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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9月2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哲学所)在京揭牌,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出席成立仪式并致辞。  在致辞中,白春礼系统阐述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指出科学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哲学观念上的变化,而哲学思想的变革也会为科学的洞见提供广阔的思想空间。在中科院成立哲学所,正是为了聚焦于科技发展和科技前沿中的基本哲学问题,以及与哲学紧密相关的科技问题,从哲学角度助力科技创新,为中国科学的跨越式发展,乃至未来的科学革命,寻求更为坚实、更富活力的概念基础。  《中国科学报》特刊登致辞全文,以飨读者。各位来宾:  今天(9月24日,编者注)正值北京的金秋时节,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汇聚一堂,共同见证中科院哲学所正式成立。  在中科院建立哲学所,是中科院党组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做出的重要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目标任务也圆满完成。我们正积极对未来的发展布局进行谋划。在刚刚举行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要求科技工作者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从根本上来源于科学革命。要有独有的、别人卡不了脖子的关键技术,需要有独创的、敢为人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现代科学技术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我们经历了学习阶段、跟踪阶段,现在有条件也必须要开始进入独创阶段。科技创新要跨进新阶段、迈上新台阶、步入新境界,需要在科学家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涌现新的科学概念、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而如何才能形成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氛围、营造有助于独创性观念产生的环境、夯实突破性成就生长的基础?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反思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规律,因而需要进一步深刻认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哲学是科学之源。现代科学的前身就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之后相当长时间内,科学家都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牛顿的伟大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包含了进化思想的萌芽;道尔顿在其《化学哲学新体系》中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古希腊哲学家对浩渺星空的好奇和惊异、对宇宙本质问题的痴迷和热情、对思想穷根究底的辩驳和拷问、对逻辑与理性的推崇和赞赏,为现代科学传统注入了最深层的精神内核。  从科学发展的动力来看,哲学往往是革命性科学思想的助产士。科学研究不只是观察、实验和计算,而且还需要一整套概念和思想的支撑。已有的科学概念和思想,既是一段时期内科学进步的探照灯,又构成了对这一时期科学家的约束和限制。按照许多科学史家的看法,科学的发展是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替的过程。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主要是在既有的范式下解决各种问题,他们的工作似乎与哲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共同体需要建立新的范式,需要用新的概念之网来重新整理科学事实。而科学概念和思想的变革,有赖于科学家完成思维上的自我超越,这时候必然会涉及到哲学上的争论,必然会在哲学思想中寻求灵感。以牛顿力学的建立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都有新的哲学思想的催化作用。  从人类的知识系统来说,从人类探索自然真理的过程来说,科学和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把科学知识比作一个圆盘,圆盘的边缘是观察实验获得的经验知识,从边缘往里是科学中的理论知识,圆盘的中央则是有关自然的基本哲学观点。任何科学理论的内核,都带有某些哲学预设。科学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哲学观念上的变化,而哲学思想的变革也会为科学的洞见提供广阔的思想空间。可以这样来说,缺乏哲学的科学是盲目的,而缺乏科学的哲学是空洞的。正是科学和哲学的相互激荡,使得人类的思想一次一次突破和超越自我,造就了人类文明的辉煌。  当代科学的发展正酝酿着巨大的突破,我们正在进入对宇宙、生命、意识的认识的深处,这直接关联着众多重大哲学问题,比如数学的基础和本性问题、量子理论中的本体论问题、复杂性科学中的演生论问题、认知科学中的心身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人类理解和改造世界、促进自身文明的发展,构成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挑战和革命性转变的契机。这些问题的澄清和解决,需要科学与哲学联手推进。笛卡尔、莱布尼兹时代那种科学与哲学紧密结盟的时代已悄然复归。未来的科学革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激发和引导;而哲学方法和思想的变革,也离不开科学的批判与滋养。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呼唤科学与哲学建立新型的、更加紧密的结盟。  