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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5日,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以下简称空间中心)建所60周年学术论坛上,来自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领域的院士专家提出了关于中国空间科学未来发展的思路——“顶天”“立地”。  所谓“顶天”,即将空间科学与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相结合,并向深空迈进;所谓“立地”,即与地球科学等学科发展相融合,扩宽发展领域。  就未来我国空间科学的自身发展而言,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奉思表示,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应协同发展,融为一体,“这样才能做强做大,才有可能打破少数国家在空间科技领域独大的格局,为构建人类共享太空的美好时代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景山看来,未来,中国空间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地球到深空,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空间科学的重点仍在“两头”——“大头”在地球及其到月球的空间,“小头”在深空。  “我们对地球的认识还很不够,特别是海洋,包括海底要素的探测。应该研究建立‘海底动态信息库’,重点解决深海探测区的定位(P)、导航(N)、授时(T)问题(简称PNT)和要素目标特征问题。”姜景山说。  与地球科学等学科融合发展,是我国空间科学未来发展的另一条思路。  “促进我国空间科学发展,不是一个科研单位所能解决的。要把多个学科、多种技术和多个单位联合起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达仁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陈颙表示,空间科学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地球科学领域的高度重视,地球科学研究和空间科学研究有密切的联系。  例如,小行星撞击地球曾经引发了数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也带来了地球环境和岩石成分的巨大变化;太阳风对地球电离层、地磁场的扰动同样引人注目,甚至还曾造成1989年整个北美大面积停电的事件。  他表示,监测空间环境的地面基础设施子午工程、观测太阳活动引起地磁场变化的国际地磁台网等,都是空间科学与地球科学结合的典范。  “今后,在空间科学的带领下,我相信空间科学和地球科学能联手走出越来越宽广的道路。”陈颙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8-10-18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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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面临日趋严峻的‘乡村病’难题,乡村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不持续的问题是乡村地域系统持久衰退的结果,成为制约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瓶颈。”  在日前于陕西西安召开的中国地理学大会上,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刘彦随在大会特邀报告中呼吁,创新是衡量科技发展进步的标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被赋予了创新现代乡村地理工程、全面深化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的新使命。  他发现,乡村地域系统具有复杂性,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和乡村发展实际需要,亟须引入系统工程原理与技术方法,深度解析乡村地域系统复杂性、分异性,形成理论新认知、探究破解新途径。  而乡村地理工程,则被认为非常有希望成为根治“乡村病”和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近10多年来,刘彦随带领团队相继建成5个不同类型的乡村地理工程观测研究基地,持续开展针对沙化地、水毁地、空废地、荒山地等问题的土地整治与优化配置研究和技术示范,揭示了结构互补性、系统稳定性、空间组织性、人地协调性等工程原理,在工程技术助推退化空废土地资源化、资产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  2012年至2013年,刘彦随主持陕西延安治沟造地土地整治工程重大项目,在统筹沟道—边坡系统发展前提下,规划建设农田50.6万亩,引进投资48.3亿元,促进了“山上退耕还林,山下治沟造地”,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种”的良性循环。去年以来,科研人员综合利用沟道土地、农业资源与气候变暖条件,在陕北延长县试验“一季改两季”种植模式,亦取得成功。  此外,科研团队还在河北阜平县试验坡地整治工程,示范建立了荒地整治—生态治理—特色农业—土地资产—农户增收的转型发展范式和工程扶贫模式,亩均收入超万元,探索出了国家贫困县乡村“三生”结合、“三产”融合新机制,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提供了新途径。  刘彦随认为,乡村地理工程的本质是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与工程学系统性、技术性有机结合、交叉融合的乡村自然—经济—技术过程。  “地理工程在我国具有深入探索与实践应用的坚实基础。”他说,现代乡村地理工程,是现代化目标指向和现实性问题导向相结合的乡村空间重构与系统重建过程,包括土地整治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生态建设工程、精准扶贫工程、乡村振兴工程等。  “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关键要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研究应是中国地理学未来几十年的重点领域。”刘彦随说,要迎接地理学创新发展的乡村新时代,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需要科学践行现代乡村地理工程,既要创新理论、支撑战略,又要掌领技术、落实落地,努力做好“接地气”“干实活”的学问。  (刘彦随,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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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7606.1亿元,比上年增加1929.4亿元,增长12.3%,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的比值)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13%,较2016年提高0.02个百分点。