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者:发布时间:

  据媒体报道,为降低臭氧污染,生态环境部部署在全国开展夏季(6月至9月)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攻坚行动。行动中,该部将通过卫星遥感手段开展重点区域甲醛、氮氧化物等臭氧前体物监测,筛选VOCs治理重点关注区域,并充分运用走航监测以及VOCs溯源分析等手段,确定重点控制的VOCs物质以及物种名录、行业名录、排放环节。  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污染防治是综合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为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巩固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生态环境部先后出台《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用数据化决策思维再造环境治理,建立基于科技、创新模式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打造坚实的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上述报道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环境监测、监管已经由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过渡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阶段。  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在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下,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必将融合发展为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  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融合为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领域:其一,面向全球气候变化的地基、空基监测设施体系,以及超算中心、数字地球系统模拟等软硬件基础设施,将对我国实现气候系统变化的监测与科学预测提供支撑。其二,实现大尺度的生态系统观测与研究网络功能,离不开生态环境监测设施和大数据中心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其三,面向流域水环境质量监测与联合治理平台,也将成为实现生态治理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下,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将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实现监测与监管的协同联动。例如,建立国家生存环境模拟系统,科学预测气候变化对我国不同区域的不同影响,把对主要自然灾害的模拟、预测和预警提高到新的水平。再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协同管理平台已取得初步成效,正在试点推广,未来必将大幅度提升生态环境的网格化数字治理能力与监管水平。  通过AI技术建立智能交通系统,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减轻自然灾害,优化循环利用废物;利用5G技术建立智能水供应管理系统,可以降低水文风险;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对灾害风险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规划,可以有效提高产业发展的环评水平和环境恢复力。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还将与绿色产业深入融合,促进形成稳定达标排放,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水平。为此,有必要推动传统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通过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整合优化、改建新建设施,加强对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等污染源头的大气、水、土壤等要素的环境监测能力;同时,推动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大气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及网格化管理平台等数字化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前移到过程排查和源头防控。  未来,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还将支撑我国智慧环保行业的发展。例如,借助物联网技术,把感应器和相关设备嵌入各种环境监控对象中,以云计算为支撑,将环保领域物联网整合起来,实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数字化协调共进。  守护碧水蓝天,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通过重视、加强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绿色发展理念落实,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水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一定能早日实现。  (作者:刘昌新,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田园,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发布者:发布时间:

  今年春季,北极地区继2011年后再次形成臭氧洞。此次臭氧低值区域面积约600万平方公里,其中符合臭氧洞标准(臭氧浓度低于220个多布森单位)的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成为史上最大的北极臭氧洞。臭氧层保护的紧迫性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  臭氧洞主要出现在极地地区。与南极每年春季都会出现臭氧洞相比,北极臭氧洞的出现频次非常少,规模也不及南极臭氧洞动辄超2000万平方公里。然而,由于北极周围地区人口相对稠密、人类活动活跃,当臭氧洞形成并维持时,可能侵入中高纬度造成严重影响。  1984年,英国科学家首次在南极上空发现臭氧层空洞。臭氧层位于距地面25—35公里的高空,臭氧洞并非真正的洞,而是指臭氧浓度显著低于周围臭氧层。低温、太阳辐射和臭氧损耗物质的存在,是臭氧洞出现的必要条件,存在于春季南北极的平流层地区。在距地面10—50公里的平流层,冬季盛行西风。强大的绕极西风将极区与中纬度地区隔离开,使得富含氧气的空气和热量均无法进入极区,形成了异常寒冷的极区平流层。在极低温条件下,极地平流层云形成,它在提供光化学反应界面的同时,吸附氯贮存物质。到早春时节,在太阳紫外线的照射下,极地平流层云表面的氯原子被分解出来,释放活性氯,进而引发光化学反应,侵蚀臭氧层,形成臭氧损耗和臭氧洞现象。  大气中约90%的臭氧处于臭氧层,另有10%左右位于近地面。近地面的臭氧是光化学烟雾主要组成部分,会诱发呼吸系统疾病,破坏植物。与之对比,臭氧层中的臭氧可以隔绝和吸收太阳辐射中危险的紫外线成分,让地球表面更安全。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得益于臭氧层的保护,生物从深海走向浅海和地球表面,演变出复杂多样的物种。然而,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含有卤族元素的化合物,包括作为制冷剂、发泡剂、喷雾剂和清洗剂的氟利昂和哈龙等物质。这些化合物随大气环流进入平流层,在紫外线的作用下形成臭氧损耗,破坏臭氧层的完整,进而影响地球的宜居性,对生物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为应对臭氧损耗问题,国际社会于1987年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该协议得到了联合国各成员国的积极响应。然而,人类近百年排放至大气中的臭氧损耗物质不仅数量巨大,且生命期长达50—100年,减少过程极其缓慢。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最新臭氧层耗损科学评估报告,经过30年的努力,人类避免了严重的臭氧损耗危机。不过,要使南极臭氧洞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预计要到2060年之后,而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则需要到2100年左右,保护臭氧层仍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布者:发布时间:

  编者按  从太空俯瞰,地球这颗蓝色星球是这样孤独。居于其上的人们,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宇宙中的唯一智慧生命。今天,新冠病毒仍在肆虐,它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会因为国别或种族就对谁网开一面。在面对新冠病毒时,互相指责还是携手应对?本篇文章的三位作者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NSSC)原主任,欧洲空间局(ESA)原局长和美国航空宇航局(NASA)原局长。他们希望通过太空对人类的启示,唤醒人类团结一致应对疫情的意识。同时,这些来自太空的启示,也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的最好的精神境界和参考坐标。三位作者经过讨论,将这个想法写成此文,其核心内容已在《自然》杂志上以通信形式发表。这里刊出的是他们全文的中文版。该文也将以英文、法文在不同的国际主流媒体上刊出。  近来,新冠病毒的疫情信息占据了所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大量版面。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关心那些有我们亲属或者朋友的国家里新确诊病例的情况;另一方面,当看到数字仍在不断的增长或上下跳动的时候,就像是看到了那些病人正在哭泣和死亡。更有甚者,还有那些关于“甩锅”和相互攻击的负面消息。  曾几何时,我们都认为,当人类受到来自天外敌人攻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团结一致和它们斗争。但是,现在我们面对新冠病毒这个突如其来的共同敌人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看见那种人类应该具有的、足够的、团结一致的精神,现实和理想似乎相差甚远。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那种理想中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精英阶层和领导人们是否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呢?这里,我们想通过人类进入空间时代以来,从太空得到的三次启示做些探讨。  第一次启示,来自太空时代的开始阶段。当宇航员飞过110公里高的冯·卡门线,就真正进入了太空。他们看到了黑色的宇宙,布满繁星的银河系。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具有曲率的地球边界和那一层薄薄的大气层。白云、海洋、山川、大地从脚下飞快地划过。他们惊叹人类的伟大,居然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使自己在如此高的高度上飞翔;同时他们也惊叹在浩瀚的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如此渺小,从太空中无法将他们分辨。