中国的科学发展要实现阶段性跨越,就必须紧扣科学前沿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开拓和创新,而不能只是在已建立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路径上跟踪国际上的工作。中国的科学家有自己的美德和优势,但也存在原创性普遍不足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原因,包括科学传统薄弱,以及科研制度方面的缺陷等,除此之外,我们在创造性思维上的缺乏也有重要的关系。要补上这个短板,哲学的学习和哲学思维的训练非常重要。在中科院成立哲学所,正是为了聚焦于科技发展和科技前沿中的基本哲学问题,以及与哲学紧密相关的科技问题,从哲学角度助力科技创新,为中国科学的跨越式发展,乃至未来的科学革命,寻求更为坚实、更富活力的概念基础。这对于提升科技原创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抢抓科技革命机遇,无疑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意义。中科院党组对哲学所的发展以及它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充满期待。在这里,我对哲学所的建设提出几点希望。  首先,要精准定位,密切围绕当代科学的前沿和基础问题开展研究。特别是要结合物理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在宇宙、生命、意识的本质这些正酝酿革命性突破的问题上,开辟新的思维空间;其次,要广纳百川,吸收人类科学与哲学的优秀成果,发挥中国传统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独特优势;第三,要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借鉴国外同类研究机构的有益做法,参考科学院新建研究所的成功经验,高起点建设,广揽人才,快速发展,尽早建设成为一个新型高水平研究机构;第四,开放合作,加强科学界与哲学界的联系、加强与国内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的联系、加强与国外同类型研究机构的联系。  各位来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当前国际环境包括科研环境也处在激烈变动中。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是要沉下心来,凝神定力,抓源头、抓基础,建立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发挥科学与哲学的相互促进作用,矢志不渝、久久为功,形成一个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不断涌现的科研环境,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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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我们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概括来说就是了解生命演化历史、启迪人类未来发展  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门从事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这是一门探索自然和生命奥秘的学科,也是一门典型的生命科学与地球科学交叉的基础前沿学科。这门学科也一直是冷门学科的典型代表,我们经常被问,“研究这些到底有什么用?”  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上,总书记和我的同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进行的对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冷门怎么看?按一般概念,一些冷门的东西没有用。这种认识可能把一个领域的事业耽搁了。做科研事业的评估,要有长远的眼光、世界的眼光、科学的眼光。”这对包括我在内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而言是极大的鼓舞。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我们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概括来说就是了解生命演化历史、启迪人类未来发展,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这类问题通常被认为是哲学领域的重大问题,而我们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去寻找客观世界的答案,描绘生命演化和人类演化路线图,并不断地加以精细化。例如我们所付巧妹研究员通过中国南北方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逐步揭开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史前人群南北格局、迁徙扩散及遗传混合历史的面纱。  通过长期坚持坐冷板凳,我们所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代表了本学科在国际前沿领域的最高成就,在国际上频繁拥有“高光时刻”。比如,2014年,我们有两项重大成果分别入选《自然》杂志十大科学事件、《科学》杂志十大科学进展;2018年古脊椎动物学家张弥曼荣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在大英博物馆内,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首任所长杨钟健的照片,与达尔文、欧文等世界级科学泰斗悬挂在一起,他也是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那么,为什么还总是会有人质疑“冷门学科有什么用”?冷门学科之所以“冷”,究其原因,一方面,基础研究学科面临“有用无用”功利评价之殇。长期以来,浮躁的观点认为基础学科是“无用”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另一方面,科技资源配置过多向“有用”学科方向倾斜,这类战略短视行为也加剧了冷门学科的边缘化。在青年后备人才梯队培养方面,冷门学科面临痛点,由于受研究生招生指标和编制资源限制,我们所一些分支学科面临萎缩。  