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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2018年,我国全社会R&D经费约1.94万亿元(按占GDP比重2.15%测算),研发人员总量预计418万人,这些资源如果得到合理配置,可以实现更大作为。据《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975.5亿元,占R&D经费比重为5.5%。虽然规模、强度近几年在增长,但由于投入强度长期过低,加剧了基础研究资源配置的功利性,技术源头缺失问题日益凸显。未来要实质性地强化基础研究多元投入体系,提高资源配置及使用效率,依托中心城市建设一批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稳定支持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让科学家在年富力强时期潜心研究重大科学问题,真正突破一批“卡脖子”的硬科技。   第一,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结合创新主体功能定位,完善对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长期稳定支持机制,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的前沿方向,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支持具备冲击“领跑”地位的优势领域建设国家实验室,争取引领世界科学前沿。在补短板领域建设新型科研机构,组织优势力量攻坚克难。设立军民融合科学计划,分阶段持续支持高风险研究。通过重大任务、重大基础设施及重大平台建设带动全社会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强化中青年人才、实验技术人才和后备人才投入,培养大量合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保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依法独立运行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视对原创性项目、非共识项目和前沿探索项目的支持。整合中央、地方力量,优化行业、部门、领域科研力量布局,统筹部署行业科技创新重大项目,提高公共资源专业化配置效率。由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生命健康、信息智能、资源能源、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等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设立理事会、基金会等专业化管理模式,融通“科学、技术与工程”,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  第二,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基础研究投入。2018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进入“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但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地区已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北京市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达到15%;上海市明确提出到2020年达到10%左右;广东省明确提出到2022年达到8.5%以上。近年来,科创中心、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各地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未来要优化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引导地方政府结合高质量发展需求,发挥比较优势,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共同组织科技攻关任务,强化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可依托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增强国家中心城市、创新型城市、自主创新示范区及高新区的创新辐射带动力,加快形成一批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第三,引导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发达国家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大都注重基础研究,以维系其原创能力、厚实技术储备,实现专利和标准前瞻布局,确保其行业领先地位。我国越来越多高科技企业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2017年,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仅占企业R&D投入的千分之三,多数企业处于“效率驱动”阶段。创新型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才能实质性地改变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低的局面。  第四,建立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体系。“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未来要统筹推进科技体制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科教融合、军民融合和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融通发展。