在宏大的宇宙和自然中,人类不过是千万生灵中的一种而已。  凡是到过太空的宇航员,都曾讲述过他们对地球上那层薄薄的大气的怜悯心态——她如此之脆弱和易于被破坏。如果大气层被破坏殆尽,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将毁灭于太空辐射。从更为哲学的层面来讲,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想到过人生、亲情、友谊,祖国,脚下的白云、蓝海、甚至黄色的沙漠都是那样的美丽,人类就是大地的孩子,无论如何都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地球环境,不容许把她毁掉。他们在任务结束回到地面上之后,大多自然而然地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国际合作的推动者、可持续发展的倡议者和世界和平的使者。我们将这种情怀称为太空情怀。  第二次启示,来自于阿波罗计划宇航员的发现。人类在进入太空之后,必然会走得更远,并来到月球。在那个距离上,当他们回望地球的时候,得到了太空给人带来的第二次启示。正如阿波罗8号宇航员说的那句话:我们长途奔袭来到这里探索月球,但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是我们的地球。那幅地球从月面上伴随着飞船的高度变化升起的景色已成为改变人类对地球认知的里程碑。在那个距离上,我们发现地球就是一个蓝色的行星,她在黑色的宇宙中孤独地旋转。在向着太阳那一面,蓝色的海洋以及白云点点;在背向太阳的一面,或许会有闪电和极光显现。从那里看去,地球如同金星、火星一样,就是一个天体,一颗行星;但她又是如此的特殊,水在地球上恰好能以液态形式存在,经过数十亿年孕育了生命,甚至智慧生命——我们人类。就我们所知,已经可以判定,人类就是太阳系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因此,肤色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别都不能掩盖我们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名字——人类。我们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我们有责任保护、发展并使其永续。正因为我们是太阳系中唯一的智慧生命,我们有义务探索、研究和保护太阳系,利用和开发其中的资源,享受其壮丽的景色。这种将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站得更高想得更远的情怀,也可称之为行星情怀。  第三次启示来自于人类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了第一颗系外行星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的系外行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千颗。在太阳系之外,几乎每颗恒星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行星围绕其旋转。那么其中一定有表面存在液态水的类地行星,而其上是否有生命、甚至是否存在智慧生命就成了真正的科学命题。当我们面对地外文明的时候,他们的科技、文化和我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沟通呢?  来自于科幻的叙事设定,曾经把这些外来的文明描写为侵略性文明。他们到地球上来就是因为自己的能量不能满足需求,要来掠夺我们的资源。但实际情况大概率不会是这样的。首先,高度发展的文明是不会将自身生存的环境内的资源耗尽的。其次,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到处都是,用之不竭,他们也没有必要非要到如此平凡的太阳系来掠夺能量。如同我们渴望和他们交流的目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希望和我们交流对宇宙的认知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因此,交流、沟通,相互学习与合作,将是未来人类与地外文明建立联系的主要目的。这就是太空给人类带来的第三次启示,也可称之为宇宙情怀。  太空情怀、行星情怀和宇宙情怀,都是太空为人类带来的启示,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太空情怀。  也许有人会问,只有那几百个宇航员才能具有太空情怀吗?只有那二十几个阿波罗宇航员才具有行星情怀吗?只有那些参与系外行星观测的天文学家才具有宇宙情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由于人类发明了文字,我们可以从那些宇航员们的文字中体会他们的感受——从“地球是圆的”到“蓝色弹珠”,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当然,如果是用自己的双眼现场看到那些景色,并亲身在太空经历过这些感受,一定会更加终身难忘。因此,我们非常支持各国政府发展太空事业,特别是那些航天大国应该发展载人航天活动,支持太空旅游事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亲身体验太空给人类带来的启示。  我们三位作者,来自地球上的三个大洲,说着三种语言,甚至代表了三种肤色,还分别是科学家、工程师和宇航员。正是因为上述的太空情怀,使我们成了朋友。我们都是地球这艘航船上的船员。我们想用我们的体验,再次向读者转达太空给人类带来的这三个重要启示。  今天,当人类真的面对我们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具有太空情怀的人,一定是能够团结一致,携起手来,共同面对病毒并协力战胜它的人。如果他们再向前走一步,就应该尽力借此机会,重新塑造这个世界,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团结、更和谐和更美好的未来,使其能够可持续地不断发展,永续万代。  (作者:吴季,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NSSC)原主任;让-雅克·多尔丹,系欧洲空间局(ESA)原局长;查尔斯·博尔登,系美国航空宇航局(NASA)原局长)

