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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力度”,“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体现了关键贡献者优先原则,将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和转化人员的积极性。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法规与政策体系。其中,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政策是保障激励科技成果完成人和科技成果转化人基本权益的重点,也是落实落细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法规政策的关键点。如,实施更加普惠的税收优惠政策;将现金奖励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但不受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作为核定下一年度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收益分配方式既规定了最低比例,又明确了约定优先原则。  多年来,国家和地方积极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但在政策落实落细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来源更加复合化。随着技术、人才和资本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转化逐渐从“单一型的专利、材料、器件及产品”向“复合型的设备、技术包、知识集和整体解决方案”转变。转化收益除了通过科技成果协议定价、作价入股、许可、转让、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和质押等方式获得外,还可以通过签订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合作成立研发机构、共同开展技术研发,自主实施后续研发及转化,创办衍生企业等方式获得收益。此外,还存在通过众创空间、创客工场、技术孵化器、双创孵化平台、科研众包等科技成果转化方式。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更加复杂化。虽然法律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在对完成和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后,主要用于科学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但并未明确收益分配细则。例如,高校院所和公共研发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专业机构,其工作经费来源复杂,包括单位财政性资金、自有资金及科技成果转化收入等,来源途径不明晰、经费保障不稳定,部分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的建设发展和运行情况不佳,技术经理人等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也较为稀缺。  三是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奖励报酬分配主体多元化。法律规定了科技成果转化收入留归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和报酬最低标准、同时也明确了约定优先的原则。但目前在收益分配过程中仍存在没有兼顾各方利益的情况。如,有的高校甚至将90%以上的奖励和报酬给予做出重要贡献的科技成果完成和转化人员,并没有从系统的角度综合考虑科技成果完成人、科技成果转化人、科研辅助人员、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科研人员以及单位(院、校、系、所)等个人和单位的分配比例。另外,奖励报酬主要是针对本单位在职人员,对于在科技成果完成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编外人员、退休职工、其他单位人员和学生难以获得激励。  四是个人所得税优惠需要拓展科技成果覆盖面。《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目前,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科技成果主要包括专利技术(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技术秘密、设计图、数据、配方等未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登记或批准的科技成果,由于其形态特殊,无法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  五是工资总额相关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实施细则。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的支出记入当年本单位的工资总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二条和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的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科技人员的奖励报酬支出计入单位工资总额,也就计入个人工资,纳入单位和科技人员个人的社会保险费缴纳基数。一些事业单位出现了由于科技成果收益分配带来社保等缴费基数增加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实施细则。  抓落实,是政策红利释放的关键。在科技成果多样化、转化主体多元化、转化方式复杂化、转化收益复合化的新形势下,建议进一步深化科技成果权益改革、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力度,在持续优化成果转化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加大相关法规政策的衔接、落实、细化和系统性考虑。我们提出五点建议,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一是鼓励和保障多渠道获得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引导各类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研发和转化平台机构、风险投资机构、孵化机构、市场交易机构、专业技术转移机构、技术评估机构、专利服务机构等多类创新及市场主体介入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确保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获得相应的收益。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转化作用,助力科技成果商业化。高校院所、研发机构等单位可在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专项转化资金,支持专业机构建设发展,激发转化人员工作积极性。  三是扩大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的主体受益面。