就供给侧而言,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在人才遴选、人才评价和资源配置中凸显科学价值创造,引导学风转变。建立相对稳定的学科布局和灵活柔性的调节机制,转变过于突出个人和第一单位的管理方式,鼓励学科交叉、融合与渗透,促进优势学科、潜力学科、空白学科、短板学科和新兴学科全面协调发展。适应大科学、大数据、互联网时代新要求,积极探索众包、众筹等基础研究新方式。把科学教育融入教育、文化体系,建立跨学科教育、培训和就业体系,使科学精神、科学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核,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就需求侧而言,构建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公平竞争的创新友好型市场环境,健全决策咨询机制,让市场竞争和同行评议来选择具体优先领域和技术路线。健全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压缩非创新行业获利空间,让创新有利可图。鼓励政产学研共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协同创新平台,建立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体制,激励科学家进企业、企业家进实验室,共同凝练科学问题,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带动创新”良性循环。建设自主可控的开放创新体系,推进更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和对外开放,统筹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技术出口与产能合作,带动国内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总之,厚实的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的基本特征。建设现代化创新体系,要发挥好政府、市场、科学共同体及创新主体的作用。政府重点支持难度高、风险大、周期长的基础研究,还要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创新生态,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激励创新企业自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创新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和支持方式,实行灵活的激励机制和严格的责任约束,调动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只有广聚全球科学英才,持续产出一批引领性原创成果,才能保障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影响力大幅跃升,使基础研究地位与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作者:万劲波,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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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解决设备的关键问题,让科研人员的想法付诸实践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卡脖子”的问题不在某一技术或技术人才,而在于关键设备。  2015年开始参与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Nano-X)的调研、规划和建设时,在没有任何可借鉴资料、很多技术指标都无法确定的条件下,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研究员张永红引用先进的定制化管理模式,攻坚克难,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完成了纳米真空互联模拟实验装置的研制并顺利运行。至今提及这件事情,张永红都难掩自豪之情。  扎实的起步工作为纳米真空互联管道的设计、运行,样品的中转、过渡,传输实现网格划分、定位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数据,为下一步的工程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从“0”到“1”的突破。如果说这其中有什么诀窍可言,张永红更愿意将其归结为8个字:专注坚守、精益求精。在他看来,这8个字很好地诠释了科学家该有的“工匠精神”。  不是主角  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其科学技术目标必须面向科学技术前沿,为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做出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贡献。  与大科学装置的“大”相对应的是其支撑管理人员的“小”——提供幕后辅助工作,没法发论文。  面对《中国科学报》的采访,张永红倒是并不在乎论文带来的“名”。  “能解决设备的关键问题,让科研人员的想法付诸实践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张永红告诉《中国科学报》,“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卡脖子’的问题不在某一技术或技术人才,而在于关键设备。”  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就是这样的关键设备。