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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努力这一条,没有别的优势。”黄敏说。她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研究的是分子靶向抗肿瘤新药研发和肿瘤治疗学。  长发、瘦小、轻声细语,是她给人的初印象。殊不知,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大大的能量。这些年,她以一颗敏感又坚韧的心,用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一步步地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黄敏出生于中国甘肃省的一个小城市,独生子女,父母都是工人,她说那时候家里条件困难,唯一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就是考大学。1998年,她考上了中国药科大学中药专业,开始与“药”结缘。  大学毕业后,她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继续深造。黄敏说,因父亲是恶性肿瘤去世的,所以当时她选了肿瘤药理专业。硕博连读,她在这里呆了5年。  2007年博士毕业后,黄敏说自己想去看看国际上最顶尖的地方是怎么做科研的,就一股脑儿申请了一批顶级学校,“想去最好的地方看看,如果去不了我就不去了。”  “倔强而勇敢”的人得到幸运眷顾,2008年,她进入美国哈佛医学院的Dana-Farber肿瘤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等到3年后要走的时候,导师极力挽留她再留一阵,说她是这个实验室里唯一付出很多,却没怎么求回报的人。  所花的时间和努力,赋予她另一种回报。在这个全球知名的实验室里,黄敏看到国际上最顶尖的地方是怎么做科研的,也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平台。  黄敏说,这段经历让她看到科研很美好的地方,对她的人生影响很大,“那是个非常小的地方,每星期都会有全世界最有名的科学家去做报告。大家对科学的追求非常单纯,就是希望能发现真理、改变世界,名利的追逐反而非常少。”  那时候,她决定一心要做科研,但她也意识到,如果想做得好的话,她需要一个更好的舞台,需要回国,“我们国家那时候开始大力投入科研,各种机会越来越多。”  看清方向的黄敏迅速做了决定,2011年,她回到自己成长的地方——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加入曾经培养自己的肿瘤药理大团队,又开始挑战自己。  黄敏回国那年,国际上有个新领域,叫肿瘤代谢,刚热起来,上海药物研究所还没人做,便给了她这个新方向。  “等于转行了,又重头开始”,黄敏说,此前她一直在做同一个领域,那就是“化疗药给肿瘤细胞基因组带来的损伤”,而新领域转变很大。  刚开始她做得也很粗糙,一点点学、一点点拓展,不断积累。到现在,除了新领域,她已有余力把原领域的化疗药内容也捡起来继续研究了。  黄敏说,每个阶段的一开始,自己都是“最不起眼的那个”,有点自惭形秽,但自己没有其他优势,只有努力。  这些年她没有特别得心应手过,总是在挑战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很费劲。但她说,如果必须选条路,还是选择挑战自己,因为有挑战才有发展,“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更游刃有余些,但在不断挑战自己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在一个新领域,会有更多空白点,更大的发挥空间,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  与理性的科学为伍多年,黄敏依旧是一个感性的科学家。她的脑海里有一份触动:每年去开国际肿瘤大会的时候,上万人聚在一起,看着肿瘤病人的生存期越来越长。她很有感触,“会场密密麻麻的人,从全世界而来,很多人做的科研非常基础,根本接触不到肿瘤病人,但就是这个群体的研究工作,慢慢转化出来很多药,让肿瘤病人的生存期延长了很多,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采访的末尾,忆起父亲,黄敏的声音略带鼻音:“明年父亲就去世20年了,我家里有过这样的经历,了解肿瘤病人的痛苦,虽然我们的研究还没应用到临床上,但希望多少能对肿瘤治疗有所帮助。”  不惑之龄,黄敏说正是做科研的黄金期,“我们做药的还是非常感谢这个时代,也珍惜这个时代,遇到不容易,希望在国家科研环境这么好、投入这么大的时候,自己也能做好,真正做出来一些有意义的科研,让肿瘤病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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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以昀的研究,那就是:光。  在陈以昀课题组的实验室里,不仅有化学设备、生物元素,还有很多不同颜色的灯。他有一个很酷的想法,未来有一天,用这些不同颜色的灯,来控制不同的生物功能。  采访中,他遥遥一指办公桌上的鱼缸,说:“你看,鱼缸里有很多金鱼,假设里面有相关化学物质,那我用光照过去,就能使金鱼跑向我希望它跑向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研究未来有望实现的。”再比如,病人皮肤出现问题,如果用光一照就可以使药物只在某个特定位置起作用,那就可以起到光治疗的效果。  