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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站、研究所:      2018年9月30日发布《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网信息报送有奖活动通知》之后,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网(以下简称“科技产业网”)各分站和院内科研院所积极参与活动,报送信息,丰富了科技产业网内容。      根据活动规则,以2018年6月1日-12月31日期间各单位信息报送数量和质量为依据,将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由于参加此次活动单位数量有限,经科技产业网后台统计,综合评审,共评选出符合标准的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3名,现予公布。      一、获奖名单单位名称送数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714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网贵港分站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31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19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9      二、奖励设置      一等奖:价值4000元奖品;      二等奖:价值3000元奖品;      三等奖:价值1000元奖品。      三、领奖方式      本次活动奖励将于2019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产业化网络联盟理事长会会议时发放,届时会议组将提前与获奖单位联系。      未尽事宜请咨询联系人。      联系人:张力      邮箱:zhangl@casmh.com.cn201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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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4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的发明专利“外施亚精胺提高冷季型草坪草高羊茅耐热性的方法”(ZL201610908531.X)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发明人:傅金民、张亮、谢燕。  高羊茅是禾本科多年生地被植物,可在我国华北和西北中南部没有极端寒冷冬季的地区,华东和华中,以及西南高海拔较凉爽地区种植,是国内使用量最大的冷季型草坪草之一。高羊茅可用于家庭花园、公共绿地、公园和足球场等运动草坪,高尔夫球场的障碍区,自由区和低养护区的全阳面或半阴面。高羊茅作为草坪草,不仅能吸收CO2,释放O2,清新净化空气,同时还能美化环境,减少尘埃,吸收有害气体等作用。因此高羊茅在城市美化绿化、净化空气和保持水土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高羊茅无论作为草坪草还是牧草,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高羊茅因其绿期长,耐践踏,耐粗放管理,正在成为在我国长江流域气候过渡区草坪草的首选品种,是我国使用量增长最快的优良草种。  随着近年来气候变化异常,我国一些地区夏季经常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极端温度达到40℃,且持续时间较长。夏季高温伤害被认为是利用和发展冷季型草坪草高羊茅的主要限制因子。高温对草坪草最直接的伤害是导致植物的光合作用能力降低,从而草坪质量、颜色等均有大幅度下降,甚至死亡。因此,提高冷季型草耐热性的技术措施至关重要。目前提高植物耐热性的措施有选育抗热品种、进行抗热锻炼、合理密植、平衡施肥、使用生长调节物质和小分子物质。相比于选育耐热品种,外施生长调节剂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等优点。加之配合以合理密植、平衡施肥的科学栽培管理方式,更能发挥其经济、生态方面的最大化效益。  针对上述问题,武汉植物园相关研究人员发明了“外施亚精胺提高冷季型草坪草高羊茅耐热性的方法”。外施亚精胺显著改善了高温对高羊茅的伤害,提高了草坪质量;相对于耐热品种的选育,周期短和见效快;叶面喷施,可操作性强;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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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近日在武汉举行的中科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简称中非中心)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2019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成立近6年来,中非中心共联合实施了48项科学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出版学术著作6部,合作发表研究论文258篇,同时为非洲各国杰出青年学者提供研究资助或来华进修奖学金,培养了149名硕博研究生。  据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副主任、中非中心主任王青锋介绍,成立近6年来,中非中心所开展的基础性合作研究对改善非洲人民生活、促进中非共同绿色发展具有长远意义。比如,在农业方面,中非中心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苏丹等国开展了优质农作物试验性种植,成功筛选出适合肯尼亚种植条件的杂交水稻品种3个;在肯尼亚建设标准化葡萄栽培示范基地,实现了葡萄的本地化种植与生产;在肯尼亚、南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完成了甜高粱示范种植和优良品种筛选,增产30%以上。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利用现代化遥感信息技术为肯尼亚土地利用和生态环保规划提供基础科学数据;开展东非水资源环境调查和西非防沙治沙综合防护体系建设,为非洲绿色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撑。  “中非中心现已建成以肯尼亚为大本营,辐射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的东非合作网络平台,与10多个非洲国家的近20家大学和科研机构保持着长期稳定的科研合作关系。”王青锋说,中非中心的创新合作模式体现了中非互利合作的全面升级,是从基础设施援建升级为更加开放、更具科技含量的科技、管理、教育等合作,必将进一步加深中国和非洲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促进中非友谊向纵深发展。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9-03-26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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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了一个硬道理:科技强则中国强。回首改革开放大潮下的这些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愈发强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等与科技相关的主题词成为最响亮的时代音符,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充满生机的“春天”。