让张永红及团队成员为之不懈努力的这一关键设备,实际上是世界首个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标准在建的集材料生长、器件加工、测试分析于一体的纳米领域大科学装置。  通过超高真空管道把各功能设备相互连接,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相当于在地球表面建立了一个太空环境,解决传统超净间模式中难以解决的尘埃、表面氧化和吸附等污染问题,突破现有仪器设备的功能限制,实现材料制备、测试分析与微纳加工工艺等方面的协同效应,为科研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先进的开放性的平台。  在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的建设中,真空实现和传输系统是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的核心关键问题,其中的中转过渡系统更是实现样品输运的关键。  “相当于重要枢纽的大工程。”张永红对《中国科学报》如是说。而这么重要的大工程,张永红仅凭网上找到的一个14秒的视频资料,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自主设计建成了用于超高真空环境下的三维多层结构的样品传输系统,解决了整个工程的核心问题。  兴趣是动力  2017年,张永红率先成功搭建完成了纳米真空互联管道示范线。该线是纳米真空互联管道与传输系统的功能和极限技术指标工程化的验证装置,实现了从模拟装置到工程化的跨越,是继纳米真空互联模拟实验装置后又一个工程上的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为设备对接提供了先决条件,为整个一期工程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能干想干的事儿,自然就乐在其中。”张永红告诉《中国科学报》,专注坚守的前提还是要对所做的事情有极大的兴趣,这样才会有成就感,也更精益求精。  纳米加工平台现已发展成为国际先进、国内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微纳米加工和自研水平双一流的公共服务平台,先后被批准为“中国科学院纳米器件平台”和“中国科学院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这离不开张永红及其团队对工作投入的巨大热情和对技术细节的“执着”。  在张永红和其所带领的团队不懈努力之下,目前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一期管道与传输系统所有的建设工作已经完成,包括4套进样室、6套过渡室、27套传输室和4套中转过渡室等单元模块的装调。真空管道全长91米,各项技术指标满足或优于设计要求,设计方案合理,系统运行稳定,管道与传输系统满足真空互联系统的使用要求。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1-24第8版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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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说: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所谓颠覆性技术就是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途径产生整体或根本性替代的技术,可能是全新技术,也可能是现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应用。  1964年日本建成东海道新干线,是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在既有米轨线以外,另行建立准轨全新高速铁路系统。采用整体道床,成倍加大最小曲线半径,成倍加大隧道截面面积。列车牵引采用动力分散模式,运营时速200公里。所有这些都是当时传统古老铁路所没有过的,在整体上与既有铁路根本不同,是典型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虽然起步速度偏低,但却立即风靡全世界,开辟了一个全球性的铁路颠覆性技术革命的新时代。  法国动作最快,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巴黎到里昂的高速铁路,运营时速270公里。后又建成大西洋线及北方线,运营时速提高到300公里。最后建成的巴黎东线和地中海线,运营时速提高到320公里。可惜的是,过分强调降低成本,许多方向与日本相反,如仍采用传统碎石道床,采用传统的动力集中,每车一个转向架也使轴重难于降低。严格说,难以达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高度。  德国最初的ICE1和ICE2也是采用动力集中,但他们很快发现动力集中对于提高速度不利,从ICE3开始,改为动力分散,运营时速也提高到300公里。对于碎石道床也发现精度不高,在高速下有碎石飞扬的毛病,故开始改用整体道床,回到了正确的颠覆性技术革命的道路上。可惜的是,他们对于必须形成独立的高铁网认识不足,高铁区段分散建设,只能与传统铁路线联运,而且客货混跑,不能建成独立的高铁网,难于进一步提高速度,发挥更大作用。  应当说法、德两国在研发高铁技术上都下了很大功夫,掌握了很多新的高铁技术,是这场世界高铁颠覆性技术革命的重要战场。但从总体来说,他们仍需继续努力。  1978年10月22日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时乘坐新干线高速列车,感觉很好,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列车。从此我国真正开始此项工作,加入这场世界铁路颠覆性技术革命的俱乐部。经过10年准备,10年探索,10年实战,达到了十年辉煌。晚来的中国高铁,却率先取得了这场技术革命的胜利。  1978开始的10年准备期间,通过改革开放,多渠道了解国外情况,分析总结各国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提升,形成高速列车大系统动力学,为系统仿真、系统优化、系统控制提供计算方法及软件。