陈以昀说,我们每天都在接受光照,但除了眼睛能看到,身体其它部位基本不受到可见光的影响。他想带领团队做的就是:用可见光引发一些化学反应,且这些化学反应是在生物体内进行的。  这样的研究在国际上还不多见,而陈以昀与这个领域的结缘,还得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  陈以昀出生于河南郑州,父母都是化学工作者,小的时候,他就对化学有兴趣。高中的时候,他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他第一次与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选手同台,发觉化学这门学科非常有国际性。后来他去了北京大学读化学专业,幸运的是,当时的本科导师杨震教授研究的就是有机化学和生物学的交叉学科,他也成为陈以昀的领路人。  2007年,陈以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有机化学的理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哈佛大学化学生物学家DavidLiu教授的课题组进行博士后研究,选择了生物启发的新化学研究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作为研究方向。他与DavidLiu教授合作,使用DNA编码的化学反应探索系统发现了首例可见光引发的生物相容叠氮还原反应。  2011年,陈以昀回国,加入了中国第一个化学和生物交叉学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以昀团队的研究方向是发展新的生物相容的光化学工具,来调控生命活动。陈以昀介绍,相比纯粹的有机化学,这个领域的门槛高一些,研究周期也更长,中国追赶起“国际脚步”来也相对速度慢一些,但最近几年,中国在化学和生物的交叉学科上大力布局,使差距有所减少。  回国不到3年时,陈以昀和他的团队就发展了首例基于环状三价碘的生物相容光反应体系,在可见光引发的生物相容反应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近期,陈以昀团队又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团队,合作发展了首例活细胞中的可见光催化生物相容反应。  对于这几年的科研进展,他总体满意。“交叉学科的科研进展比较慢,但欲速则不达。”他说。  交叉学科的研究周期长,很多科研人员会选择跟进式研究,这样出成效快些。陈以昀的想法是:打破有机化学的舒适区,用交叉学科去做有创造性的东西。“这是个很新的领域,如果同时能培养出一些相关的科技人才,将研究继续深入开展下去,那就更好了,”他说。  陈以昀认为,科研人员要合理布局自己的研究计划,有快有慢,一方面有短期性目标,不断出成果;另一方面,时间不能全被短期目标占用,要布局自己的长期性研究。“任何研究机构,再有耐心、再有远见,也希望看到科学家们能出成果;而如何调控自己的时间,既有短期目标又不忘长期目标,这个平衡需要科研人员自己掌控。”他说。  关于未来,陈以昀说,虽然人们常讲基础科学是基础性的,但最后要得到认可,还需得到应用,他盼望自己团队的研究能从基础走到应用,“希望能转化,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也是做科研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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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质谱技术服务部负责人周虎,原是个计算机爱好者,却在“机缘巧合”下做了生物学研究。他从事基于质谱的蛋白质组学研究,这一领域未来有望助力精准医疗。  何为蛋白质组学?周虎解释,通俗来讲,过去人们在研究蛋白质时,像“钓鱼”似的,一个蛋白一个蛋白地挨个研究;而现在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蛋白质,就像“撒网捕鱼”,捞起来就是一网“鱼”,是对生物体内、细胞内所有蛋白质的研究,内容包括:蛋白质的具体位置、量的变化、蛋白修饰、相互作用等等。  周虎希望研究能朝着应用方向迈进,一是利用蛋白质作为工具,搭建从发现靶标到研究药物机制的快速通道,与经典的药物研究手段实现互补。  二则,将研究与临床结合,利用蛋白质组学对病人进行个性化用药的指导,助力精准医疗。他解释,现在都是先病后治,将来,如果能利用蛋白质组学提供的蛋白质层面信息,建立大数据库,就可以未病先防,“比如,不到医院就知道这个人有糖尿病前兆,去控制饮食、加强运动;而不是等到生病,才提供治疗手段。”  周虎出生于湖南,1997年开始走上科学的道路。“那时候本想报考计算机系,却误打误撞进了南开大学生物系。”没想到这一“偶遇”让他从此爱上了生物学基础研究,并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2011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攻读博士。毕业后,他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所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在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深造。2012年,他回国,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之所以回来,周虎说,“不忘初心吧,出国前我就感觉中国国内蛋白质组学很快会迎来它的第二个高潮,而我想在当中做个‘弄潮儿’。”  