构建一个科学合理、利益均衡、价值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相关主体的成果权益分配体系,允许高校院所、研发机构等单位按照公示的科技成果完成人名单对科技成果完成团队进行奖励,不区分参加人员的单位,获得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的人员都能按照法律法规享受奖励和激励。  四是拓展个人所得税优惠的科技成果覆盖面。将技术秘密、设计图、数据、配方等成果纳入税收减免政策中,最大限度激发科研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五是明确工资总额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细则。考虑到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是一项不确定性的收入,激励方式多样,可以明确不将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报酬纳入社保缴纳基数。  (作者:王涵,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万劲波,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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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国在纳米科技基础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目前,全世界最顶尖的从事纳米技术研究的20家机构中,中国占了11家。我国的纳米科学中心跟哈佛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这三家位居世界前三。我们在纳米科技的很多领域,比如极限测量、纳米材料、纳米器件、纳米催化、纳米能源、纳米生物安全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有40多位中科院院士正在从事纳米科技研究。我们有146项自然科学奖,尤其是自然科学一等奖里边占1/3是纳米科技的。我国有31万件纳米科技专利,这也是很庞大的数字。  但在产出方面,中国纳米科技相对弱一些,这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既然我们的基础研究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接下来就是产业化。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快完善科技创新链,搭建纳米科技人才与科技创新链。  过去几年,我国也对产业化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入,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就正在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专门聚焦成果转移转化。  如今,我国的纳米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有两个大的部分。一部分在广东纳米院,还有一个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两个地方是比较成规模的大的产业基地。目前,中国纳米谷正在建设第三期。  我们有理由期待,通过这一系列布局,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解决国家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更有效转化的问题。  (赵宇亮,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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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科学成就离不开科学家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大力培育弘扬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精神来自好奇心的驱动。牛顿受苹果落地启发发现地心引力,就是好奇心驱动的典型。苹果落地人们司空见惯,发现地心引力的关键不在这一自然现象而在牛顿,在于牛顿基于好奇心的敏锐观察和深入思考。科学探索通常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但科学家的内心往往是热血沸腾、充满好奇的。正因为对好奇的事物持续思考,阿基米德才会从浴缸里跳出来高喊“我发现了”,门捷列夫才会在睡梦中找到元素周期表。  科学家精神还来自社会需要的驱动。当科学家意识到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有重大社会价值时,就会产生无穷的动力。这种社会责任心的驱动力在紧要关头表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掀起了留学生回国热潮。一大批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他们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充分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肩负起包括研制“两弹一星”在内的一系列科研重任,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大有可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大有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学家精神不是少数人的专属特质,而应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大力培育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重视培养创新能力。科学贵在创新,是在不断深化甚至推翻传统认识的基础上发展的。各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很重要,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重要。当科技工作者将更多精力投入高难度的创新创造中时,当更多青少年心怀创新梦想、树立创新志向、投入创新实践时,科学家精神将进一步得到培育弘扬,科技骨干力量和科技后备军将不断壮大,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科研评价机制,重点关注那些埋头钻研、不计名利的科研工作者,保护其积极性,肯定和褒奖其贡献。在项目评价上,建立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评价制度,完善自由探索型与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价制度,建立非共识科技项目的评价机制。在人才评价上,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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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带动创新活力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等“全链条”全面跃升。