发布者:发布时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生物科技创新正在重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至人与自身的关系,需要坚定不移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  “国家生物安全”何以可能  生物安全危害主要类型包括重大传染病、微生物耐药这类自然发生或者人类社会活动诱导的安全类型,也包括人为恶意目的的生物恐怖、生物武器威胁,以及为遏制上述风险或根据人类自身需要而采取研发产业化活动导致的实验室生物安全、转基因安全、生物技术谬用、遗传资源流失和剽窃等形态。当前,生物安全危害从偶发风险向现实、常态化的威胁转变,直接成为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问题。  生物安全危害有与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等融合的趋势,生物安全风险进一步泛化、生物安全议题进一步政治化、生物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生物安全地位和意义凸显,对民族国家和地球村居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的生物安全问题需要在国家的主导下寻找解决途径,“国家生物安全”和“国家生物安全治理”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并被赋予不断更新的职能和使命。  新时期生物安全重大议题  跳出当前看未来,主动研判生物安全危害形态发生演变机理、严重程度和紧迫性。随着科技的发展,生物经济安全、网络生物安全、生物科技人才安全等生物安全危害形态已经浮现。而且可以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复杂、混合、交织的生物安全类型,既有的生物安全类型也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因危害因素的跨界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技术的鲜明两用性,虽然不同类型的生物安全危害之间有显著差异,但总体来看,生物安全的非传统安全特征将更加明显,其严重程度和防控紧迫性更加突出。  跳出一域谋全局,直面国家生物安全防控机制的现实软肋。新发突发传染病等重大生物安全危害的防控处置,存在对象、手段、决策的多重不确定性,超出现有民口防控机制的可承受范围、可操作程度。目前相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高精尖企业等已经在推动生物安全资源的有机整合,但因理念、安全、体量、规则等多种原因,能力聚合聚变的程度还受到一定限制,针对重大生物安全事件的支撑能力呈现零散分布、短期内难以形成集成优势,难以对冲生物安全危机。  跳出安全领域看生物安全,自觉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主动顺应国家安全治理模式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的趋势,审问世情、国情、科技的深刻变革与综合影响,明辨生物安全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管理信息要素的密切互动,观其形、溯其源、窥其意、辨其踪,发展与安全同步发力,人、技、器、制度协同,密织生物安全防护网、打造牢固生物盾牌。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推动国际生物安全。在人类发展与安全问题上,生物科技变革从未扮演如此重要和关键的角色,生物科技也从未与人类社会未来前途命运如此息息相关。我国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推动国际生物安全上有新理念、新作为。  国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预见、积极防御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可能遭遇的生物安全重大风险及衍生的系列安全风险等,有效管控国际和国内生物安全危机,共同维护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强化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能力顶层设计的专业性。不断审视和梳理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的使命任务、工作运行和政策保障体系以及组织规则、运行规则,实现国防、外交和国家安全资源的再平衡。持续扫描内部制度机制的问题和风险,强化对人类活动导致潜在生物安全风险的综合管控能力;针对中长期外部和自然生物威胁,通过提高科技发展水平,发展生物防御能力,倡导生物领域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完善生物安全领域智库工作机制,突出专业性、前瞻性。以思想引领和现实倒逼,推动生物安全战略能力由以往的条块分割布局、独自独立推进,向统一规划设计、联合系统推进的方向转变,鲜明体现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  加快国家生物安全硬核能力的快速生成。针对维护生物安全的核心“侦检消防治”需求,将科技防控作为保底手段。实施国家生物安全监测工程,系统整合国家各系统的生物监测能力。部署生物交叉尖端技术研发和适宜性技术推广,提供更快、更有效的应对物质手段、技术装备和理论策略。对国家各类病原体管控清单、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制度等进行审查,建立调整完善机制。强化信息安全机制,确保病原体和先进生物技术信息安全。平衡安全和司法溯源需求,改善生物证据保护相关法规和实践,建立国家级司法生物信息溯源机制、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情报能力体系。加强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反应体系和能力生成,明确主要牵头机构及监管协调职责,提前确定具体防控行动模块和主要决策点;强化桌面推演、演练演习等系统性的模拟测试,主动识别和补上体系漏洞。  