10月9日,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其中,两组数据让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统计与分析研究所副所长朱迎春眼前一亮:一个是R&D经费增长12.3%,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3%;另一个是,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步提升,增速达到近5年来最高。     “我国R&D经费近年来保持较快增速,2013—2016年间年均增长11.1%,2017年增长12.3%,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保持这样的增速难能可贵。”朱迎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也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975.5亿元,比上年增加152.6亿元,增速较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为近5年来最高;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为5.5%,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我国R&D经费缘何能在近年保持较快增长?“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了更多研发诉求。企业的拉动作用依然强劲,2017年,其对全社会R&D经费增长的贡献率为78.6%。”朱迎春说,同时,政府进一步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持续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营商环境,积极释放了政府经费对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导向和带动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R&D经费投入强度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13%。“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研发投入强度看,中国目前位居第15位。”朱迎春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前期研究发现,R&D经费投入强度和人均GDP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一个国家的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2%,通常人均GDP约在两万美元左右。“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8000多美元,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情况下,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3%,大幅超越与我国处于同一阶段的其他国家。”《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为5.5%,经费占比进一步提升。在朱迎春看来,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和美国联邦政府相当,但其他国家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到其R&D经费的5%,我国企业占了不足1%。当然,这也和企业的发展阶段有关,随着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企业将会对基础研究投入更多经费,前景依然乐观。     “我国R&D经费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从累计量来看差距依然存在,自1991年—2016年,中国R&D经费投入累计量相当于美国同期的20%,日本的44%,德国的90%。”朱迎春说,科技投入有很强的循环累计效应,科技创新效果的显现依赖于长期投入和持续积累。《公报》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的R&D经费投入总量继续保持领先,中部地区R&D经费增速提高显著。记者注意到,《公报》中天津、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4个地区的R&D经费较2016年出现下降,10个地区的R&D经费投入强度呈现下降。      《公报》数据显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保持10.5%的增速,远高于中央财政科技支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国家财政科技支出比例已接近60%,但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用于研发活动的比例较低。为此,朱迎春建议,呼吁和鼓励财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加大对研发活动的资助力度,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用于研发活动的比例。(科技日报北京10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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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经历62年发展,风雨兼程,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专用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得到广泛应用。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谭铁牛在参加人工智能创新论坛时指出,人工智能将对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产生革命性影响,并推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  尽管当前智能机器人、认知专家顾问、机器学习、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热门技术与领域正处于期望膨胀期,但在谭铁牛看来,通用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人工智能还有很多“不能”。  谭铁牛提醒,人工智能发展现在缺的不是热情,而是“理性务实”。“要理性分析我们的现实需求,理性设定发展目标,理性选择发展路径,务实推进各种计划、规划的实施。”  