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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为何能说话、会思考、善学习、有情感?  谜底藏在人脑860亿个神经元、几千亿个神经胶质细胞、100万亿个神经突触之中。它们错落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如迷宫一般,筑成人类探索自然“最后的疆域”。  可以说,人类对大脑机制的了解程度,代表人类对自我认知的最高发展水平。5月28日至29日举办的香山科学会议就以脑科学作为关注点,探讨大脑关键网络调控与损伤代偿机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脑科学发展应往何处去?记者采访了与会的资深专家。  已积累一定基础  在国际上,脑科学研究早就成为发达国家瞄准的前沿战略领域。美国、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推出了脑科学研究计划。  “中国的脑科学研究这些年通过863计划、973计划等重大研究项目也积累了一定基础。”中科院院士、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继宗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整体而言,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技术的先进性、人才的培养上,中国脑科学研究在过去20年间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罗敏敏说。  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列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这被解读为,“中国脑计划”也正式启动。  “目前国内许多一流大学、研究所建设了一批脑科学研究中心,吸引和培养了一批脑科学研究骨干,同时初步购置了国际一流水平的仪器设备。”罗敏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现在中国脑科学研究人员经常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国际交流也非常频繁。  拥有丰富临床资源  临床资源丰富,被视为中国脑科学研究的优势所在。  “中国人口多,脑疾病患者也多,病人的临床资料很丰富,是国际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们有可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赵继宗解释说。  赵继宗介绍,神经外科直接面对人的大脑,医生在给脑疾病患者做手术的过程中,可以验证脑科学基础研究的一些发现,同时发现并凝练出新的科学问题,进一步供基础研究领域进行研究。  “临床资源对于脑科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罗敏敏认为,人类的精神疾病远远超过现有动物模型可模拟的复杂度,因此临床研究对于基础研究有直接、现实的指导意义。反过来,基础研究的许多研究成果,都需要在病人身上得到验证。罗敏敏的研究团队就从某些药物治疗神经疾病的有效性上得到不少启发。  “临床神经科学,包括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精神心理科是脑科学研究的转化应用基地,是临床疾病问题起点,也是验证科学发现的终点。在国家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临床神经科学是主力军之一,不能缺位。” 赵继宗说。  赵继宗告诉记者,近五年设在天坛医院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已经在与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相关实验室,进行脑科学基础与临床的转化研究,促进二者结合,并取得初步成绩。  实验室数量仅为美国1/10  在罗敏敏看来,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中国脑科学研究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中国脑科学的实验室数量大概是美国的1/10,而发展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发展水平。” 罗敏敏说。  就脑科学研究平台来说,罗敏敏介绍,目前国内已有一部分脑科学研究平台,比如小鼠资源库和细胞库。有的在建设之中,比如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正在建设载体工程中心等一些新的共享平台。“总体而言,国内现有的脑科学研究平台资源不全,标准不太一致,共享程度有待提高,收费也有调整余地。”罗敏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罗敏敏建议,目前应重点建设一批可以广泛服务于包括脑科学研究在内的生物医学领域的先进技术平台,并鼓励平台共建共享。这些平台包括动物资源库和遗传操作平台、细胞库、分子质粒库、载体工程中心、影像中心等。  在脑科学研究队伍上,罗敏敏认为,目前特别需要提高该领域长期技术力量的建设,包括国内博士后队伍的建设和相关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  在罗敏敏看来,中国脑科学要想发展,没有捷径。只能通过耐心和踏实的长期努力,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可以扬长,但不能避短。不足之处,更需要努力完善。”罗敏敏说。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9-06-03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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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18个量子比特纠缠,“人造太阳”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首次破解中国种茶树全基因组密码,自主研发出信号处理芯片“魂芯二号A”、让机器达到真人说话水平的语音合成系统,打破国外对航空发动机用单晶叶片垄断……  作为全国第二个获批建设的国家创新体系基础平台,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前沿科技谋发展,将重大原创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业创新成果,成为驱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源”。  