坚定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全球生物安全的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本质,意味着要建构一种主权让渡式的协调体系,以体现全球化时代全球联动的本质与趋势。履行国际公约规定义务,支持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针对各国“各扫门前雪”的困境和对国际格局变迁的疑虑,坚持系统性思维、复杂性思维、演化性思维,超越具体分歧、一时得失,登高望远,凝聚战略共识,以个体、团体、国家、全球多层面的协调治理模式,促进战略行动、务实行动,共同探索走出危机、实现发展的正确途径;针对罔顾事实、肆意抹黑主权国家的丑恶行径,保持科学理性和政治清醒,开展坚定的针对性斗争。在生物安全的国际治理上,做一个学习大国,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公共体。

发布者:发布时间:

  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对建立和完善科技应急攻关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要研究建立疫情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科研攻关等方面指挥、行动、保障体系,平时准备好应急行动指南,紧急情况下迅速启动”。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指出,“要从体制机制上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对增强科技创新的应急应变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  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选择  建立健全应急科研攻关机制,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科技创新是国家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为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提供了战略支撑。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正经历越来越多的风险和挑战,迫切需要应急科研攻关的及时有效支撑。  建立健全应急科研攻关机制,还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其中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而建立和完善应急科研攻关机制,有效地调动和集成各方面的优势科技力量,开展应急条件下的科研攻关,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需要破解的一个重要命题。  建立健全应急科研攻关机制,也是提升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对我国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的应急攻关能力和平时储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的应急应变能力,以便更有效地部署和整合相关科技力量,取得更多更有用的科技成果,来更好发挥科技在应急情况下的重要支撑作用。  多措并举建立健全机制  要建立健全应急科研攻关机制,建议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应急条件下的科研攻关,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根据各自职能及在创新链上的不同定位,有序分工并加强进度协调与信息共享。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应急科研攻关中的中坚作用,有效激发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理顺团结协作的体制机制,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综合多学科力量开展科研攻关,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科技研发进度,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  二是完善科研立项和管理机制。经过长期实践发展,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科研立项和管理机制。但是,科研项目立项周期相对较长,难以满足应急条件下科技攻关的时效性需要。同时,应急科技攻关要求及时应用推广阶段性成果以及根据进展情况对项目实施动态调整,常规的科研管理也难以满足这些要求。所以我们需要完善科研立项和管理机制,在确定项目承担单位和负责人时,为了更好地选贤纳士,也可以创新遴选方法和方式,如采用“揭榜挂帅”等。另外,由于科研攻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确保短时间内取得有效的成果,可能也需要同时布局多条技术路线,齐头并进。  三是要立足长远打好基础。要想在应急条件下发挥科研攻关的重要作用,必须立足长远,打好基础,加强平时科研积累和技术储备,健全应对重大风险的科研储备和支持体系。充分发挥高层次战略科学家和科技管理专家的作用,在事关国家安全及民生健康的领域进行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加强相关基础研究,厚植科学技术研究的根基,加快技术突破,提升战略储备能力。要加强风险预警预测研究,以便及时采取应对举措。要注重统筹各方面的科研力量,坚持平战结合,不断提高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  四是加强国际科技合作。解决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职责和使命。我们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应急科研攻关中充分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我国在第一时间就将病毒基因序列与世界各国分享,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方案,为全球疫情防控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