我们期待,全社会对冷门学科的价值会有更充分的认识。我们也坚信,潜心从事基础学科研究,坐得住冷板凳,将为提升国家文化自信和科技实力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我们的特殊贡献。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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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互动,各自发挥优势和专长,遗产保护和利用并重,学术与科普互促,最终实现保护、科研、科普、旅游互益共赢。水洞沟遗址这种保护实践模式,对其他史前旧石器时代的大遗址具有借鉴意义  在中国西北苍茫的毛乌素沙地和滔滔东流的黄河之间,宁夏水洞沟遗址坐落于此。  约4万年前,一群从北方迁徙至此的狩猎采集人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书写水洞沟地区的古史。其后,陆续有先民到此生产和生活,续写史前文化篇章。至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群仍在这里打石制陶,传递文明的薪火……  1474年,自横城至盐池的长城落成,它成为明代长城的一部分。1697年,清朝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准格尔部,循长城南侧古道穿水洞沟而过,留下历史的印记。  1923年,两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在水洞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中华大地在远古就有人类生存繁衍,其后学者不断到此发掘和研究。  如今这处古遗址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为考古学和地质学的科考基地和人才培养的田野学校、中小学研学的露天课堂。它也是我国唯一一处以史前遗址为核心的国家5A级景区,是游客体验文化遗产保护的旅游之地。  持续的考古不断深化遗址的文物价值  水洞沟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产地。该遗址由若干地点组成,散布在黄河的支流边沟河两岸,埋藏着距今4万年至5000年前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不同生存活动所留下的遗物与遗迹,勾画出一幅幅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先民在此迁徙交流、生息劳作、薪火相传的历史画卷。  第1地点最早被发现和发掘。法国学者桑志华、德日进根据这里出土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于1925年在国际学术界率先发文,宣布遥远的东方存在旧石器时代先民留下的文化遗存;这里出土的石器文化处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向晚期的奥瑞纳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当时发生过东西方人群的远距离迁徙。其后该地点又被发掘出更多的遗物和遗迹,表明4万年前带有特定技术的人群到此生产生活过,其重要性愈发突出。这里出土的规范、长薄的石叶制品被认作早期现代人的文化标识,在欧亚大陆西部和西伯利亚广泛分布,在东亚却是凤毛麟角,有学者据此支持现代东亚人群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非洲诞生并自西向东迁徙的早期现代人的后代的论断。  但第2地点给出了不同答案。这里出现距今3万年前后的多个文化层位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将古人类的生存行为演绎得更加绘声绘色。该地点的石制品显示出与第1地点不同风格,回归在华北延续了百万年的小石片文化传统,但一些石器加工得规整、精细,说明技术与文化在发展和跃变。该地点还出土少许精致的磨制骨器和逾百枚用鸵鸟蛋皮制作的经磨圆、穿孔、染色的串珠,表明当时这里生活着一群爱美的“水洞沟人”。精致的石器、磨制骨器、装饰品、艺术创作表明这里本土的古人群也已演化进入现代人的行列。该地点还保留密集分布的火塘,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形成聚落社群。从石器上提取的使用痕迹和残留物表明,当时的先民已在对特定的动植物资源做深度开发利用。  2017年,在第12地点展开的考古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地点出土1.1万年前的丰富文化遗存,包括技艺精湛的细石叶制品,精美的磨制骨针,骨梭形器,骨柄石刀,石磨盘与石磨棒,精巧的磨制小圆石饼等。梭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先民已会织网,以此捕捉飞鸟和快速奔跑的羚羊、野兔,遗址出土的这些动物的碎骨是当时人类的厨余物。石磨盘与石磨棒在后期的农业遗址中常见,表明农业的雏形在这里出现。尤为重要的是,经过对遗址大量碎石的多学科分析,发现这里的先民已经在使用石煮法,即将石头烧热,放到水中使水沸腾,把浸在水中的食物煮熟。对这些遗存的考古发掘和信息解读,显示这里正在实现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狩猎采集生计向农业经济的转型,数百万年迁徙游动的栖居模式向定居转变。  这些重要的人类历史过程节点和证据,都埋藏在水洞沟遗址漫漫的黄沙和层叠的褐土下,通过持续的考古不断被发现。  保护、科研、科普、旅游可以互益共赢  旧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旷野土遗址的可视性和观赏性较差,对社会大众的旅游吸引力不强。虽然该遗址在考古界早已闻名遐迩,但很长时间这里只是人迹罕至的荒漠和残垣断壁。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大众能看得懂、感兴趣,让游客在这里既能得到文化的熏陶,也能获得休闲娱乐的快乐?  在考古专家建议下,水洞沟遗址博物馆首先建立起来。水洞沟的管理者到国内外的相关博物馆考察、取经,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并与鲁美艺术学院、沈阳工学院的博物馆设计人员和文物考古专家一起反复研讨、推敲,最终形成了博物馆建筑与展陈设计方案。  在2011年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水洞沟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对外开放。