调查世界各国用于高速铁路技术的试验情况,为建设高速试验设备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导致1988年国家正式批准开始建设时速450公里的滚动振动试验台。  进入90年代的十年探索,在铁道部统一领导下,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试探。各工厂纷纷研制高速列车,型号就有20多种,都在新建成的试验台上试验。还把研制的多种高速列车,调集环形道试验、展览,铁道部领导到场指挥、点评。对于京沪高铁,铁道部还组织进行了预可行性研究。这十年,初试峰芒,获取经验,培育人才,为高铁技术攻关打好基础。  到了1998年,就进入实战的十年。内部开展采用轮轨技术还是磁浮技术的辩论,最终把轮轨高铁纳入国家规划。对外与引进商家斗争,通过联合设计制造,创造中国品牌,达到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最佳效果。这十年实战为最后十年辉煌,统一了思想,积蓄了力量,实现了企业现代化,建成了高速列车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组织全国有关科技力量支撑创新主体企业,在已有基础上,连续不断地再创新,推进高铁技术日新月异,迅速成长。没有这十年实战,就不可能有下一个十年辉煌。  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京津高速铁路终于开通运营,最高运营时速达到350公里。以后建成并达到350公里时速的还有武广、郑西、沪杭等线。后因发生723事故而全面降速。但从2011年开始研制的复兴号,跑回了350公里的世界最高运营时速,而且在标准化、简统化等方面有很大提高,成为全球最好的高速列车。在高速路网建设方面,更加一日千里,从1.2万公里的四纵四横,发展到2.5万公里的八纵八横,联通所有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将来还要发展到3.5万公里。  独立于既有线之外的、全部新建的中国高铁网,是世界第一网。采用整体道床,轨道偏差标准达到毫米甚至零点几毫米级。最小曲线半径9000米(日本4500米)。隧道断面面积100平米(日本64平米)。高架及隧道占80%以上。以世界最高速度运营的复兴号高速列车,采用动力分散,超稳定(临界时速600公里以上),超平稳(可立硬币),超安全(每亿人次事故死亡率日本高铁0.9人,中国高铁0.2人),超环保(高架占地少),公交化运行,与城市交通连接。这样完美而巨大的高铁网完全可以替代既有线的绿皮车。这一切说明,我国高铁的成功,名符其实地应该被称为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  四十年改革开放,造就了四十年我国铁路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进行世界范围的铁路颠覆性技术革命,我们虽晚到十几年,却后来居上,第一个获得巨大成功。除了人口众多,资源富足以外,把中国模式发挥到极致是根本原因。高速铁路前景无限,让我们把这场世界铁路颠覆性技术革命进行到底,去获取更大的胜利!  (沈志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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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事情想要做得有声有色,每天只投入8小时是远远不够的,我热爱科研,享受科研,几乎无时无刻不想着研究。”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创始所长、首席科学家王中林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分享,“学生说我不会享受生活,我反问他,生活的定义是什么?科研就是我的生活,是我快乐的源泉。”  王中林,持之以恒地进行氧化锌纳米结构研究,使氧化锌成为除碳纳米管和硅纳米线之外,纳米技术中又一大材料;他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上诸多期刊论文,论文被行业广泛引用;2018年10月22日,他更是荣膺世界能源领域最高奖、被誉为“能源界诺贝尔奖”的埃尼奖。埃尼奖组委会充分肯定了王中林作为摩擦纳米发电机理论和技术的创立者地位。面对一系列成果和荣誉,王中林始终谦虚,多次强调自己的成果多半属于幸运,很多成果都是偶然的机缘巧合。他说,“我曾经总结了自己的12项原创研究,大多数是偶然情况下发现的。”  王中林回忆,2011年,他的学生在测试一款纳米发电机时突然发现了存在3-5伏的电压信号,而一般情况下应该显示是1-2伏的电压信号,学生向他说明了这一情况,王中林没有因为这个错误结果指责学生,反而嘱咐学生多做一些实验,继续观察结果。经过反复实验,他发现这高出来的电压是由于摩擦产生的。2012年初,他带领团队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纳米器件“摩擦纳米发电机”。小巧的“摩擦纳米发电机”可以把人走路、说话等各种由摩擦产生的能量收集起来,转换成电能,为一些设备供电。“偶然情况下的错误,有时候并不一定是错误,也可能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王中林感慨。  1995年,王中林应聘到佐治亚理工学院当副教授,由于没有专用实验室,他只能白天看文献,晚上蹭别人的实验室进行研究。在这样的环境下,王中林用三年时间发表了80多篇论文并一举获得终身教授的席位。聊起这段经历,王中林说他不能因为条件艰苦而停止研究,反而激发了自己奉行“实验和理论并行”的准则,也就是白天研究理论、晚上做实验,而且还是同时做三个课题。“我热衷于自己的研究,不觉得这是一件苦事,遇到困难就找解决办法,实在行不通就改变一下研究方向”。正是由于这样的热爱、坚持、勇于改变,才成就了如今研究成果丰硕的王中林。从开始做科研到现在,他始终奋斗在科研一线,亲自做实验、了解实验困难、解决学生的难题,也做到了他所说的“我的研究精神永不灭”。  工作之余,王中林很喜欢和自己的学生们谈天说地,从教几十年来,他培养了包括硕士、博士、交流生在内的250余名学生,从他清楚地说出这个数字,我们就能感受到,对于这些学生们,他付出了多少心血。