发布者:发布时间:

  “用社会化的钱和市场化的人,做中科院的事。”这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以下简称母基金)成立两年多以来,其掌舵人中科院创投董事长吴乐斌的期望。  日前,吴乐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母基金启动运行以来,正在联合社会各方力量,将中科院科技成果更快更多地转化为生产力。  为什么成立母基金  2017年9月,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母基金启动,该基金由中国科学院控股公司代表中科院直接出资,联合地方政府国资平台的出资、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共同设立。母基金能更快更多地聚集社会资源,放大投资规模,形成辐射和带动作用。成立之初,这支基金以“母基金+直投”结合的方式投资,预计撬动的总资金规模在200亿元左右。  作为国家的科技战略力量,中科院每年的论文和科技成果产出很高,但如何转化为生产力一直备受瞩目。吴乐斌回忆道:“母基金成立的初衷也是希望引导社会资源解决中科院成果转化的问题。”  近年来,中科院开始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并且每年保持高速增长,表现出不俗的实力和潜力。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母基金以“助力科技创新、实现资本增值”为使命。“为完成此使命,母基金的运作坚持尊重市场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则,挑选专业的人组建团队,凝聚社会资源,弥补中科院的资金短板,实现科技成果到生产力的转化。”吴乐斌说。  截至目前,母基金已经与中科院相关部门及研究所合作,构建了重点备投项目库,其中包括量子、光子、离子、纳米、大数据、小卫星等一批前沿科技产业化项目。  一条河里养五条鱼  当前是什么阻碍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吴乐斌认为,这与科技成果转化所处的生态系统息息相关,他将整个科技成果转化的生态环境比喻为“运河”。  “从智本(IP)的海洋到资本(IPO)的海洋,需要挖通一条运河。”在吴乐斌心中的运河体系里,母基金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他解释道,“母基金可以沿着运河流动的方向去寻找科技重镇,紧跟国家布局落户,推动当地产业链的发展完善。”  吴乐斌希望母基金可以在中科院院所所在地进一步深耕,实现“战略直投+基金投资”的双轮驱动,打造战略投资平台。当前,母基金的投资人包括吉林、武汉、南京、苏州、安徽等十二个省市地方政府。  另外,吴乐斌还将科技型企业的成长阶段比喻为“运河”里的“五条鱼”,这五条鱼分别代表着科技型企业从创意到产品、产品到销售、销售到利润、利润到上市、上市到行业领袖的五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如果环境不好,运河里的鱼就容易死,吴乐斌认为运河的生态环境很重要,母基金侧重前3个阶段,从第一条鱼开始孕育,这是一个慢活、细活、苦活、难活。  他以从创意到产品的第一阶段为例解释道,一项研究工作,其科研经费用完了,但其科研成果还没有迈入市场的门槛,社会化的钱还没有到,科技成果就半途而废了,这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第一条鱼、第二条鱼很容易死在“死亡之谷”里。  基金带动基地发展  在吴乐斌的运河体系里,还有一个重要组成——基金和基地的叠加,这里的基地包括科研基地和产业基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发展社会研发机构。对此,吴乐斌并不意外,他表示,社会研发机构是在新举国体制下的新型科研机构,“社会研发机构是以国家目标为导向,按市场化体制机制运行,产权清晰,各方共赢。”  吴乐斌所指的产业基地主要承载科研基地的成果转化工作,需要相关基金的参与,实现产城结合、产融结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此外,吴乐斌希望母基金在推动基地发展的同时,可以聚焦硬科技和绿科技领域,助力科技产业的发展,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的协同联动。  为什么是硬科技和绿科技?吴乐斌解释道,硬科技被理解为比高科技更高的科技,瞄准当前最前沿的核心技术;绿科技用最小的碳排放和环境的扰动实现人类经济社会最大程度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他还透露,母基金二期将进一步明确投资策略,围绕和服务好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在设立子基金方面将探索与市场最优秀的基金团队合作,发挥其市场资源优势,打造一批具有鲜明硬科技和绿科技特色的专业成果转化子平台。  作为母基金掌舵人,吴乐斌希望母基金可以依托中科院科技创新优势,专注于科技成果转化于科技企业的投资,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并带动一批产业基地的发展壮大。

最新资讯
第七届微系统与纳米工程国际会议暨青年科学家论坛举行
【北京日报】早期现代人到中国,走过哪条“北方扩散路线”
【人民网】塔克拉玛干沙漠固沙忙
苏州医工所与郑州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烟台海岸带所等在作物吸收微塑料通道与机制研究中获进展
大连化物所等发展出高倍率、高容量三维MXene泡沫碱金属负极
软件所在上下文感知的众测人员推荐研究中取得进展
成都生物所青藏高原草地变化归因研究取得进展
昆明植物所发现蔷薇科COP1-like基因存在复制与显著功能分化
“小柯”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