的重要参数。“如果仅仅用粪便分析方法,因大肠特殊环境的影响,数据会受到干扰;只有同时测量回肠食糜,才能得到真实数据。”印遇龙指出。  测量回肠食糜,传统方式是屠宰实验用猪,一个样品要用掉一头猪。中科院亚热带生态所研究员黄瑞林于1986年加入团队,他记得印遇龙在出国深造回国后引进的瘘管手术新方式,“在当时我们是国内第一家采取此技术的单位”。  印遇龙团队还发现,仔猪断奶会引起一系列的应激反应,堪称“最难养的猪”。于是,在阐明仔猪肠道结构和功能的调控机制后,团队建立了仔猪肠道健康调控关键技术,并开发系列新型饲料添加剂和仔猪饲料产品,解决了仔猪断奶后腹泻、采食量低和生长阻滞的问题。  “半胱胺、亮氨酸和牛磺酸等功能性氨基酸可调控氮代谢技术”,能在低蛋白水平上使猪的体形和肉质得到改善,避免了瘦肉精的使用;“氨基酸金属螯合物技术”,能在猪营养和生长效果无显著差异情况下,使微量元素得到安全利用……印遇龙团队围绕猪饲料展开了系列攻关。  针对我国蛋白饲料资源利用率低以及氮磷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一重大问题,印遇龙团队还创建了生猪氮磷代谢与调控技术评定新,用以解决传统饲料配制不当的难题,实现了猪饲料氮磷的高效利用。  圆生态养殖梦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生猪饲养总量和猪肉消费量约占世界的50%。生猪生态养殖事关我国万亿生猪产业可持续化发展,对保障国内乃至国际生猪产业和粮食战略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如何让猪长得快?如何让“放心肉”上餐桌?如何实现生态养殖?这是印遇龙团队30多年养猪生涯所追求的三个目标。为此,他一直努力和产业界结盟,让中国生猪养殖变成技术创新的先锋。  印遇龙提出,生态养殖首先是从源头减排减量化。一方面从饲料出发,合理添加氨基酸、矿物元素,利用酶制剂、氨基酸微量元素螯合物,减少粪便中N、P的含量。另一方面从粪便本身入手,包括减少冲栏用水,将实心地板改为半漏缝地板,改进饮水器避免猪群饮水浪费,改善猪群生活环境。  他带领团队建立了40多种猪饲料原料中磷、氮、氨基酸、淀粉等营养素消化利用率数据库,创建生猪低氮磷日粮源头减控技术体系,形成以减少氮磷过量排放为目的的系列低氮低磷饲料产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  如何解决畜禽养殖、环境保护及粮食战略安全三者之间的矛盾,长久以来都是各国科学家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为了管好猪屁股,印遇龙带领团队从提高动物营养的有效吸收率做起。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动物营养的有效吸收率提高了,饲料就用得少了,动物的粪便排放也就少了,养殖、环境和粮食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印遇龙说。作为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发起人,印遇龙希望联盟能推动探索一条生态养殖之路。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4-11第5版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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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右一)讲解第三方评估系统  3月15日,美国哈佛大学网站报道,1990~2015年,中国极端贫困率降低了94%。这是一个巨变,影响了很多人。一位哈佛学者认为,世界其他地方或许应借鉴中国一项成功的经验——大力减贫。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有这样一支团队,他们耗时4年,组织4600人次,完成了346个县、2100个村、6.9万户的实地调查,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交各类评估报告78份……这支团队的名字叫国家精准扶贫成效评估决策关键技术及其应用团队,于2015年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  “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调研。”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研究员告诉《中国科学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在慰问调查人员时指出:“第三方评估组织队伍,深入贫困地区,进村入户,开展评估调查,是21世纪最大的上山下乡运动。”  挑战难啃的“硬骨头”  我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推进扶贫开发战略,不断探索扶贫开发模式,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  按照国内贫困线标准测算,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减少至2015年的5.7%。但2015年底仍有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啃的“硬骨头”。  “农村贫困化是一个复杂的区域问题,精准扶贫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领域和主体。”刘彦随说,“精准扶贫唯有接地气、补短板,形成内生力、聚合力,才能推进形成优势互补、内外联动的发展新格局,把精准脱贫责任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刘彦随对接地气的理解是,要遵循自然规律、顺乎人理、尊重民意、因地制宜,坚持脚踏实地、立足农村实际,这是确保扶贫开发“精准化”的重要前提。  扶贫“短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集”。刘彦随表示,这既体现在贫困地区各项经济与社会指标排位的居后,也表现为基础设施保障与产业发展的落后,还有思想观念与制度建设的滞后。  刘彦随团队在河北省阜平等国家级贫困县的实地调研中,发现了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做法:对有发展产业意愿的贫困户,通过具体项目予以扶持;对外出打工的贫困户,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对大山区不宜居住的贫困户,实施异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家庭子女上学,分类型进行补助;对无劳动能力的低保户和五保户,实行社会救助。  他还将计划落实到行动,亲自带领团队在阜平县试验坡地整治工程,示范建立了荒地整治—生态治理—特色农业—土地资产—农户增收的转型发展范式和工程扶贫模式,亩均收入超万元,探索出了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三生”结合、“三产”融合新机制,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提供了新途径。  