那时,中国国内早已开始蛋白组学研究,比如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这一领域了;上海药物研究所是“后起之秀”,从零起步、刚刚开始,但有其独特资源,希望为国家蛋白质组学研究队伍添砖加瓦。  周虎介绍,蛋白质组学好比一种工具,上海药物研究所有肥沃的有机小分子土壤,更容易让研究“生根发芽”,以寻找药物的靶标或作用机制。  周虎具体开展的是有机小分子和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以及转化医学相关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单纯做蛋白质组学,像是在煮纯的咖啡;而做小分子、大分子相互作用的蛋白质组学,相当于学科交叉,有点像往咖啡里加伴侣,风味独具。”他说。  尽管在时间上是“第二梯队”,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蛋白质组学研究越来越有显示度。周虎的课题组6年来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论文40余篇。  在周虎看来,一个研究方法的开发,如果单纯是为了发文章,没有太大意义,还是希望这些东西能够真正应用起来。“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你做的技术也好,方法也罢,都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周虎说。他认为,关键要看课题组的研究能不能用到临床相关的药物研制中去,真正让公众受益。  这些年,中国在科技领域出现了一批“国际领跑者”,周虎坦言,他的研究团队还处于从跟跑向并跑发展的阶段。关于“跟跑”,他有着自己的理解,“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我们从无到有,肯定要先‘跟跑’,不会走就先跑,那是无稽之谈。首先得跟跑学习,然后才能实现并跑,乃至领跑。”  国际上,蛋白质组学相关研究体系正在建立,周虎希望自己的课题组未来也能参与其中,“首先得成为研究上的player(参与者),而后才能参与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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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院长的葛均波,趁着准备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间隙,在办公室与中新网记者就改革开放40年作简短交谈。  “从消息一传出,我就一直在发微信、短信,告诉来询问的同行、朋友‘对不起,只是兼职’,不是离开上海”,当记者得知葛均波刚从合肥回沪,自然提及任安徽省立医院院长一事。葛均波连连摇头,压低声音说,只是代表中山医院到那里去工作,去帮助他们在学科发展和人才方面把握一下方向,“虽然已经很累,但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只要自己能做的事,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停不下来”。  任职消息像“炸弹”,在圈内圈外引起轩然大波,这出乎葛均波意料之外,却并不让人意外。  中科院院士葛均波,被誉为国际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心脏病研究专家之一,长期致力于冠状动脉疾病诊疗策略的优化与技术革新,创造了冠心病治疗的多项“第一”;他对“心肌桥”的突破性发现,更是震惊了医学界。多年来,他已成功抢救了超过2000例重危急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成功率达96%以上。今年,葛均波荣获国家对卫生计生系统个人的最高行政奖励——“白求恩奖章”。  进一步总结个人经历,葛均波说:“我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平台和舞台,让我尽情表演”。  1979年上大学、从农村走向城市,1999年出国深造、从中国走到国外又回到中国,葛均波人生的时间线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地域变化的背后是越来越精湛的技艺和越来越广阔的人生道路。  回首过往,葛均波略提高声音说,身为“60后”,这代人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看到中国从经济到社会、从家庭到民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依旧是最爱的中山装加布鞋,讲带山东口音普通话的葛均波对记者回忆道,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上学还要自带小板凳,出国需要介绍信,他反问:“现在的年轻人能想象当年的情景吗?”  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荣誉,葛均波的理解是,要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做到极致。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治好病,这是他追求的目标。作为教授,教好学生,为医学的延续性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是另一个目标。  尽管分身乏术,但葛均波仍然坚持每周二、周四做手术。采访当日,他的一台手术从早上八点半持续至中午十二点,对此,他坚持“只要有病人需要,我就要做手术”。  