遗址博物馆通过图片和雕塑系统地展示了水洞沟遗址发现、发掘和研究的历史,用实物、图片和立体场景复原等手段再现了4万年至5000年间先民在这里狩猎采集、生存繁衍的情境。博物馆内最具创意和吸引力的展示单元是沉浸式远古生活体验区。该体验区将声、光、电、幻影成像、动漫、地震平台对接等高科技手段和实景、古环境艺术再现等方式,让游客置身史前环境中,近距离观赏先民制作工具、狩猎采集、载歌载舞的一幕幕片段,身临其境体验狂风骤雨、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难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他们在遗址附近设立古人类生活体验区,为观众表演先民工具制作和资源获取的技艺,让游者亲身体验制作石器、拉弓射猎、钻木取火烤熟肉食,让游客体验远古生存。教育部门推出中小学研学游项目以来,这里的仿古体验活动成了孩子们的最爱,他们在模拟发掘现场学习精耕细作的考古发掘流程,了解科学家撰写人类史书背后的故事,领悟到人类演化到现代这一征程的坎坷和卓绝。  在遗址保护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并颁布实施了《水洞沟遗址保护规划》,使遗址的保护、管理、利用和发掘、研究有章可循;妥善处理了在遗址区开展基础建设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将遗址区内的土长城加以修缮,使水洞沟遗址和明长城这两处国保单位交相辉映。政府部门与企业在准确理解和掌握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明确了相关方的责权利,明确了旅游资源开发不可触碰遗址本体、不可损毁文物、不可破坏遗址环境、不改变遗址管理权限的原则。  在学术方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遗址做持续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发现新的地点和文化层位,不断拓展遗址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作为田野学校,展开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的系统培训,将最新的野外发掘和信息获取技术及理念运用于考古实践,一批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前沿意识的青年人才不断从这里走出。学者们围绕该遗址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提出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创新性的观点和论述,还举办过数次国际、国内行业学术会议,推动和深化了有关史前人类迁徙、技术发展、生存模式等问题的研究和交流,提升了我国相关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围绕该遗址的考古和学术成果所进行的公共传播,使该遗址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2018年,第二届旧石器时代文化节在这里成功举办,通过面向公众的科普讲座、石器制作与使用模拟演示、古人类生产生活场景艺术再现、小小讲解员大赛等形式,普及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文化和生活知识,诠释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程和伟业,传递珍视和弘扬人类历史的精髓、保护和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的理念。  水洞沟遗址的实践模式可概括为: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互动,各自发挥优势和专长,遗产保护和利用并重,学术与科普互促,最终实现保护、科研、科普、旅游互益共赢。这种保护实践模式,对其他史前旧石器时代的大遗址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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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不屑、不敢、不擅长。”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十七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在主旨报告中总结了当前科研人员做科普存在的“四不”窘态。  他呼吁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普,为推动科学文化建设与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贡献力量。  “各种各样的顾忌导致科技界不敢发声,你不敢发声,自然就有人会替你发声。”他说。  科研人员发力不足  优质、原创科普内容较少,是当前科普存在的困境。周忠和注意到,当前,从事科普工作的主体包括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媒介从业者等三大类人群。  其中,媒体和志愿者为主开展的“民间的科普”由于兼职从业者多,专业性和稳定性欠缺,导致优质内容较少,内容大都抄来抄去。而“官方的科普”则指派性强、任务性多,同样导致原创高水平的作品少。  科研人员作为创新主体,是科普的“发球手”,目前发力尚不足。“科研人员的‘缺位’必然导致谣言的‘补位’,以及科普品位的降低。”周忠和强调。  在他看来,前述“四不”窘态中,不愿、不屑、不敢是认识问题,不擅长则是能力问题。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来自于我国科学文化先天不足,缺乏人文精神。“科普的本质是人文的,要讲好科学的故事,科学和人文结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做到。”周忠和表示,“国内外经典的科普作品都有好的科学,并且不乏深厚的人文情怀。”  超越“萨根效应”  一直以来,“萨根效应”被认为是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顾虑。这一概念来自于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经历。热心科普的萨根当上“网红”后,不但受到同行的排挤,还失去了很多学术生涯的重要机遇。如今,很多科研人员做科普的时候脑子里仍然会飘过“不务正业”四个字。  但事实表明,“萨根效应”正在逐渐走向相反的方向。