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人沿着科技报国之路,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连化物所也成长为兵多将广、设备精良的综合性研究所。  为了解国际催化学术界和向国际催化学术界介绍中国,1980年,中国派出郭燮贤、林励吾等人首次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催化大会。郭燮贤应邀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催化研究概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中国催化研究历史、现状、队伍、研究领域、实验设备……这一系列内容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为了聚集人才强化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国家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中石化……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工程中心。大连化物所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首批建成的实验室,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催化界同仁走向国际催化学术交流平台的新阶段——了解和学习阶段。  国家开始向美国、欧洲、日本派出大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生,邀请国外知名科学家访问中国。大连化物所前后派出上百名访学时间长短不等的不同层次的访问学者、留学生,这些人中有些留在国外,其中有的已成为知名教授或事业有成;大部分学成回国,成长为栋梁之才和催化学术界精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连化物所成为催化学科领域的领头羊,也成为国际上颇具影响的催化研究中心,国际上名家、教授访问讲学频繁,合作研究来往不断。  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乃至中国催化学术界如何尽快走向国际催化学术交流舞台,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造就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是当时中国催化学术界重点考虑的问题。鉴于当时的条件和形势,郭燮贤先生等筹划:先后开展同以美国加州大学教授A.T.Bell(时任加州大学化工系主任、国际催化委员会主席),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丸谦二(时任东京大学副校长、国际催化委员会主席),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田部浩三(时任北海道大学校长),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B.Delmon(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法国巴黎第六大学教授M.Che(时任国际催化委员会主席)等为代表的国际学术合作。  合作方式以举办和参加双边、多边国际学术会议为主。例如:先后主办了中日贵金属学术会议,中日美催化会议,第四届国际溢流会议(我国催化界组织的第一个由15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第五届无机膜国际会议等。会上签订双边协议,开展实质性国际学术合作,实验室以这种方式派出了上百名学生和访问学者。  回顾当年,为组织、筹备中日美催化会议,郭燮贤先生等可谓煞费苦心,竭尽全力促成会议圆满召开。第一届在大连召开的中日美催化会议举办得非常成功,为后来的国际催化精英聚会开了个好头。随后在北海道(札幌)、厦门、芝加哥、札幌、北京又召开了5届中日美三国催化学术会议,这6届中日美三国催化会议成为颇具代表性的系列国际学术会议。2000年,在西班牙哥拉纳达国际催化大会上,中日美三国催化学术会议拓展为亚太催化大会(以下简称APCAT),常设秘书处在大连,肖丰收教授任秘书长。后来,APCAT会议分别在韩国、日本、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举办。这个系列会议已连续举行了13届,已经成为与北美催化会议、欧洲催化会议并列的世界催化三大区域性系列会议,其规模和学术水平、影响仅次于四年一届的国际催化大会(ICC)。  改革开放实施的一系列举措,极大促进了我国与国际催化学术界的频繁交流,加强了我们与国际的联系,我国科学家也逐渐赢得了国际学术声望与地位,以及学术交流的话语权。1984年,蔡启瑞、郭燮贤被推举为国际催化理事会理事(第二任是郭燮贤、陈懿,第三任是李灿、何鸣元,现在是包信和、王野)。李灿还被推选为国际催化委员会副主席,随后升任主席。  国际催化大会是催化学术界的最高盛会,如同奥运会一样,每四年召开一次,我国几代催化人连续三次申办,终获成功。2016年,国际催化大会在北京举行,标志着中国进入世界催化大国行列,进一步增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前由于各种原因实验室设施陈旧,设备水平低,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色—质谱仪、多功能电子能谱仪、原位红外光谱装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改革开放后,国家不断增加科学研究投入,大连化物所引进了大批先进仪器设备:超高分辨分析电镜、多功能能谱仪、高分辨分子光谱仪、固态核磁谱仪……现在的大连化物所实验室设备很精良,来实验室访问或进行学术交流的同行都赞不绝口。  不但如此,大连化物所还自行组装了许多国际很少有的大型仪器设备,如原位红外—质谱—热脱附装置、紫外拉曼光谱、皮秒时间分辨荧光光谱仪、深紫外光电子发射电子显微镜等;还研制建立了各种原位装置、紫外拉曼光谱、时间分辨红外光谱仪、激光诱导荧光光谱、纳秒瞬态吸收和发射光谱仪、皮秒时间分辨荧光光谱仪、飞秒瞬态吸收和受激发射光谱仪、深紫外光电子发射显微镜、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这些仪器、设备、装置的设计、加工、安装、调试和运行成功,大大强化了大连化物所的原始创新能力,保证了大连化物所站在学科前沿进行科技创新。  为了提升科研人员对这些大型高精尖仪器设备的使用水平,大连化物所举办了各种讲座、学习班。其中,从2007年至今,在大连、金华、成都、合肥、桂林、兰州、抚顺、郑州、广州等地先后举办了十届高级讲习班,做到“理论助技艺,仪器显威力”。  大连化物所老一辈科学家、科研组织者多年来形成了优良传统:科学研究始终同国家、社会的重大需求密切结合,从建国初期直至“文革”期间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合成氨净化流程三个催化剂使我国合成氨工业从上世纪40年代水平提升至上世纪60年代水平(当时的国际水平),重水分离技术为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助力,航空煤油工艺技术解决喷气飞机的燃料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大连化物所人与时俱进、奋发有为,不断开拓创新,为国家作出了新贡献,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当下,我国正在从催化大国向催化强国迈进,我们尚需强化科学和团队精神,就像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各有各的任务,一同去取经。祝愿大连化物所不断取得新成绩,祝愿大连化物所人为国家、为社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辛勤,1939年4月生于哈尔滨,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教授/研究员。曾任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学委会副主任、大连化物所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化学会催化委员会秘书长。