接受任务从零开始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出台,提出加强对扶贫工作绩效的社会监督,开展贫困地区扶贫群众满意度调查,建立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和扶贫成效的第三方评估机制。  刘彦随也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然而新身份带来的新工作却需要从零开始。“没有先例、没有标准、没有平台、没有人员……”刘彦随说,“这不仅仅是一项科研任务,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从起草方案、组织队伍、实地调查,到建立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制定标准规范、开发技术平台,刘彦随带领团队不断探索、攻坚克难,保障评估调查的每个环节、数据、问题都规范、准确、客观。  “我们的工作关系到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扶贫的精准性和成效情况,将支撑国家和中西部各省精准扶贫成效考核与决策咨询。”刘彦随感叹道,“因此,第三方评估的程序与结果必须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基于评估调查实践,刘彦随创建了“六个一”评估调查技术规范:调研人员进村入户时要携带一套问卷、一部摄像机、一支录音笔、一台照相机、一个GPS、一张地图。他说:“我们力争做到调查信息可追溯、过程全记录、位置可跟踪、结果可视化,确保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2017年,刘彦随牵头开发国家精准扶贫成效评估大数据平台系统,将多元数据融合和时空数据关联,研发了评估调查大数据的实时传输、交互校验、指标定量测算、标准化统计分析、评估结果可信度检验和成果可视化表达等系统功能,实现了评估调查信息化与标准化。“利用该平台,我们经常会对摄像素材进行抽查解析,从农户受访时的面部表情、神态变化,判断其是不是说了真话。”  第三方评估获认可  4年时间,刘彦随团队每年冬天组织近1000名专家,分赴100多个县的最贫困地区调查2万农户。“有的调查成员在偏僻的山村一走就是一天,只能自带水杯、面包、咸菜进村;有的调查成员在冬天手脚都生了冻疮,依然埋头工作。”刘彦随自己从开展第三方评估工作以来,每两三个月就会穿烂一双鞋。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彦随带领团队开展的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得到了认可。通过连续4年的评估考核,全国贫困人口识别准确率提升了3个百分点,部分省份的识别准确率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提高近13个百分点,其中第三方评估结果与问题反馈发挥了重要“指挥棒”作用,为后续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技支撑。  “很扎实、很出色、很有显示度。”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如是评价刘彦随团队的评估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听取汇报后指出:“第三方机构在评估中做了大量工作,既展现了宏观整体情况,又作了典型案例剖析,对评估成果应给予充分肯定,对评估问题建议要高度重视。”  李克强还要求各部门负责人主动作为、对号入座,针对问题认真研究,向国务院反馈解决方案,并指出决不能让第三方评估报告“束之高阁”。  “精准扶贫不是强行脱贫,而是要拔除贫根。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营造起扶贫扶志扶智的制度环境,引导民众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刘彦随说,“扶贫,最终是要让贫穷的人自己站起来。”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3-21第5版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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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舟(左)和基斯林在实验室。  正是由于这一研究成果,临床患者所需的大量大麻素可能不再需要辛苦种植大麻类作物,只需在工厂里连续24小时培养合成这种小小微生物,然后提取对应的化学分子就可以了。  大麻素有着重要的临床医用价值。通常情况下,人工需要6个月才能种植和提取出大麻素。日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主任杰·基斯林(JayD.Keasling)团队首次在微生物中合成大麻素及其相关衍生物——也就是说,仅仅使用发酵罐,就能合成大麻素。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  2017年9月,基斯林与深圳先进院合作建立合成生物学实验室,致力于推动合成生物学产业化进程。随着新一阶段成果的发布,基斯林团队的科研工作也引起了国内企业的关注。  3月14日,基斯林团队在深圳先进院与国内某生物技术企业签署协议,双方将投资千万元建立联合实验室。这也是基斯林团队首次在国内与企业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合成生物学技术成果高效转化。  精心“酿”制大麻素  大麻在世界范围内的种植和使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人们对其主要活性分子大麻素类化合物中的个别分子已进行部分研究,发现部分大麻素具有有效的药用价值。  虽然大麻素具有临床医用价值,但其提取却存在难度大、操作复杂等难题。基斯林团队成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罗小舟(论文第一作者)经过研究,决定利用微生物发酵的方法来大规模制备多种大麻素及其衍生物。  团队在只有8微米直径的小小微生物——酿酒酵母上,植入高产的大麻素基因,再把带着大麻素基因的酿酒酵母放到发酵罐里。“酵母好比一个细胞工厂,可以像酿酒一样酿出大麻素。”基斯林向《中国科学报》解释道。  正是由于这一研究成果,临床患者所需的大量大麻素可能不再需要辛苦种植大麻类作物,只需在工厂里连续24小时培养合成这种小小微生物,然后提取对应的化学分子就可以了。“这项工作对于基础研究和医药学研究均有重要的价值。”北京大学药学院分子与细胞药理系主任刘涛研究员这样评价。  据了解,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已经批准将大麻素类药物用于治疗癫痫、免疫性肝炎等部分罕见病。在美国,大麻提取物——大麻二酚(CBD)每年至少造福了一万个家庭。  美国女孩夏洛特,因患有婴儿严重肌阵挛性癫痫综合征(Dravet)而频繁发作癫痫。