谭铁牛还分享了关于人工智能后续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诚然人工智能的春天刚刚开始,但其发展不应只被当下热点一叶障目,加强基础扎实的原创研究是要务。  以此为准则,我国应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生态。对此,谭铁牛提出构建人工智能的“新核高基”:“新”指新型开放创新生态,如军民融合、产学研融合等;“核”指核心关键技术与器件,如先进机器学习技术、鲁棒模式识别技术、低功耗智能计算芯片等;“高”指高端综合应用系统与平台,如机器学习软硬件平台、大型数据平台等;“基”指具有重大原创意义和技术带动性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如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  要想收获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首先应保证其安全、可控、可靠发展。“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问题研究及风险管控方面相对滞后,”谭铁牛强调,“这种滞后局面与我国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相适应,并可能成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一大掣肘。”  谭铁牛还建议推动共担共享的全球治理。“我国应该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包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和安全标准的国际共性问题研究。”  此外,关于人工智能引发的隐私问题、安全问题以及系统本身的安全问题,当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这其中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法规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谭铁牛指出,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问题暂不严重,但更应引起高度重视,未雨绸缪,“需要相关各方坐在一起,形成合力,展开面向未来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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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经历62年发展,风雨兼程,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专用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得到广泛应用。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谭铁牛在参加人工智能创新论坛时指出,人工智能将对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产生革命性影响,并推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  尽管当前智能机器人、认知专家顾问、机器学习、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热门技术与领域正处于期望膨胀期,但在谭铁牛看来,通用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人工智能还有很多“不能”。  谭铁牛提醒,人工智能发展现在缺的不是热情,而是“理性务实”。“要理性分析我们的现实需求,理性设定发展目标,理性选择发展路径,务实推进各种计划、规划的实施。”  谭铁牛还分享了关于人工智能后续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诚然人工智能的春天刚刚开始,但其发展不应只被当下热点一叶障目,加强基础扎实的原创研究是要务。  以此为准则,我国应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生态。对此,谭铁牛提出构建人工智能的“新核高基”:“新”指新型开放创新生态,如军民融合、产学研融合等;“核”指核心关键技术与器件,如先进机器学习技术、鲁棒模式识别技术、低功耗智能计算芯片等;“高”指高端综合应用系统与平台,如机器学习软硬件平台、大型数据平台等;“基”指具有重大原创意义和技术带动性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如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  要想收获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首先应保证其安全、可控、可靠发展。“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问题研究及风险管控方面相对滞后,”谭铁牛强调,“这种滞后局面与我国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相适应,并可能成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一大掣肘。”  谭铁牛还建议推动共担共享的全球治理。“我国应该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包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和安全标准的国际共性问题研究。”  此外,关于人工智能引发的隐私问题、安全问题以及系统本身的安全问题,当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这其中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法规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谭铁牛指出,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问题暂不严重,但更应引起高度重视,未雨绸缪,“需要相关各方坐在一起,形成合力,展开面向未来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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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能源先行,能源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我国每年在能源领域的投资近3万亿元,如此大的经济规模和产业辐射力,不能科学决策,就无法协调能源与经济发展、人口承受度、环境容纳度之间的关系,就会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加强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至关重要。能源智库是能源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能源治理中具有决策咨询、思想引领、信息提供、政策宣传、政策评估、人才培养等重要功能。      