“我们熟知的物理学家霍金、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以及我从事的古生物学领域的史蒂芬·古尔德、尼尔·舒宾,还有颜宁教授等,都是科研和科普两不耽误的正面榜样。”周忠和说。  《自然-天文学》2019年刊发的评论文章《超越萨根效应》指出,科普对科学家职业生涯的损害可能在降低,而带来的益处在增加,例如非传统渠道的经费或项目资助、社会影响力等。  同时,多项研究表明,经常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的产量更高。周忠和对此也深有体会:“科普对表达能力要求较高,对思维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没必要“一刀切”  “行政化是一把‘双刃剑’,但不必搞政策‘一刀切’。”强调科研人员做科普十分重要的同时,周忠和仍然认为,不宜硬性将科普作为所有科研人员的考核指标,最重要的是让科研人员发自内心地认为做科普是有益的、有成就的,科学共同体会认同这样一种行为,同时不会影响到职业发展。  因此,他建议,科研人员要根据自身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权衡科研和科普的安排。“如果年轻科研人员顾虑多、时间有限,那么你先别费工夫。一些国外学者也建议,在拿到终身教职后再花更多时间来做科普。”  此外,周忠和还提出应重视与媒体的互动,及时响应社会需求进行应急科普,保证权威性、严谨性“生命线”等多项建议,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支招科研人员如何做好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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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是指为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提供服务和支撑的平台。这个平台要发展好,就要准确找到清晰的定位、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主动融入区域发展创新战略、掌握一定的对接资源、注重与其他要素的协同、探索具有自身特色工作模式并大力宣传平台功能。  但近期笔者通过对一些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集中调研,对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在被调研的转化平台之中,它们发展程度不一,运作方式也不尽相同。它们中有依托高校院所建设的非法人单元,也有纯市场化的企业;有地方政府参与共建的地方事业法人,也有多种形式混合所有的机构。通过与这些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深入接触,笔者新的体悟如下。  其一,“纯粹”依靠高校院所建设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往往在业务开展方面具有局限性。那些做得比较好的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都走了实体化和市场化运作这条路。充分发挥市场优势,有效调动团队积极性,强调事业职能,坚持在高校院所统一部署下以市场化机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这些特质会让这类平台出类拔萃。个中原因在于,科技成果转化严重依赖科技资源,这要求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要具备集聚多要素、整合多资源的能力。  其二,宽容失败、有空间放手去干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更容易取得成绩。在高校院所,相对科研和教学而言,科技成果转化并非“主流”。再加上发展时间短、工作难度大等特点,科技成果转化更需要体制机制创新。一个依托科研院所建设的平台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的平台能取得一些成绩,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要领导非常支持,让他们放手去干。  其三,很多成功是在摸索实践中得来的。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运作方式不尽相同,但如果问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方式,都得到相似的回答:一开始并不是完全这么设计,因为碰到了许多问题,才逐渐走上这条道路。所以说,很多成功都是在摸索实践中、不断试错的过程中获得的。这也符合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不同领域、不同带头人、不同成果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转化都会遇到不同问题,这也让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千差万别。  其四,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团队与合作。笔者在调研中看到,那些做得好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无一是单兵作战,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团队分工协作,共同“作战”。并且,即便有了大团队,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平台包办,还是要注重合作,比如把一些科技服务工作交给专业的第三方。这些平台坚持有所为,也坚持有所不为。  其五,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可以在做中学、在做中培养。很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不乏独当一面的“80后”和“90后”。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发现他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环节有着很深的认识和理解。