聚焦四大领域成果加速涌现  “继140年来美国、德国科学家先后发现‘霍尔效应’和‘量子霍尔效应’后,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三维量子霍尔效应’。”今年5月9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乔振华等学者的重大科研突破。今年以来,该校的重要科研成果不断,有7篇尖端论文登上《科学》《自然》《细胞》三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正刊。  2017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批复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规划该中心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四大科研领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合,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以中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重点科研机构为基础,两年多来,合肥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  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改革创新处了解到,合肥国家科学中心旗下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千项,2018年牵头参与的8项科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奖。  中心在四大科研领域均有重大突破。其中,信息领域实现了刷新世界纪录的18个量子比特纠缠;在能源领域,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大科学装置EAST成功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在健康领域,首次实现让动物“肉眼可见红外线”的红外光感知和红外图像视觉技术;在环境领域,成功研制搭载在高分5号卫星上的大气环境观测三大核心载荷。  从科研的制高点到经济的动力源  今年3月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科创板第二批受理企业名单,安徽科大国盾量子技术公司跻身8家企业之一。  源自合肥国家科学中心的科研成果转化,一个新兴的量子产业集群正在安徽形成。国盾量子、国仪量子、本源量子……不断有新型科技产品从合肥市高新区走出。记者了解,目前,合肥市高新区已培育出量子科技企业5家,关联企业20余家,从事量子领域的科研人员600多人,在国内名列前茅。  在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院,合肥中科智驰科技公司总经理江如海介绍,他们技术团队积累了10余年的无人驾驶技术,创新院为其提供将技术推向市场的平台和启动资金,合肥高新集团提供天使轮投资,安徽省产业扶持政策也提供了很大帮助。  “除了资金和场地支持,我们技术团队还获得了超过70%的股权激励。”江如海说,得益于合肥国家科学中心这片热土,他们一年多时间就实现了从技术成果到量产盈利。  从科研的制高点到经济的动力源,这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发展的重要内涵。“大家对国家科学中心充满期待,希望把有重大应用前景的成果转化成产业技术,带动经济发展。”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光力说。  科创“领先一步”带动经济“突破”  近年来,安徽的经济呈现结构更优、质量更高的态势,全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2018年,安徽省GDP首次突破3万亿元。全省高新技术产值突破1万亿元,成为经济总量上台阶的重要支撑。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合肥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安徽省、合肥市已安排专项资金和预留土地,用于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建设,作为筹建的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拓展区、中科大高新园区、合肥先进光源等项目建设用地。  今年以来,合肥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大科学工程“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已开工建设,启动建设未来网络试验基础设施合肥分中心、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合肥一级核心站,推进大气环境立体探测实验研究设施和强光磁综合实验装置预研等。  为进一步发挥国家科学中心的经济引领带动作用,安徽将围绕智能家电、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产业,大力推进产业创新,解决一批产业领域重大“卡脖子”问题,加快2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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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下旬,记者见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的时候,他一如既往地忙碌。  植物领域顶级国际期刊《植物细胞》创刊30周年,李家洋应邀对发表在该杂志的部分重要研究工作进行评述,重点关注了水稻生育期、株高、分蘖数目、育性控制以及机械强度等产量相关的重要农艺性状的分子机理,探讨了这些先驱性研究工作对作物农艺性状解析以及作物设计育种改良的重要贡献。他是唯一受邀撰文的亚洲科学家。  而另一方面,李家洋团队培育的“中科804”以及“中科发”系列水稻新品种将在东北扩大种植面积至30万亩。“非常令人振奋。”李家洋很自豪。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是因为去年“中科804”在黑龙江五常市进行的3000亩示范中,表现出了高产、抗稻瘟病、抗倒伏等诸多优良农艺性状,口感与外观品质也十分优异。  对于水稻而言,无论是科研还是产业,中国都已走到了世界前列。“‘日本大米比中国大米好’的说法已不成立,它们口感没有任何差别,而且外观上中国大米的色泽更透明、清亮。”李家洋说,“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基本把水稻重要农艺性状形成的遗传机制弄清楚了,现在你想要什么样的水稻品种,只要把多个相关优良基因聚合在一起,就能培育出你想要的。”  