夏洛特在3岁时癫痫发作次数已达每星期300次,相当于每半个小时就会发作一次。求医无果,夏洛特的父母为她尝试用大麻二酚作为治疗手段。一年后,夏洛特发作次数已控制在每个月4次,基本恢复日常生活。  “传统种植提取技术的局限性以及大麻素本身的药用价值都激发了我的探知欲。”罗小舟说道,“现在很多研究表明不同的大麻素能潜在用于治疗其他的疑难杂症,我们的研究很有意义。”  研以致用是关键  科学突破只是第一步,研以致用才是关键。“与其期待未来,不如创造未来”,这是深圳先进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筹)的建所宗旨。  “合成大麻素只是一项科学探究,未来在中国我们将根据市场需求,将合成生物技术更高效率地投入应用。”作为国际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先驱,基斯林对于该项研究给予了重要指导,并希望该成果能尽快投入应用。  罗小舟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时我们分析手段有限,基斯林帮助我们协调引入专业分析团队,将原本一个月才能进行一次的分析测试提升到每周一次,极大地缩短了分析测试周期。”  今年元旦,基斯林在深圳先进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正式升级为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设立该中心的初衷,就是希望依托基斯林产业化的国际经验,以国内的市场需求和地区战略为导向,做更多有价值的尝试。”深圳先进院合成所(筹)所长刘陈立表示。  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开发新型的合成生物化学理论及方法,利用前沿的合成生物学技术改造自然界(植物、真菌、动物)已存在的天然代谢途径,并引入工程微生物中,基于廉价原料制备有价值的天然或非天然产物。刘陈立说:“我们正在通过授权公司及成立新公司,推动实现天然和非天然产物的商业化。”  “基斯林为实验室建设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他的带领下,每位课题组长每周一小时的汇报、每月一次与每位组员的一对一交流,让整个中心得以全速前进。”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汤红婷告诉《中国科学报》。  据介绍,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今年还将新引入十多位国外合成生物学领域专家并建设研究团队,争取在前沿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过程中迸发新活力。  共建“细胞工厂”  “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让我很期待,希望可以共同推进合成生物学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基斯林表示。此前,基斯林对于青蒿素的研发,变革了中药提取青蒿素的传统手段,是全球合成生物学产业化的最重要案例。  基斯林还在美国通过生物发酵的方法成功生产角鲨烯,并应用到化妆品中,使其达到很好的保湿效果,目前已有产品在美国丝芙兰独家代理销售。他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成功生产了‘伯克利酿造科学’牌啤酒,实现了啤酒风味的个性化定制。”  深圳先进院党委书记杨建华表示,深圳先进院引入基斯林,并成立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也是希望通过改造微生物或植物细胞,以生物合成手段生产植物药活性分子。  在深圳先进院推动下,基斯林团队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联合实验室将主要围绕合成生物学、先进生物制造技术等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技术平台建立及人才培养等多层面进行广泛合作,打造一座“细胞工厂”。  “深圳先进院经过近13年的发展,已经在高新科技成果产出及促进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杨建华期待,这家与企业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不仅可以产出更多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还可以加速合成生物学的产业化进程。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3-21第6版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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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5日,由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合作成立的上海联和日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应物所举行揭牌仪式并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董事会。联和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秦健,中科院先进核能创新研究院院长、联和日环能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洪杰,上海应物所副所长(法定代表人)、先进核能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戴志敏等出席会议和揭牌仪式,秦健和戴志敏共同为联和日环能源公司揭牌。      联和日环能源公司的成立,是研发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TMSR),打造基于TMSR的低碳复合新能源系统全产业链的重大举措。公司由联和投资公司现金投资,上海应物所及代表TMSR团队的特盖德(上海)能源科技合伙企业以熔盐储能与高温制氢相关技术和专利作无形资产投资,近期重点开展熔盐储能、高温制氢技术研发(示范)与应用推广,研发100kWh超高温熔盐储能中试装置和20kWe高温电解制氢中试装置,筹措资金在甘肃省建设熔盐储能和高温制氢示范装置;中长期开展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研发(示范)与推广应用。      会前,秦健一行实地参观了TMSR成果陈列室、高温熔盐回路、材料蠕变实验室、干法分离实验室、熔盐化学实验室、高温制氢实验室、自然循环回路、热工试验大厅等TMSR研发成果和实验室,详细了解TMSR项目的应用前景、发展现状及关键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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