为了提高中国冠心病治疗的水平,葛均波还搭建了全国性平台,帮助从新疆喀什到东北的同行分析复杂病人的病情,“这也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葛均波始终鼓励中国的医生自发地进行原始创新,自己也不断地身体力行。  “这些年来,我和我们的团队在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时候感觉底气不足,有明显的差距,但近几年来这个差距越来越小,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这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重大决策有关。国家加大了科研的投入,加大了人才培养的力度,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在国际上领跑。我非常有信心继续在我从事的领域里领跑”,葛均波说。  针对传统金属药物支架“不可降解”的固有缺陷,他与相关团队成功研制出新一代生物完全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标志着中国冠心病介入治疗“第四次革命”。  目前,在临床普遍应用的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支架,由于支架的技术革新及国产化,价格成本明显降低,为患者和国家节省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医疗费用。  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葛均波毫不犹豫地说“当一个好医生,这是我永远的目标”。  除了业务和科研,葛均波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还尽心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卫生事业建言献策。  每年3月,葛均波都会在全国政协全会期间提交10个左右提案,这些提案基本都与他的专业有关,如教育、科技投入、医疗卫生、看病难看病贵等方面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样更能看到问题,也可以针对问题“对症下药”。  他微笑着说,脱离自己专业的建议可能会由于对政策和具体情况了解的不够,提出的建议可能会有片面性,所以未来还是会力所能及在自己了解熟悉领域里做好建言献策工作。“我认为只有先把自己的业务做好,才真正能够承担起旗帜性人物的责任”。  葛均波曾说,他认为过去做了什么都不重要,总是尽量把自己原来的那些辉煌忘掉,轻装上阵。  结束采访时,记者发现葛均波办公室的墙上,除了各色锦旗和照片,还还挂着星云大师的一笔书“宽心”。葛均波笑着说,收到星云大师的这幅字,感觉非常好,就挂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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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宜灿(左三)在指导中子输运研究。胡丽摄  2018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吴宜灿接连在国际上获得重要奖项,分别是欧洲聚变核能创新奖和美国核学会杰出成就奖,以表彰其在核能中子物理前沿领域以及科学技术与应用研究方面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吴宜灿获奖是实至名归。  30余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核能与核安全的源头和关键——中子输运问题的研究,在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工程应用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相关科研成果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获得规模化应用,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等40多个国内外重大核工程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  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核能中子物理研究领域  吴宜灿进入核能中子物理研究领域可以说是误打误撞。  “高考的时候,我化学考了81分,比其他科都高,我想那就报化学专业吧。填志愿的时候,密密麻麻的专业名称完全把我搞晕了,看到有个专业叫核反应堆,心想有‘反应’两个字,应该跟化学差不多。”直到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后,他才知道,这个核反应堆属于物理专业领域,而他也成了班上仅有的两个直接报考该专业的考生之一。  此后,随着深入系统的学习,吴宜灿逐步认识到,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开发和利用好核能意义重大。随之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1984年,吴宜灿本科毕业。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班上许多同学转行。但吴宜灿还是选择了继续攻读硕士。“我出身农民家庭,父母从小就教导我‘多念书总会有用’。他们常说‘读书不光为你自己,要想着许许多多的人’,我始终铭记在心,这也成为我当时继续求学的动力之一。”  