21世纪的主要挑战  世界上近半数人口以大米作为主食。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与耕地数量的减少,如何提高水稻产量成为农业科学家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20世纪以矮化育种为标志的“绿色革命”以及杂种优势利用技术的发展带来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在理解作物重要农艺性状的分子机制方面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大大拓宽和加深了对水稻生长和发育的认识,为通过分子育种技术促进稻米产量的提高奠定了重要基础。  水稻分蘖数目、株高、分蘖角度、穗大小、穗粒数等株型特征是控制产量的核心要素,而抽穗期、耐逆性、病虫害抗性以及机械强度等特征是作物适应不同生态区和自然环境获得高产和稳产的关键。利用数量性状基因位点(QTL)定位、图位克隆以及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技术,将控制这些水稻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从自然变异或水稻突变体中鉴定出来,大大提高了对水稻复杂农艺性状调控网络的理解。  李家洋指出,近年来水稻研究的突破开辟了一个从分子水平探索作物复杂农艺性状调控机制的新时代。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通过分子育种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农艺性状的合理设计,帮助培育出高产、环境适应性强、抗倒伏能力强、具有杂种优势的优良作物品种。  从“跟跑者”变为“领跑者”  回顾世界水稻研究20年的历史,中国科学家必定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事实上,从2002年12月,中国水稻基因组(籼稻)“精细图”正式完成,标志着我国水稻基因组研究正式进入世界前列,到鉴定并克隆出控制水稻农艺性状的一系列关键基因,再到2017年2月,《自然—植物》发表评论用“中国的复兴”称赞中国水稻研究,中国的水稻研究已经从“跟跑者”变为“领跑者”。  上世纪90年代回国开展水稻研究的李家洋等一批科研人员推动并见证了这一蜕变。  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李家洋记得,刚回国时,资金非常有限,条件也极其艰苦。如今黄金地段的奥运村当时是一大片农场,研究所搭建了简易板房,“夏热冬冷,板房里的刺鼻味道让人呆两个小时就受不了了,但大家就这样坚持了3年”。  正是基于这种坚持,李家洋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建立了植物基因图位克隆技术体系。“学界普遍认为,该体系的建立极大推动了中国的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李家洋课题组副研究员、上述综述文章第一作者王冰告诉《中国科学报》,图位克隆相当于在成千上万的水稻基因“地图”上,通过分子标记等方法,明确知道某个性状是由某个基因控制的,然后分离鉴定该基因。  2003年,李家洋团队利用图位克隆技术,克隆了控制水稻分蘖起始的关键基因MOC1。“一个基因就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当时大家都很震惊。”王冰说,同年,他们还成功利用该技术从水稻脆秆突变体中克隆了第一个控制水稻机械强度的BC1基因,为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改良作物细胞壁生物合成开辟了新途径。  随后,中国在水稻功能基因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突飞猛进,“国内科学家利用该体系,把控制产量、抗病虫、耐盐碱、耐高低温等基因克隆出来”。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作为主要参与国牵头发起“国际水稻基因组测序计划”,并率先完成了第4号染色体全长序列的精确测序。此后,科技部启动的“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重大科技专项在国际上率先独立完成了籼稻9311全基因组测序和粳稻日本晴第4号染色体精确测序,建立了含27万株独立转化子的水稻突变体库和近4万条cDNA文库。  “科学研究永无止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物对环境的适应、抗病抗虫的要求、养分利用效能等都会变化,其基因功能研究也需要不断更新。”李家洋说。  精准设计让育种走向“定制”  中国大米“高产不好吃”的魔咒已被打破。李家洋所说“想要什么样的水稻便能培育出”的自信,来自水稻基础研究者与育种家的“强强联合”。  从过去“一把尺子一杆秤,用牙咬,用眼瞪”的经验育种,到明确基因型表型效应的分子设计育种,“未来,精准设计育种是世界农业育种发展的制高点,既要数量,还要质量。”李家洋表示。精准设计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明确控制性状的基因及其调控机制;二是掌握基因操控的相关技术手段。  中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和消费喜好差异大,所需水稻品种也各不相同,更需要“精准设计”才能满足需求。李家洋说,基因数量庞大且千变万化,要找到最合适的基因组合方式,“比如,我们了解某个稻区的水稻品种、亩产、株高、粒数、口感等指标,知道这些指标由哪些基因控制,从而把这些基因聚合并培育新品种,这就是设计”。  现在的挑战是,尽管目前水稻育种材料聚集了大部分优良性状,但仍然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由于国家尚未对基因编辑改造建立相关标准,目前对农作物的精准设计还无法实现生产上的应用。“这个改造不是转基因,不涉及把水稻以外的基因搬进去。”李家洋说,“有了标准,农作物育种肯定又快、又好、又省事。”  李家洋表示,未来,环境影响基因表达调控的机制将是研究的重点。“事实上,农艺性状是由基因与环境互作形成的,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基因本身。”  理想的水稻品种究竟是怎样的?在李家洋看来,这个品种应该具备高产、优质、高效、高抗等诸多优良性状,“它需要一个过程,逐渐成为市场上的主流品种,引领生产与消费需求”。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5-28第5版农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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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关注和研究我国几个大城市群的发展问题。