“作为一个个人,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把学生们培养好,他们就会将我热爱的科研事业延续下去,将我热爱的学科、领域发展好。”王中林说自己的科研之路并不平坦,走了很多弯路,并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行不通的,他希望自己能做学生们的领路人,让他们不要走自己走过的弯路,并时刻给他们加油鼓励。在王中林内心看来,他希望自己的每个学生都能做研究、做教授,把自己的事业传承下去,但他却不这么要求学生,“你头脑灵光,毕了业可以去经商”,他说学生们还是应该做适合自己的工作。  除了对学生们的悉心培养,王中林还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科学,让科学成为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在他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双聘教授曹霞组建了Maxwell创新科普实验园,将王中林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具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科普展品,引发更多人对科学的兴趣,王中林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点燃青少年的科学火种,让他们的科学梦生根发芽。  “人一生的精力非常有限,看准一件事情就要沉下心扎下去。我在纳米领域已经研究了30年,未来的20年,我还会坚持现在的研究内容。”王中林说,这就是他“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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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明  FAST项目真正体现了全部的自主设计,无论从索网结构设计还是选材、调试,完全属于中国的创造。  王启明跟《中国科学报》记者聊起自己与“中国天眼”结缘的日子,好多都是多年前甚至十多年前的事儿。这不奇怪,这位“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以下简称FAST)总工艺师,从39岁参与FAST的预研以来,18年寒暑一直坚守在岗位上,把自己人生最年富力强的时光全部奉献给了中国天眼。  2018年中科院评选出10位“十佳科苑名匠”,王启明获奖。《中国科学报》记者闻讯前去采访,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奖评给他就对了:他就是个“工匠”。  “相比当教授,全程参与FAST更幸运”  “项目进入验收阶段了,以后待在台里的时间就多了。”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王启明被太阳晒成小麦色的肤色跟煞白的办公室墙壁有点不太相宜,加上他衣着朴素、不大言语,走在路上,人们可能会误认为他是个保安或者清洁工人。  不过说起FAST,他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现在FAST正在调试、试运行阶段,好多人都盯着,想马上能用到。特别是一些老先生,他们很着急——终于能用到咱们自己这么先进、精度这么高的设备了。还有很多在国外正值壮年的天文科学家,现在也整团队、整建制地回来,都是冲着FAST来的。”说到这里,王启明眼里仿佛在放光。  FAST在王启明心里的分量有多重自不必言,从1:16的30米口径的索网结构望远镜预研,到FAST最终立项、施工建设,18年来试了多少错、解了多少难题、吃了多少苦头、流了多少汗水,只有他自己清楚。如今FAST落成,万千瞩目、即将“出阁”,即便年近花甲,澎湃的心情仍难自禁。  在FAST工程之前,王启明是一名在大学任教18年的教授。从他担任FAST工程总工艺师兼主动反射面系统总工回首看,王启明说得最多的是“很幸运”三个字。  “FAST项目真正体现了全部的自主设计,无论从索网结构设计还是选材、调试,完全属于中国的创造。”王启明说,“我是工科出身,如果继续教书当教授、研究员,那么这样的教授在北京成千上万,但是能够以自己平生所学全程参与到FAST建设的,我想没有几个。工科男能够全程参与到这样一件代表中国名片的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之中,真的是很幸运。”  “预算超了,工期不能再超了”  FAST自2011年开始建造。自2012年圈梁等设备开始进场以来,王启明就成了贵州黔南地区大窝凼洼地的“常住人口”。近6年来,几乎每年半年以上都驻守在那里的,整个项目团队恐怕只有他一人。在FAST建造期间,即便是过春节,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  “确保FAST工程按期完成”,是当时的中科院天文台副台长、FAST工程常务副经理郑晓年立下的“军令状”。他跟大伙儿说:“我们预算已经超了,工期不能再超了。”那段时间,郑晓年几乎也是泡在大窝凼的洼地里,节假日无休。  看到郑晓年这么拼,王启明很动容。他跟郑晓年说:“反正只要是我管的这一摊,保证按时完成。”  “不过在现场确实非常非常累,特别是2014年、2015年这两年,‘大锅’架在洼地上,总工艺师更忙了。”王启明说,经常是地面一边在埋线缆、一边在跑车运输材料,上边还要吊装、走线、测试……作为总工艺师,他要做无数协调,设计无数方案,还有技术交底、开工报告等等,经常忙得上下翻飞。  值得一提的是,FAST如此巨大的一个工程项目,一直没有总承包商,所有的项目都要一家家来谈,王启明签字的合同装满了两个大柜。  “没有总包,一是因为确实经费紧张,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总承包商能够做好这个如此精密的科学仪器。”王启明跟记者解释,“哪个总包能够很懂天文学?”  在FAST工程建设的五年半里,王启明除了春节回老家,其他节假日都不曾成行。但是,2015年10月8日是个例外。那天,王启明在施工现场接到电话后匆匆返家,但最终还是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责任所系,念念不忘  王启明作为一名有着过硬本领的工程师,获得过许多荣誉,拿过不少奖励,在投身FAST建设的数年间更是取得了一大把发明和专利,其中还有不少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但对他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这些统统被他抛诸脑后。