后来,在选择是否从事科学研究这个问题上,吴宜灿说自己还是有过动摇。“我研究生毕业时,3个弟弟还在上学,家庭经济很困难。当时真的想过到待遇更好的核电站去工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选择了走科研这条路。”  吴宜灿认为,有追求、有失败、有成功,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他将自己的研究工作聚焦到核能中子,因为它是产生核热能和引发放射性的源头,它的行为直接影响核能系统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人们形象地把中子称为核能系统的灵魂,中子研究也是核能创新发展的源泉。“我一旦做了一件事,就会坚持下去并且越来越喜欢。没想到一干就是30多年,中间也有过逆境,但我从不曾后悔。”  把为学科和社会发展作贡献视为工作目标  1988年,吴宜灿考入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读博士,第一次踏上了位于安徽合肥西北郊的“科学岛”,与同为西交反应堆专业的爱人黄群英(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携手扎根安家,在科研道路上相互扶持。  2011年3月,日本发生福岛核泄漏事故,专家呼吁重视核安全基础研究。在前后两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白春礼院士等领导持续推动下,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得以启动。其中,“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作为第一批先导专项立项,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詹文龙院士任总指挥,吴宜灿研究团队负责“铅铋冷却反应堆”项目。同年9月,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揭牌,吴宜灿被任命为筹建负责人。  “接到任务时心里很忐忑,毕竟硬件设施几乎都是空白。那段时间频繁做噩梦,有时候一晚上被吓醒三四次,但第二天还是要打起精神走进办公室,不能让大家看出来我的压力。”吴宜灿说,“团队成立之初,就明确不以传统的只看重论文、专利等方式衡量科研成果,科研工作的价值、影响,对学科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才是我们的目标。”  尽管团队成员都很年轻,缺乏积累和经验,要做的工作可借鉴的东西也少,但有激情,也特别能吃苦。为了赶进度,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不休息。  特别是建所初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幕:在嘈杂的施工现场,戴着口罩的年轻人专注地调试设备。他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攻克了中子物理领域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经过7年努力,核安全所人才队伍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500多人,建成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实验平台。  努力、踏实的工作态度,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受益  吴宜灿的较真和坚持是出了名的。  无论是工程任务,还是科研管理,吴宜灿都要求按照工作计划按时保质地完成。大家提交的论文报告,哪怕有一处表述不准确,都会被他揪出来,一遍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吴宜灿说:“一丝不苟、严格认真的工作作风,刻苦努力、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受益。”吴宜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认准的事情便一头扎下去。  1999年,吴宜灿下定决心研发我们自己的中子软件。当时国内对核能软件研究的支持极为有限,吴宜灿不得不“自筹经费、先期投入”。  吴宜灿说:“当时带着大家深入研究数学模型,反复论证程序架构,写好每一句代码,搭好每一个模块,整整120多万行程序代码被反复折腾了无数次。”如今,吴宜灿团队研发的大型中子输运设计与安全评价软件系统SuperMC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1000余家重要单位获得规模化应用认可。他们还将发展的中子输运物理与技术成果应用于创新核能开发,开展可移动、小型化、智能安全的核能系统“核电宝”的工程化研究。  工作之余,吴宜灿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排球。吴宜灿说:“团队发展得越来越快,精神的凝聚显得愈发重要,所以我常用非常需要团队配合的排球运动来锻炼队伍。”  从事了近40年的科研工作,吴宜灿对如何做好科研有自己的见解。  “首先要有创新精神,我认为创新就是积极主动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其次,做科研要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钻劲,要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保持高度热情,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和汗水。”