截至2021年6月底,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达245.4万件,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科技发展与科学文化的繁荣离不开优秀的科学作品。如今科学研究不断深入,科学信息传播模式多样,出现了诸多具有科学作品特点的著作权问题,亟须在法律、政策以及技术等方面进行改进,加强完善科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与利用。  科学作品的法律定义定位尚不清晰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写的《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术语词汇》一书中对“科学作品”进行了广义上的解释:“科学作品指符合以科学态度要求的方式来探讨问题的作品。”这个定义过于宽泛,故该书列举了诸如技术著作、工具书、通俗科学著作或实用指南以限定解释。现有定义未能为科学作品划分出显著界线,模糊的定义成为科学作品这一大类在法律政策体系中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将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与文学、艺术作品并列。相较于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科学作品有其著作权特点。  一是科学作品与职务作品的强关联性,很多职务作品是科学作品,如《著作权法》所罗列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等。二是部分科学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是以单列法的形式体现,如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这类科学作品的保护期限等与《著作权法》的规定不同。三是科学作品的部分著作权权能难以实践,文学、艺术作品可以通过乐曲、戏剧等形式体现其价值,而科学作品通常难以利用这些形式。  总而言之,科学作品和文学、艺术作品在法律调整上有着各自的特点,目前的著作权体系未能体现这种特点,科学作品在《著作权法》中的定义定位不清晰,规范体系尚不完善。  科研活动、科技传播中的著作权问题  近年来,科学研究中开始产出一些特殊形式的科学作品,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难以定义与保护,但这类作品往往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例如,根据基因在染色体上线性排列绘制的基因图谱是基于物种基因客观状态进行的创作。  再如科研产出时的著作权问题。相当一部分科研产出的论文或报告等的著作权归属不明确,这归咎于目前科研活动形式,令成果的具体归属不清晰。如一篇论文可能有提出想法者、实验组、论文具体撰写者等,但其中的贡献难以厘清,导致目前一篇论文作者过多,有时甚至能占据几页篇幅。另外,科研活动也会产生一些未完成的科学作品,其权利属性居于模糊状态。  科技传播具有公益性质,著作权具有垄断独占性质,著作权制度的规范性和限制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传播的广泛性与及时性。这些矛盾引发了科技传播中的著作权问题。  一是著作人身权方面,部分科学作品在被转换形式进行传播时,由于传播者水平或其他原因使科学作品被歪曲、篡改,权利人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受到了侵害。同时,错误的科技传播作品会给社会公益带来不良影响,但在对传播者进行追责时,往往会被以其非商业性传播为由规避。  二是著作财产权方面,科学作品与专利权申请联系紧密,部分科学作品的传播会因不合理的公开导致技术披露,使得技术被他人抢先注册专利或因公开难以获得授权,甚至会因公开被他人申请宣告无效,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层出不穷的新科技成果给著作权制度带来挑战。应从利益均衡的角度出发,建立更加合理高效的科学作品著作权保护机制,在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同时充分发挥科学作品的社会价值。因此,对科学作品的著作权法律保护体系进行调整是必要的。  应对科学作品进行全面系统规范调整  保护、利用好科学作品,让知识产权机制成为科技创新的催化剂,需要对现有科学作品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调整。  一是明确科学作品的定义定位。建议立法部门加强立法研究,在相关法或者实施条例中明确科学作品的内涵,确定科学作品著作权人身权与财产权的权能,先建立起科学作品著作权的基本制度;配套以完善准确的保护制度,特别是对部分特殊形式科学作品的保护,确定科学作品的侵权认定以及救济路径。  二是在科技传播时加强对科学作品的审查与监督。建议在主要科研产出地设立专门部门,在对科研成果进行宣传或普及时对最终面向公众的科学作品进行审查,避免科研成果泄露。同时也要对科学作品是否歪曲、篡改了科研成果进行认定,从源头避免错误的科学作品传播,并在后续传播的过程中进行监督。  三是要加强教育宣传,提升科技传播工作者以及科研管理人员的著作权保护意识。  科学作品作为科学技术表达与传播的重要形式,对科技创新的意义不言自明。国家亟须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中重视科学作品,科研机构要加强对科学作品的管理,积极保护和利用科学作品,切实发挥科学作品在教育、创新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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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8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引发科技界强烈反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文件和改革措施,有力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创新活力,促进了科技事业发展,但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据此,本报推出“聚焦科研经费管理”系列理论文章,邀请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梳理我国优化科研经费管理取得的成效,剖析当前科研经费管理痛点、难题问题,并提出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8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提高间接费用比例。间接费用按照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安排使用。  自2011年以来,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改革一直是我国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的重点之一。间接费用科目的设置从无到有、补偿比例逐步提升,有效地解决了依托单位“赔钱干项目”的问题,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创新活力。然而,我们在看到改革成效的同时,也应清晰地认识到,局部的改革难以彻底解决科研经费管理中人员激励、成本结构设置等系统性的问题。