中国能源智库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总体看来,还存在学科专业建设单一、数据分析研究缺乏、富有影响力的智库专家人才缺乏等不足。高等学校拥有较完善的学科体系、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较为前沿的研究成果等,最具备建设新型能源智库的基础。从全球智库发展来看,美国75%的智库设在大学,其他发达国家近1/2的知名智库也在高校。全球智库报告指出,影响力排名世界前25位的大学智库,有11个来自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      新时代下的能源智库与能源治理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建立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将智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新型能源智库发展指明了方向。      能源治理决策科学化是能源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保障。能源智库作为专业化的综合决策研究机构,对能源治理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从国际社会看,发达国家能源治理体系中普遍拥有全球顶尖的能源智库,有效发挥其在能源治理中的咨政功能。如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兰德公司、英国牛津能源研究所、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韩国能源经济研究所等智库都在重大能源决策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智库的专业化研究有利于能源战略决策的科学化。发达的智库都是由专家、学者、退休官员、社会贤达等跨学科、跨领域专业人员组成的。他们从基础理论出发,注重政策科学研究及政策分析技术开发,掌握先进的民调和数据分析技术、对政策问题一般做长期跟踪研究,尤其着眼于未来,致力于宏观战略研究,能够实现思想引领,向社会宣传主流思想和价值观,为决策者进行舆论宣传,开社会风气之先之功效。     二是智库的相对独立创新研究体制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智库发展需要多元研究力量、多学科人才和科学研究支撑,全球顶尖能源智库在专业研究上都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特点。比如牛津能源经济研究所在研究领域上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经济,电力市场设计和电网规制经济,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关系,能源政治和社会,以及能源环境经济等。能源问题复杂多变,需要具有全球视野,持续跟踪国际能源政治、经济和技术多学科发展态势,才能把准世界能源格局,才能实现能源决策科学和能源科学技术学科的交叉融合,能更好的彰显能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属性。      三是智库的发展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决定作用。智库人才选拔体制比较灵活,除专职人员之外,还可以外聘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知名研究人员等担任特聘研究人员、邀约研究人员等,这些外聘专家可以在智库、高校、政府、企业等之间自由流动。在公平竞争可流动的市场环境中,信息、人才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会向具有竞争力的专业化智库流动,从而促使政策思想和专家智力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政策方案和决策参考,营造繁荣的智库思想市场,从而促进智库的优胜劣汰和良性发展。      中国能源智库建设面临诸多不足      中国能源智库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各类型智库。一是综合性政府研究部门,比如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国家能源专业咨询委员会等。二是综合性行业学会和协会,比如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工程院能源学部、中国科学院相关能源研究项目组(如863项目、973项目)等。三是国有大型能源企业的研究机构,比如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等。四是大专院校,比如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石油战略研究院等。此外还有一些NGO组织,包括一些媒体成立的能源研究院等。这些类型的智库从各方面对中国能源决策问题进行了或局部或整体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看来,中国能源智库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部分能源智库的研究成果同质化且非实证化。我国能源智库虽然类型多样,在研究取向上各有侧重,但从研究成果看,大部分能源智库的成果或是综合性报告,或是年度报告,或是分类报告,而报告的内容主体主要是一些能源企业官方相关营业数据和取得成绩的累积,或是政府发布的能源决策文本的简单梳理,缺乏对决策过程的实证研究、决策存在问题的深刻挖掘和政策完善路径的多元研究。智库研究成果中对于能源制度安排的深刻历史背景,对能源领域资源产权制度、产业集中度、所有制结构、流通体制、财税体制、监管体制等政策的形成过程缺乏深度的实证分析和效果评价。      究其原因,是这些智库混淆了智库和一般研究机构的区别,智库主要目标是帮助政府和社会改善特定领域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其工作重心是提供基于实证政策研究而提出的政策备选方案,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化评估,帮助纠正政策在执行层面出现的偏差。当前大部分能源智库尤其缺乏对能源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从而也难以提出具有影响力的决策纠偏参考方案。      二是当前能源智库的依附性还较强。在智库发展转型过程中,当前众多的能源智库还是依托政府或者公立机构设立,使得能源智库机构不自觉地混淆了政策研究和决策研究之间的区别,更容易走向政府机构依托一个个智囊获取资源,甚至成为主管机构的宣传机器或者领导决策的传声筒。智库不是一般的研究机构,智库应该追求通过政策实证研究来实现社会价值,因此必须具有独立观察能力和客观性,需要加强政策实证研究的独立性。      三是各能源智库缺乏政策过程介入通道和深度合作。智库本应是架接学术研究、政策实务和社会关切的桥梁,是连接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重要政治关联力量。因此智库建设必然需要智库能对真实的政策过程有深度的参与介入,有更多的政策表达渠道来实现政策观点的多方讨论,弥合不同类型智库间的信息鸿沟,打破学科藩篱和组织系统间界限,实现跨学科和跨部门合作,实现不同系统智库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与竞合。      