但这其中,对长三角城市群会感到特别亲切,因为位于长三角的安徽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不久前,在距离长三角核心地区近1000公里的北京中国科学院天地科学园区的办公室内,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见到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记者时也直呼亲切。  陆大道,说起这个名字,很多人或许会感到陌生。但是说起他主编过的《中国国家地理》,参与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等项目,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如今,这位对长三角怀有特殊感情的老者已年近八旬。过去几十年,作为一名经济地理学家,他一直致力于我国国土开发、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1984年,他提出了著名的“点-轴系统”理论,同时设计了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T”字形战略,这后来成为我国区域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指导理论。  虽然无法总是亲自前往长三角进行调研,但陆大道一直关注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动态,“这一年,长三角一步一步做得很踏实。”  “流的空间”塑造门户城市  记者:在谈未来的规划之前,如果从理论角度看,您会带领大家怎样去重新认识这个区域?  陆大道:过去二三十年,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驱动下,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用经济地理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地点空间”逐渐被“流的空间”所代替,同时,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开始建立在“流”、连接、网络和节点的逻辑基础之上。  记者:如何去理解“流的空间”?  陆大道:比如一个大型制造业,它的总装在一个中心城市,但它的零部件生产分布在全球。当这些零部件为总装进行供应时,就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等,这就形成了“流的空间”。  “流的空间”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塑造了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门户城市”。这样的“门户城市”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可以被称为“核心城市”。核心城市所具备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而这种功能又让核心城市成为国家或大区域的金融中心、交通通信枢纽、人才聚集地和进入国际市场最便捷的通道。  核心城市里还有核心区,该区域应该是跨国公司地区性总部的首选地。而核心区周围的地区则应该成为制造业基地,并且聚集着仓储等行业。这些周围地区与核心区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垂直产业联系,并且与核心区一起形成了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大都市经济区。纽约、巴黎、伦教、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典型的大都市经济区。  代表中国参与世界竞争  记者:是否可以认为,长三角地区已经是典型的大都市经济区?  陆大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全球的影响力的增强,在我国,以北京为核心城市的京津冀都市区、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区、以香港、广州、深圳为核心城市的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成为这样的大都市经济区。  现在,规划建设好这三个大都市经济区,使其成为全球范围内很有竞争力的地域单元,成为中国进入世界的枢纽、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是符合全中国的战略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它们在未来应该成为全球性“流”的交汇地、连接国家和世界的节点、大范围经济体系的控制中心,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核心之一。  记者:在您前面提到的中国的三大都市区中,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区是否具备独特性?  陆大道: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区,可以被认为是整个长江流域发展的龙头。过去,浦东开发开放其实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我们要意识到,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区和长江流域包含了小半个中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广袤的长江经济带有能力帮助上海这座核心城市及长三角都市区成为中国重要的信息平台、金融平台、物流平台、人才平台之一,同时也成为世界上的信息流、金融流、人才流等进入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世界级枢纽。  因此我认为,长三角地区进行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也是在为中国在现在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中争得应有的席位,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示范区将是一个好开端  记者:过去一年中,长三角地区是否已经有了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变化和发展?  陆大道:我一直在观察长三角,的确已经有了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从顶层设计看、规划的编制、政策的制定,一步一步做得都很踏实。  从具体工作看,各项措施的推行也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从打通“断头路”开始的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港口的跨省市综合开发,生态环境的跨省市综合治理等。