吴宜灿说,“另外,对于年轻人来说,要学会以长远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切忌短视浮躁、急功近利。科研事业不仅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未来,看到未来10年之后的格局并且提前行动,才能让成功成为必然。”(原载于《人民日报》2018-12-07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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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蒙古高原一直向西,穿过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塔,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3000年前,这条绵亘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是欧亚草原人类迁徙流动的大通道和连接东西方的大陆桥。东西方文明在这条道路上汇聚交融,马背上的民族将中国的艺术品、印刷术、医药技术等传入中东和西方,又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地理引入中国。这条草原丝路,见证着东西方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的多重交流。  从2009年至今,自承担“中亚毗邻区动物物种资源库构建与多样性研究”项目以来,在这10年中,从蒙古高原到天山,再到帕米尔高原,乔格侠和她的团队走遍了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山山水水。  苏联时期,中亚各国的动物学研究开展顺利,积累了大量的实物标本和系列研究成果。苏联解体后,尽管中亚国家拥有丰富的生物物种资源,但都由于人力、物理、财力都缺少稳定支持,其许多相关学科研究均处于停滞状态。而目前我国动物学基础研究则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在资源收集(特别是野外考察和标本采集)、分类鉴定、资源保藏、农林害虫防控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中亚与我国新疆毗邻,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地区,对我国周边生物安全、对外经贸合作有重要影响。中亚地区的动物区系与我国西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且相互影响,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点。中亚国家的生物安全也会直接影响我国农林业的健康发展。  帕米尔高原西侧(塔吉克斯坦全境、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天山山脉西段(吉尔吉斯斯坦全境、塔吉克斯坦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哈萨克斯坦南部)气候特殊、交通不便,每年适宜标本采集的时间非常有限。  乔格侠说:“最开始我们去的时候,对方合作者给我们安排的‘典型’生态环境大部分都是景点,他们以为我们就是看看环境顺带休闲一下。其实我们的目的是真正地实地考察——不仅要考察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采集动物标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很焦急,经反复沟通后,对方才给我们重新设计路线到真正的典型自然生态环境中去,我们扛着帐篷、带着睡袋和设备就下去了。对方这才明白,我们是真正来干活的。”  野外工作非常艰苦,乔格侠和她的团队却从没喊过一句累。能采集到大量标本的地方,蚊虫活动也异常活跃。乔格侠说,他们在野外工作时绝对不能裸露皮肤,长袖长裤是基本,袖口裤管也要扎紧,有些时候头上还要带上防蚊罩,这样的全副武装,干一会儿活身上还是会被叮咬至肿。但他们都不在意这些,采到标本后的开心和喜悦让他们忽略了一切难耐,那种全神贯注和忘我投入的工作状态,让合作方非常敬佩。  “每次采完标本回来后,大家的皮肤暴晒得一个比一个黑,蒙古国有位老科学家看到我们这种敬业、奋斗的工作状态,在对我们的科学家和年轻人大赞的同时,也一直在担忧他们国家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乔格侠特别强调说,“我们采集标本,真正是为了科学研究,为了掌握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资料,绝对没有占有资源之意。我们一定会将整理定名后的标本反馈给他们,包括很多实用技术和方法,都是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  “一带一路”沿线西部和北部邻国(蒙、哈、吉)与我国北方地区毗邻,棉花、小麦、玉米、果蔬、马铃薯等是这些国家和我国北方地区的重要农作物。棉铃虫、棉蚜、麦双尾蚜等是这些国家和我国共同面对的重要害虫。同时,该地区也是农业基础研究薄弱、害虫发生频繁、化学农药大量使用的重要区域。这些国家的生物安全也会直接影响我国农、林、牧业的健康发展。  农业是中亚国家的传统基础产业。但中亚国家由于受自然条件、传统习惯、经济发展水平及生产结构等因素的限制,农业生产总体上仍处于低投入、低产出,“靠天吃饭”的粗放状态。  