亟待打造新型高校能源智库      高校智库建设是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决策科学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力量。201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意见》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发展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新型能源智库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在世界各国为争夺能源资源博弈加剧、我国推进能源革命的新形势下,能源领域相关院校要围绕形成国际领先的战略研究与决策支持能力,加快建设新型高端能源智库,致力于研究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能源消费总量控制,高效、清洁、多元、安全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构建,能源生产和消费重塑的技术支撑,能源体制机制变革,能源国际合作和能源安全保障等战略问题,为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提升国家能源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决策支撑,这不仅是重要的战略机遇,也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责任和担当。       一是要发挥学科优势,尽快建成特色鲜明的专业化新型能源智库。学科是知识分类、大学教学、科学研究的基本载体和平台,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具有高度互补性,特色优势学科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知识支撑、人才支撑、管理支撑和平台支撑,离开学科支撑,高校智库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校最优质的科研成果主要来自于其优势特色学科,这也是高校自身学科科研实力的必然体现,国外顶尖高校智库正是依托优势学科发展的。华北电力大学作为以能源电力为特色的重点大学,能源学科特色鲜明,实力雄厚。学校正在以提升能源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旨归,加快智库支撑学科的发展和结构完善,加强民调与数据中心建设、加强政策分析人才的培养,从而为建设新型能源智库打下基础。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整合现有学科和智库资源尽快建设中国能源发展民调与数据中心,通过该中心,在重大能源战略决策问题上及时汇集民情民意,随时随地为决策机构提供数据支撑。      数据提供、科学分析与循证检验是智库专业化的重要体现。新型能源智库要坚持高端定位,创新研究工具和方法,通过加强数据库、模型工具和信息平台建设,运用政策模拟仿真、政策背景分析等研究方法,构建能源数据和建模中心,开展能源数据基础开发、各种能源模型构建、能源计量分析等,增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形成中国特色的能源经济分析理论和战略方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智库品牌,使智库成为服务党和国家能源决策的重要支撑,科学评估重大能源决策的重要载体,准确解读重大能源政策的权威平台。      二是加强机制创新,完善智库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智库是政策研究的高级组织,是沟通学界、政界和社会各方面的桥梁和纽带,其功能有效发挥依赖于治理结构的完善。高校智库建设尤其要在管理运行机制、项目竞争机制、成果转化机制、合作交流机制等方面加强治理创新。要充分理顺智库与智库、智库与政府、智库与社会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加快疏通智库与决策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渠道,着力完善对新型智库建设的考核机制。探索智库负责人、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和科研部“四位一体”的智库运行机制。      尽快在能源智库中试点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聘请退休官员和企业高管到高校能源智库任职,鼓励高校智库青年人才到政府部门、基层一线和党政部门智库挂职学习锻炼,实现智库成员身份在政界和研究者之间的周期性转换,实现智库与决策机构的双向人才流动,助力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智库内部治理上,要通过引入理事会、同行评价、利益相关者评价制度,通过引入人才市场机制打破研究人员终身制等来保证智库的运作效率。      三是扩大协作协同,参与全球智库竞合。能源智库是能源外交的重要渠道。要通过智库及时发出中国能源发展声音,响亮提出中国能源发展主张,提升中国能源发展国际影响力。《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重点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当前高校能源智库要加强与国内高校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同时走出去加强与国际著名高校智库的交流与合作。以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战略为契机,合作开展有关“一带一路”的重大能源项目研究,主动承担或联合承办“一带一路”国际能源论坛、发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简报、出版“一带一路”能源政策和法律研究报告、呈送“一带一路”能源战略政策建议等。      华北电力大学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学能源智库”、“中欧可再生能源创新中心”;与剑桥大学共建“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与蒙古科技大学共建“中蒙可再生能源创新中心”等。通过研究国际能源政治、经济和全球能源发展态势,进一步清晰把握世界能源格局,为中国能源战略发展决策提供支撑。进一步加强与国际能源组织的联系,通过加入国际能源组织,与其它国家能源智库、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召开研讨会、联合开展项目合作研究、人员互访交流等方式,拓展对相关国家能源发展政策的实证研究,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研究和政策对话,提高中国在世界能源决策领域中的话语影响力。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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