让他声调发颤、眼里放光的,都是FAST建设中的点点滴滴。  “索网结构直径500米,整个索网共用了6670根主索、2225个主索节点和相同数量的下拉索。”王启明说,“长度11米的主索索段精度控制到1毫米以内,主索节点的位置精度达到5毫米,索构件拉伸疲劳应力幅值不能低于500MPa。”  稍加留意可以发现,几乎媒体上所有关于王启明与FAST报道相关的文章,所呈现出来的数字都精确到个位,王启明总是能对它们脱口而出。  然而,当问到“你觉得什么是工匠精神”时,王启明似乎有点答不出来,跟记者说的都是那些施工工人,是怎么严丝合缝地把工程完成得那么漂亮。  “你能想象吗?最外边一圈圈梁,一共有50节,每节33米长,最终合龙的时候,误差只有2厘米。”王启明反问,这算不算工匠精神?  “算,可您说的都是夸别人的话。”  “我们做得最多的只是细节上的管理,很多时候就是通过一些技术交流会来贯彻我们的想法……你突然这么问,我一时还真没什么头绪。”王启明有点不好意思,他想了想:“很多技术文件都是我来签字的,这是要担责任的,这算吗?”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1-11第8版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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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12月31日电(记者高少华)扫一下手掌即可轻松通过手脉门禁系统,无人售货柜和兜售机器人使消费者更便捷购物,智能公交可以自动驾驶、人车对话……小到穿行于城市之间的日常起居,大到酒店、餐厅、交通、商圈等智能化管理,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日益成熟,这样的应用场景正在成为现实。继2018年人工智能概念“铺天盖地”后,专家预测2019年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将加速落地,人工智能应用范围将不断扩大。      深兰科技董事长、创始人陈海波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要更好地服务民生领域,通过“AI+”和科技赋能,使百姓可以切实体会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      “人工智能服务民生就是要提供能够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和服务。”陈海波透露,目前深兰科技正在探路人工智能技术在多个领域的规模化商业落地。除自动驾驶外,深兰科技在智能机器人、智慧交通、教育、医疗、生物智能等领域均有布局。      除民生领域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将在企业级市场获得更多应用。联想集团副总裁、首席研究员田日辉表示,企业智能变革势在必行,然而对大部分传统企业而言,距离人工智能技术真正落地应用并且创造价值,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因此,需要降低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加速企业人工智能的业务化应用。      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落地,近日《上海市推进“智城计划”实施方案》印发。方案提出,聚焦人工智能+制造、医疗、交通、教育、金融、政务、安防等重点领域,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广阔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在上海率先运用。目标到2020年,打造6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示范区,形成60个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场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产业应用篇》指出,目前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发展体系初步形成。人工智能产品将在不断的迭代中实现较大突破,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更广泛应用。白皮书认为,人工智能能力将如同水电一样赋能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应用及产业化进程将提速。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落地,但当前制约人工智能落地的瓶颈和短板也不容忽视。陈海波表示,目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大短板就是基础研究薄弱。发展人工智能必须加大基础研究,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增强原创能力和应用落地能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建议,为更好地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应用,需要持续完善数据资源体系,加强医疗、交通等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内合作,重视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另外要打造创新平台,推动产业应用,突破技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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