未来,应逐步推进政府科研资助、科研人员薪酬机制等系统性的改革,从而实现科研经费管理的科学化,有效支撑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  间接费用“从无到有”,顺应科研活动发展需求  2011年,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首次提出了“间接费用”的概念,将科研项目经费结构划分为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两大部分,一些无法在项目直接费用中列支的费用统一划入间接费用。  间接费用的前身是科研项目中的“管理费”,用于补偿依托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使用单位现有仪器设备,房屋,日常水、电、气、暖等消耗,以及有关管理费用的支出。其核算方法采取按固定比例提取的方式,一般提取比例为5%—10%。对于金额较大的项目,管理费比例最低为1%;对于部分企业、国外机构或组织,管理费的比例可以达到30%。管理费的概念与核算方式直接套用了一般工程类项目资金的管理模式,具有较强的计划及行政管理色彩,难以满足科研活动的需求。  间接费用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理念的变革。原有包括管理费在内的项目经费科目的划分方式适用于单线程工程化的项目经费管理。但是对于科研项目而言,单个科研项目的实施难以脱离依托单位在人员、基础设施、信息数据系统、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支持,且承担科研项目的人员与项目之间也并非唯一对应关系。加之科研活动自身所具有的创造性、非重复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加剧了项目经费管理的难度。原有工程化的项目经费管理模式难以满足科研活动的需求。因此,新的经费结构与概念的引入,顺应了科研活动需求、符合成本核算理论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我国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从计划、行政的管理理念向符合科研活动特点的科学管理理念的转变。  提取比例逐步提升,科研人员获得感增强  自2011年间接费用概念提出以来,间接费用的总体提取比例和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的提取比例不断提升。《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规定间接费用的提取比例最高不超过20%,其中绩效支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后的5%。此后,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取消了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的比例限制。2018年,《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试点”的要求,并再次提高间接费用的提取比例,“对于对试验设备依赖程度低和实验材料耗费少的基础研究、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等智力密集型项目,500万元以下部分间接费用不超过30%。对于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还可以进一步调整间接费用比例”。近期颁布的《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再次调整了间接费用的提取比例,明确规定“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进一步提高到不超过60%”。  间接费用总体提取比例的逐步提升、绩效支出比例上限的取消以及扩大经费自主权试点等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出台,对承担科研项目的依托单位及科研人员,特别是承担国家重要任务、基础前沿研究的机构和团队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在间接费用概念提出前,依托单位为项目实施所提供的基础设施、仪器设备条件、管理人员等费用难以得到有效补偿,出现项目经费挤占机构稳定拨款,承担项目越多、机构层面经费缺口越大等问题。间接费用概念的提出以及提取比例的提升,有效缓解了上述问题。特别是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的设置,对科研人员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  其中,间接费用中的绩效支出是科研人员绩效工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间接费用概念提出之前,对于不承担横向项目、无成果转化收入的科研人员而言,绩效工资一直处于“有政策、无来源”的状态。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科目的设置,为科研人员的绩效工资提供了合理的渠道。以数学、理论物理等几乎不需要购置设备的基础研究为例,假设一个研究团队承担了一项为期4年、直接费用50万元的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在间接费用概念提出之前,团队科研人员没有相应的绩效支出。在间接费用概念提出后,按照最新的核算比例,团队每年可以提取7.5万元的绩效支出。  承载过多期望,科研经费的科学管理任重道远  间接费用改革在加强对科研人员激励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特别是《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已经将基础研究领域间接费用比例提升至60%。然而,在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目前间接费用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间接费用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缺乏对间接费用真实成本的核算,特别是将间接费用作为解决人员绩效的重要途径,将项目经费与科研人员收入“强挂钩”等。  就间接费用的内涵与核算方法而言,间接费用是指与科研活动不存在直接唯一支持关系,但在机构层面对科研活动存在支持关系的费用。对间接费用内涵的界定、合理的提取比例的设置都需要以对科研机构层面整体经费支出的清晰核算为前提。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出现了科研项目经费科目设置不合理、管理不科学,项目经费挤占机构稳定拨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并未单纯从项目经费的管理改革入手,而是在国立科研机构和大学中开展了机构层面的透明成本核算。在摸清科研活动经费支出特点这一“全貌”的基础上,再针对科研项目经费这一“局部”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科研经费清晰、准确的核算并不与科研活动的特殊性相矛盾。科研活动的特殊性在经费支出方面体现在支出的不可预见性,而对科研经费的精准核算是指对已经发生的科研活动经费支出做出真实、准确的核算。在大数据的时代,在掌握科研活动真实经费支出的前提下,必将能够对未来科研活动的资金需求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进而有助于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  就间接费用的激励作用而言,绩效支出是间接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次改革的重点。