由此可以看出,个人能力和工作经验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只是一方面,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也能培育出好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  其六,投资科技成果是平台转化工作的“大头”。科技服务的价值难以计量,因此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仅靠对接、法律指导等科技服务很难盈利。实际上,科技服务仅是平台汇聚成果资源的方法和手段,要真正从科技成果转化中获得回报,上策是要结合项目进行投资,这才是科技成果转化事业的“大头”。在投资科技成果时,要秉承“事为先,人为重”的原则,判断事情值不值得做、人是否合适,二者缺一不可。当然,投资并不仅限于资本投资,资源投资同样重要。  最后,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需要打一点“鸡血”。就目前而言,一些在科研院所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工作的人员,薪资待遇不是很高,做的事情充满不确定性,甚至身份也有些“尴尬”。如何坚持走下去?一位相关负责人说,他们看好科技成果转化事业的前景,相信未来30年中国一定会坚持这个方向,所以他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充满干劲。“凡是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做好”,看好它,才能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做好它。  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绝少一帆风顺,甚至充满艰辛。在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的路上,有些走得尚近,有些已经走得很远。但只要还“活着”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都在不断发展;在发展中,都面临着大同小异的问题。然而,在这些问题面前并没有现成的解决方式,更没有最佳解决方案,只有一条路:尝试、探索、解决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只要没有被拖住发展的脚步,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就会不断向前推动。总结来说,科技成果不去转化可能造成“最大的浪费”,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发展之道在于无道,是干出来的。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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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科学是一门极富魅力的生命科学,它充满神秘,又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意识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人各有志?为什么有些人更聪明、记忆力好?为什么有些儿童有自闭倾向?为什么有些人患抑郁症?机器人怎样才能拥有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人类社会未来如何与智能机器人共存?这些问题可以说与脑科学密切相关。脑科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理解认知、思维、意识和语言等脑功能原理,对人类认识自身有重大科学意义,还能够对各种脑功能神经基础进行解析,对有效诊断和治疗脑疾病有重要临床意义,脑科学所启发的类脑研究也可以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和新型信息产业的发展。  人脑是非常复杂的生物系统,拥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神经元);神经元之间有复杂的神经纤维连接,通过百万亿个连接点(突触),形成神经网络和主导各种脑功能的神经环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脑科学研究的主要进展是理解了神经信息在神经网路中传递和处理信息的基本原理。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生理学新技术的加入,我们也理解了脑发育过程中的基因表达、神经元分化、神经联接形成过程的分子和细胞机制,解析了一些脑功能相关的神经环路和电活动的规律。由于大脑结构和动态的复杂性,未来仍需要有更多新的技术,能观测不同脑区内的大群神经元,并调控它们的电活动;也需要有新的理论框架,来处理和解析大量神经元之间的网络结构和电活动数据。  要理解大脑为什么能进行思考,就不只是要观测到思考时有哪些神经元和环路有电活动出现,还需要知道为什么它们有电活动,这些活动是造成思考的原因还是结果。要从相关性到因果性,就必须能调控(激活或抑制)它们的电活动,看看是否能影响思考现象。大脑电活动与认知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是目前脑科学的主要前沿领域。  帮助理解认知与教育  大脑神经网络有一个极有利于适应环境的特性,那就是可塑性。来自环境的刺激,包括与其他人的大脑之间的互动,都不断改变大脑的神经网络。从我们出生一刻起,大脑就开始探索周边的世界和环境,信息也不断地塑造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使我们能适应环境的需求。发育期的神经网络具有高度可塑性。因此,环境引起的电活动可以主导神经网路的增生、巩固和修剪——保存合适有用的连接,剪除冗余无用的连接。所以,每个人不同的成长经历,都储存在神经网络的结构之中,造成因人而异的性格和认知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大脑神经网路的形成和修剪过程都是在出生后几年的关键期完成的,婴幼儿期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智力发育比入学后还重要。  所谓“基因重要还是环境重要?”是一个有误导性的问题。遗传的基因为大脑神经网络提供了必要的结构材料,基因异常确实会造成与智障、自闭症、精神分裂相关的异常网络,但没有环境的塑造,神经网络结构是不能形成的。因此,基因和环境都非常重要。除了极少数人因为基因突变造成神经结构原件出现问题,绝大多数人的原件都是正常的,所以智力的差别来源于发育期的环境不同,从而塑造成不同的神经网络。