乔格侠说:“我们去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他们最需要什么技术。从我的专业来看,需求最为迫切的就是害虫防治技术,这直接关系到农林业生产的安全与农民的经济效益;而害虫的预警监测和防控,这正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的强项之一。”  “有一次当地的果农带我们到一片果林。看到果园的李子外观很好,外皮都是紫色的,还覆着一层薄霜,摘一个掰开一看,金黄色的果肉,特别甜,但可惜满地都是落果。跟我们同行的当地科学家非常无奈,他们不知道是什么虫子为害,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捡起地上刚落下的果子掰开,将为害状和虫子的图片通过微信发给国内的同行,被鉴定为梨小食心虫。这种害虫在当地造成的虫果率在75%以上。而梨小食心虫的防治技术在中国已经非常成熟了”。乔格侠团队回去就给他们提供了免费的监测技术和防治产品,并在现场进行手把手地培训,直到教会了,用好了,才放心。  不仅在哈萨克斯坦,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乔格侠和她的团队也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大棚里的番茄叶子被潜叶蛾啃食形成许多弯弯曲曲的虫道,城市行道树的叶子被网蝽吸食而失去绿色,不知道害虫怎么预防,害虫来了怎么监测,如何杀灭。每次看到这些,团队成员总感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从无到有总是最困难的。乔格侠说:“我们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对方还抱有一些怀疑态度,有时候不太积极。我都特别地体量和理解,人家不了解你要来做什么,凭什么要帮助你呀。”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为他们提供害虫防治的技术,传授天敌饲养的技术和方法;一些长期监测设备和防治产品,我们在野外作业后,都是无偿地赠送给对方,留给他们继续使用,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宝贵的。”  一张一块多钱的粘虫板是田间监测和捕杀害虫的有效工具,简便实用又环保,在国内广泛使用。但合作国的这些科学家每次到中国来都要专门去采购,而且购买粘虫板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细心的团队成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每次要去的时候,都专门采购一些带过去,送给他们。  除了对技术的渴求,人才也是蒙、哈、吉、塔、乌最为急缺的。乔格侠说:“我们有非常大一块精力是给他们培养人才,这么多年,我们做着做着都做成了朋友。”  乔格侠说,只要这些青年人表现出想要继续学习的意愿,他们团队都会尽力去给他们争取帮助。就在2018年9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各有一位学生来到怀柔雁栖湖报道,来中国科学院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  在这个过程中,乔格侠团队不断地对这些国家的科研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与未来“有亲缘”的合作者;并且还借助“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奖学金”(CAS-TWAS院长奖学金)、政府奖学金、中国科学院大学奖学金等,不断积极推进这几个国家的青年人才到中国学习。其中塔吉克斯坦学生AbdulazizDavlatov毕业回国后,就职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动物与寄生虫学研究所。最早与乔格侠团队合作的一名塔吉克斯坦科学家,现已成为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主要领导。在这个合作交流过程中,团队不仅为培育发展中国家未来科技人、科技领军人物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知华、亲华、爱华的外国科学家群体。  “感觉现在走过去,就是敞亮、痛快!以前总感觉天山像是把我们挡住了一样,蒙古高原科考只能止步内蒙古,但现在不一样了,不仅是蒙古国,连帕米尔也一样能去,他们知道我们是真正的做科学研究,真心实意地与他们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对我们也变得非常友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乔格侠团队也进行了很多次“走出去”的技术培训,专门派技术人员到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做与资源收集相关的专项培训,如动物标本制作技术、监测设备运行与维护等。在现场手把手培训当地科研人员,并把设备也留在当地,得到的监测结果可直接为当地的生产实践服务。  乔格侠说,以前只在自己的圈子里做,第一次出国门时,还不免心虚犯嘀咕,就这样去采标本,会不会被当地人抗拒。可当真正迈出去之后,想着他们的需求,带着我们的产品和技术,靠着一股子真诚,还有中国科学家这种敬业奋斗的精神,收获了理解,还收获了更多的合作。经历了这么多,现在这些国家理解了中国科学院利用科技优势,真切地在为他们的民生福祉服务。这也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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