此外,我还看到长三角地区在公共服务一体化,以及产业结构一体化方面也有了很多新的动作和设想。  记者:您怎么看沪苏浙交界地带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尝试?  陆大道:我认为,这是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及国家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沪苏浙交界处进行示范区建设,计划率先探索一体化制度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完全正确的重要政策措施。  不过,考虑到这个示范区只是沪苏浙各一个部分区域进行一体化的试点,因此,将示范区的改革重点放在规划管理、土地管理、投资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等方面,力求取得经验,是适宜的。  我建议,示范区内的客运运输、环保、职工就业、投资政策等方面可以作为统一管理的重点领域,在此基础上探讨示范区高效运作的可能性与途径。另外,示范区内企业的产业链的互补、区域性创新要素的集聚与创新平台建设也要总结经验。  我相信,示范区的建设符合当下一体化工作推进的要求,有利于长三角区域在短时间内通过实践取得一些经验,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原载于《解放日报》2019-05-22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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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正从“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型,人才、设备、资金等要素的流动与共享使协同与互补的力量得到释放。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这种协同也面临着新的上升空间。      这几天,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项目正在紧张建设。这里未来将与上海张江国家科学中心东西呼应,在大科学装置上各有侧重,在科技攻关上分工协作。      500公里之外的上海,国家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24小时为全球科学家服务,这里释放的光是X光的1000亿倍,让人能看清1微米之下的微观世界。现在,这已经成为长三角科学家的公共实验室。      在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打造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网”上,30万元以上的大型科学仪器已经有26000多台,大科学装置和设施有23个。      为了支持跨区域研发合作,长三角各地也在制度上寻求突破。苏州、上海两地2018年率先推出政府“科技创新券”两地通用政策,实现本地的科研补贴异地使用。      在长三角,与一张网创新同步的还有一盘棋的产业发展。以汽车等产业为代表,长三角很多产业链已经开始跨省市布局。记者发现,长三角产业合作正从产业链合作向共建平台延伸。      下一步,长三角三省一市将编制专项规划,在人才、创新、产业等领域出台配套政策,将长三角打造成中国经济强劲、活跃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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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凡是跟我们合作的企业科研人员,最后都得到提拔,这些企业也获得发展的机会。”王贻芳的一句话,引来台下听众的会心一笑。  5月20日,在南京举行的紫金山科技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既没有讲前沿科学的最新进展,也没有畅谈回到家乡的激动之情,他只用了三个小例子,讲述基础研究如何跟技术相结合。他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工业界的合作,应该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9年前,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找到北方夜视公司想要共同开发高性能光电倍增管,用于江门中微子实验。当时,国内仅能生产小尺寸光电倍增管,相关企业还被打得落花流水,市场完全被国外垄断。那时,北方夜视完全没有研制基础,不免顾虑重重。经过2年反反复复,这对“恋人”终于在2011年牵手成立合作组,共同研发新型光电倍增管。  2016年底,双方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北方夜视南京分公司拥有了20英寸微通道板型光电倍增管的生产能力,将生产1.5万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光电倍增管用于江门中微子实验。  同样是江门中微子实验,科学家需要建造一个巨大的有机玻璃球体,其直径相当于12层楼高,建于约地下七百米处,并且对其寿命、透明度等都有较高要求。目前高能所和江苏泰兴汤臣公司正在一起冲击这个世界之最。  同样的案例,还有高能物理所与南京烷基苯厂合作研制液体闪烁体、与昆山国立联合研制速调管等等。  “一般来说,基础科学研究不会直接产生有用的价值,也就是说不会立刻对我们的GDP产生作用。”王贻芳说,但是只有在研究的过程中,各种创新才会不断涌现出来,“基础科学研究是一个最好的创新平台,没有第二,只有第一。”  王贻芳认为,基础科学研究是前沿技术发展最核心的推动力,领先的基础科学研究也是软实力的标志。  “工业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研究的需求又带动了工业水平的提高。”王贻芳解释说,基础科学研究与工业界的合作,提高了工业界的创新与研发能力;培养了创新型研发人才;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也获得了进入相关国际市场的门票。同时,国家的硬实力也得到提高。  “科学家的创新能力、创新要求和工程师的严谨相结合,是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最佳途径。”王贻芳说。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9-05-21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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