现任《催化学报》顾问、中国化学会催化委员会顾问委员、大连化物所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3-26第3版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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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这次科学考察研究,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对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希望你们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的贺信》(201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2017年8月20日)  学习札记  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信,不但要求做好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而且要求开展青藏高原全面研究,引领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的国际发展。这一指示是对青藏科考队员的巨大鼓舞,也为我国青藏高原研究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地区以及地球运动曾经最活跃的地带,也是关乎亚洲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格局、亚洲季风演化、自然灾害、亚洲水塔和生态安全的核心区域。以这里为核心的第三极地区面积约50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涉及20多亿人的生存环境问题。泛第三极核心区以第三极为中心从东西南北不同方向辐散,面积约2000多万平方公里,覆盖30多亿人口,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高度重合。当下,这片活跃的土地仍在变化之中,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正因如此,相较于以“发现”为总目标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第二次科考把发现“变化”作为总目标。  中国科学家将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推动青藏高原科学事业不断发展,借鉴过去、立足现在、着眼将来,探索变化规律、预估变化情景、提出应对策略,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为美丽西藏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支撑。——赖远明  赖远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筹)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冻土研究。  融会贯通  “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这些形容的就是青藏高原。这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和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也是全人类文明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青藏高原一直都是科学研究与国家战略的聚焦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事业的发展。  变化,是青藏高原不变的特征。2600万年前,青藏高原曾是热带生态体系,这里特有的生物经过迁徙,逐渐变成现在亚热带动物的始祖,青藏高原的生态体系也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基础。  这种变化仍在继续。近50年来,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变暖,青藏高原更是全球气候变暖最强烈的地区之一,其变暖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这些变化,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去寻找解决方案,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提供科技支撑。  与此同时,对于构建生态安全屏障,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国家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中国科学家需要理解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对复杂多因素的地表过程变化的响应机制,并明确哪些关键过程对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具有重要影响,为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奠定科学基础。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3-26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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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羟基自由基(OH)是星际介质和行星大气中最重要的分子之一,其性质活泼,能和大部分原子和分子发生反应。但是星际中超热的羟基自由基的来源一直困扰着天文学家。  近日,大连化物所袁开军研究员﹑杨学明院士团队与南京大学谢代前教授合作利用基于可调极紫外相干光源的综合实验研究装置(简称“大连光源”)研究水分子光化学,揭示了星际中超热的羟基自由基的来源。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Communications)上。  实验发现,水分子在极紫外光照射下,会生成大量的处于高转动激发态的羟基自由基,部分羟基自由基的转动能甚至超过了羟基化学键的解离能,实验上称其为“超级转子”。在115nm水分子光解下,科研人员发现迄今为止最热的羟基自由基产物,通过与理论研究合作解释了其动力学来源。该实验结果表明水分子的极紫外光化学过程有可能是星际中超热的羟基自由基的来源,需要加入星际化学的模型中。  2011年,由杨学明、赵振堂、王东等科学家领导的大连化物所和上海应物所联合研发团队提出建设“大连光源”,并于2012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立项资助。2014年10月,“大连光源”实验楼正式破土动工。2016年9月24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项目组完成了主要基建工程和主体光源装置的研制,并实现了光源装置的首次出光,创造了同类大型科学装置建设的新记录。2018年7月,“大连光源”通过基金委组织的专家验收,进入正式运行阶段。  “大连光源”是我国第一台大型自由电子激光科学研究用户装置,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运行在极紫外波段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自项目通过验收以后,“大连光源”装置运行情况良好,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团队前来寻求合作。将对大气化学中性团簇、行星原始大气演化﹑地下水和冰川样品测年、发动机燃烧过程中复杂机理等能源化学相关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原载于《大连日报》2019-03-26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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