理解大脑神经网络的发育规律和工作机理,可帮助我们理解思维、智力、创造力的神经基础,启发我们设计有助智力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模式。  神经网络的可塑性不限于发育期,成年大脑网络仍保存了相当的可塑性,环境信息的输入可以有限地改变网路结构和功能,这也是成年大脑进行各种认知功能的必要机制。有限的可塑性可以让发育早期经验和学习的烙印得以保存,同时使大脑仍具有进一步学习记忆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虽然可塑性在成年后会逐渐下降,造成认知能力的逐渐下降,但是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有限的神经网路可塑性依然存在。  提高脑疾病诊治水平  脑疾病和脑创伤是目前社会医疗和保健体系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统计,脑疾病相关的社会医疗护养负担是所有疾病中最高的,已超过心血管病和癌症。以阿尔茨海默症为例,90—94岁的人群超过1/3患此病。随着社会中老年人群比例的不断增长,如果缺少有效的预防手段和治疗药物,数十年后社会医疗和保健体系将很难承担。  所有重大脑疾病,目前都缺乏有效的药物。因此,对脑疾病的医疗,目前脑科学界和医学界已有共识,就是应从早期诊断、早期干预着手。如何能早期诊断脑疾病?遗传性和非遗传性的基因变异与环境因素都会导致脑疾病。少数脑疾病如智障、自闭症、亨廷顿舞蹈症等的主要致病基因已被鉴定,但是大多数脑疾病的遗传因素源于多种易感基因变异,这些基因变异在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产生了脑疾病。因此,目前的基因检测在大多数脑疾病的诊断中的贡献仍然有限。血液和脑脊液中的脑疾病相关分子、结构和功能脑影像数据、各种认知功能的定量检测都有可能为早期诊断脑疾病提供指标,但仍需等待大量人群长期数据的采集和分析。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脑疾病诊治和药物研发领域多年来迟迟没有重大进展的原因。首先,目前脑疾病的诊断,尤其是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标准有严重的缺陷。例如,大多数精神科医师使用的是欧美医师编制的诊断与统计手册,依据病人症状和问卷模式来诊断疾病。但是多种脑疾病的症状有重叠,症状指标和疾病分类仍有争议,诊断时主观成分较大。如果医师对疾病类型都不能准确诊断,怎么可能研制出准确的治疗手段?其次,脑功能失常的原因经常是主管该功能的特殊神经环路出了问题,但一般药物的靶点缺乏环路特异性,会产生各种副作用。另外,脑疾病患者通常都是在有明显症状时才进行治疗,如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症,如果到神经元已死亡、突触连接已丧失,治愈的可能性就很小。所以需要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脑疾病。未来脑疾病的诊断标准和治疗,都应针对特定神经环路的异常。因此,脑科学对脑功能的神经环路解析,对脑疾病诊治也将越来越重要。数十年后,目前使用的神经性或精神性疾病分类可能都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依据神经环路功能异常的诊断和处方。  神经系统在受到创伤(如脑卒中、脊髓损伤)后,创伤区附近的脑区可塑性会大幅度上升,这也是演化筛选出的有利于生物体修复网路的机制。通过有靶向的生理、物理、心理刺激神经系统,可以帮助损伤的环路再生或建立新的环路,恢复网路的正常功能。这是脑疾病和脑创伤康复医疗的主要目标。因此,脑科学解析各种脑功能相关的神经环路,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康复医疗应该针对的神经环路。例如,在设计“闭环”康复器件的脑机接口时,我们不但要用大脑产生的信息来操作器件,而且需要把反映器件工作状态的信息回馈给大脑,进一步修正大脑的输出信息。这个领域目前的难点是在于如何有效解析大脑的信息,并能有明确靶向性地输入回馈信息到大脑。脑机接口领域是未来人脑与机器紧密融合的关键领域,将为人脑控制器件和器件调控人脑状态,提供广泛应用场景。  助力人工智能发展  人工智能是当前最受社会关注的科技领域,它出现的目的就是要以机器智能实现人脑智能,而人脑最重要的特性是能学习,学过后能记忆。所以机器学习成为人工智能的核心。人工智能包括高效处理信息的机器学习算法和利用这些算法的软件和硬件计算系统。因为有了大量已知(可以标记)的数据样本和强大的计算机能力,近年来机器学习的效率大为上升。各种深度学习算法,就是利用已标记的数据标本让人工网络去学习;学的过程是将标记好的数据输入网络,然后依据网络的输出是否符合标记,来对网络内的神经联接强度进行不断修正。在多层深度神经网络中有大量的联接点(突触)可以被修饰,又有大量已标记的数据可以用来修饰,使得学好的网络拥有强大的识别未知数据能力。已学好的人工网络可以在计算机的硬件架构中体现,用于信息处理。  在上世纪80年代引进新的学习算法,有效地修饰多层人工网络中突触节点,使人工神经网络成为机器学习的主要载体。但是相对于人脑的神经网络,人工网络的结构还是太简单,它的多层神经单元的数目可以超过人脑,但学习和处理多样化信息的能力远不如人脑,更不用说各种复杂的认知功能。脑科学目前对许多认知功能的神经环路和工作机理的理解虽十分有限,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大脑神经网的结构和功能原理,已可应用在机器学习的算法和计算器件的架构之中,这就是脑科学启发的类脑人工智能。类脑研究不是在模拟人脑,而是将脑科学的原理应用在人工智能的软硬件中。  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缺乏通用性。语音识别、图像处理、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等采用不同的模型和不同的学习数据,两种不同的任务无法采用同一套系统进行学习。而人脑却采用同一个信息处理系统进行自动多模态感知信息整合、问题分析与求解、决策和行为控制等。目前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机器学习的算法是否有突破,从依赖有标记的大数据和高计算能力提升为可以学习不需标记的少量和多模态数据,并可以高效节能。这是从专用人工智能转变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谁能首先研发出这些新一代机器学习的算法,并能在计算器件中实现算法,谁就能在未来人工智能领域执牛耳。  (作者:蒲慕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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