那么,绩效支出与间接费用的关系是什么?通过间接费用来解决科研人员薪酬体系中存在的绩效激励不足的问题,是否合理?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以系统分析科研人员薪酬结构、来源、水平、增长机制,甚至是以系统分析政府科研资助体系等更宏观问题为前提的。现阶段间接费用补偿绩效支出的方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研人员绩效激励缺乏合理来源的问题,但这一解决方案无形中将科研人员的绩效与承担项目的情况绑定,又会引发一些新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科研人员激励不足的问题。  自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为政府资助科学的合理性摇旗呐喊以来,对政府如何有效资助科学的争论从未停止。随着科学的发展、科研组织模式的变革,政府资助科学的机制也在不断变化。理解科研活动的特点、掌握科研活动对经费的真实需求,是构建合理有效的政府资助机制的重要前提。  我国自引入科研项目资助机制以来,在项目经费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改革中已经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未来,建议逐步推进科研机构层面的透明成本核算,掌握科研活动对资源的真实需求,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核算机构层面的间接费用比例,作为制定项目间接费用比例的参考和依据;逐步推进科研人员薪酬机制改革,建立动态、合理的薪酬调整机制,弱化人员薪酬与项目之间的关系,从而更进一步实现科研经费管理的科学化,有效服务科技强国战略。  (作者:阿儒涵,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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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持续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企业和政府部门是重要的创新主体,二者在科技创新中承担着不同职能。企业追求利润回报、组织创新活动,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着主体作用;政府部门代表公共利益,通过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公共资源、优化创新环境来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推动科技创新高效开展,需要企业更加自觉地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把创新作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发挥主体作用,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政府部门更加重视激发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引导、激励和保障企业创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国家实验室要按照“四个面向”的要求,多出战略性、关键性重大科技成果。国家科研机构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努力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科技领军企业要发挥市场需求、集成创新、组织平台的优势,整合集聚创新资源,形成跨领域、大协作、高强度的创新基地,提升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提高创新活动的组织效率。组织好创新活动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需要重点把握好两个关键环节:一是选好题,明确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二是找对人,组建高素质创新队伍。在明确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方面,需要国家发挥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重视基础研究,遵循科学发现规律,推进基础研究;重视产业发展需求,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发挥企业家和产业一线专家的作用。当前,一些产业发展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科技问题没有搞清楚。我们要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保障创新资源投入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支持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前景好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形成未来的整体优势。组建高素质创新队伍是实现创新目标的前提条件之一。专家同行评议的选人机制更适用于基础研究,而对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等创新活动,除了专家认可,还应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可尝试通过专家推荐制、定向邀请制、招标制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选好建好创新团队。  营造良好创新环境。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推动创新主体主动作为、保持积极工作状态、高效实现创新目标。应坚持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创新科技成果评价方式。对于积极投身科技创新的企业,加大鼓励和支持力度;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保证其合理待遇水平,客观公正评价其研究成果;对于从事产学研结合研发活动的科技工作者,作出科学评价、提供有效激励,保证他们获得合理收益。支持科研事业单位探索试行更灵活的薪酬制度,稳定并加强从事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科研人员队伍,为其安心科研提供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环境,形成崇尚科学的风尚;加强对科研活动的科学管理和服务保障,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创新环境;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在共同应对产业技术难题中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形成良好的产业创新生态。  (作者分别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技术信息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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