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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采集数据使用的大科学装置是日本的散裂中子源、日本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和澳大利亚的反应堆中子源,而没有使用国内的装置呢?”  “我们非常希望使用国内的装置!我国现在有‘源’了,但是还不够,要将中子利用起来还需加强谱仪建设,这是国内中子界非常关心的事。”面对记者的疑问,中科院金属所研究员李昺对《中国科学报》说。  制冷技术对现代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近日,中科院金属所研究员李昺、张志东、任卫军等组成的国际团队在一种名为塑晶的材料体系里发现了庞压卡效应,该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为下一代固态相变制冷技术指明了方向。在对该团队采访中,《中国科学报》感受到他们对国产大科学装置的期盼。  另辟蹊径发现庞压卡效应  联合国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全球每年25%~30%的电力被用作制冷应用。然而目前的制冷技术绝大多数依赖传统的气体压缩循环,该技术使用的材料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不利影响,新型环保、低能耗的制冷技术急需研发。  近年来,基于固态相变热效应的固态制冷技术成为最具可能取代传统制冷技术的方案。  然而该技术走向应用还有一定的障碍,因为传统主流的固态相变制冷材料熵的变化小,仅有几十Jkg-1K-1左右,且需要较大的外场。  2018年,在日本散裂中子源中子谱学组工作的李昺,入选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加入中科院金属所。对于为何回国发展,李昺表示,“依托大科学装置的前沿研究”已经列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同时《中国科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又把“依托散裂中子源的多学科研究”作为塑造未来新优势的重点培育方向。“在我国,利用中子散射技术开展材料研究,恰逢其时。”  回国后,李昺团队便针对如何提高固态相变制冷材料的性能开展了研究,并发现了庞压卡效应。  “压卡效应就是压力诱导的相变导致的制冷效应。庞压卡效应就是指压卡效应的指标(最大等温熵变)比传统材料提高了一个数量级,达到了百Jkg-1K-1。在这里,我们还想用这个概念强调它与传统材料的机制有所不同,是基于分子的取向无序。”李昺如是说。  李昺团队发现多种塑晶可以在极小压力的驱动下获得巨大熵变,其中一种材料名为新戊二醇,在45.0MPa压力下熵变已经达到最大值——389Jkg-1K-1,且在15.2MPa下已经达到了最大值的一半。  李昺研究员表示,塑晶材料价格低廉、弹性好、所需驱动压力很小,目前没有发现这些材料对环境有危害,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前景。  基础研究有望落地转化  李昺表示,即使发现的材料体系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前景,但目前的研究工作还属于基础研究范畴,通过该工作将塑晶引入固态相变制冷材料研究领域,揭示了其中的物理根源,这为将来探索新的、更优异的材料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下一代固态变相制冷技术指明方向。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新戊二醇材料性能的发现,并没有让李昺团队止步不前。李昺说:“目前,我们需要寻找到导热率更好的制冷材料,并且也有了一定结果,预计在2~3年内可以初步实现材料性能的优化。”  “我们已经在着手与制冷企业合作了,目前,我们需要找到导热率更好的制冷材料,在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期望尽快实现应用推广。”李昺在说到该技术的应用推广时,很是自信。  铢积寸累勠力同心  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庞压卡效应的发现绝非偶然,这离不开李昺团队多年的积累。“我本人一直从事无序材料的中子散射研究,在着手该项研究之前,我们已经有很多年的积累。我们一直很好奇晶体材料到底可以具有多大程度的无序?渐渐的,我们意识到塑晶可能是最无序的晶体材料。显然,当塑晶中的分子无序被抑制的时候,自然能得到非常大的熵变。所以我们就尝试利用压力去控制这个转变,从而发现了庞压卡效应。”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李昺表示,此项研究共计有24人参与,涉及13个单位、4个国家,虽然唯一的通讯单位是中科院金属所,但是离开其他单位和人是做不成的。  “同步辐射数据测量,我们整整48个小时没有合眼,这一过程中几乎没有人会提出休息。”在谈到数据测量时李昺感慨地说,“中子数据的测量有20多天,还是比较辛苦的。”  此外,该项工作使用了日本、澳大利亚的大科学装置,对此中团队也充满感激。“很多大科学装置需要提前半年申请机时,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显然不现实,通过跟合作者沟通该项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很快开通绿色通道并提供技术支持,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实现测量。”李昺说。  大科学装置须加强谱仪建设  谈及研究所使用的大科学装置,李昺说:“该研究中绝大部分数据都是在大科学装置上取得的,我们利用了日本的散裂中子源、日本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和澳大利亚的反应堆中子源。”  然而研究中使用到的散裂中子源、同步辐射光源、反应堆装置,类似的大科学装置我国已有部署和建设,为何研究仍然使用国外的装置呢?  “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一定会选择使用国内的装置。比如我们近期就在中国散裂中子源通用粉末衍射谱仪(GPPD)上测量了我们合成的一个新型磁性材料。然而,该项工作中所使用的高精度非弹性散射谱仪目前在东莞还是空白。”李昺说,谱仪是个系统工程,要和特定的样品环境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该项工程需要高压变温环境,而且由于本身光源亮度的限制,目前在国内开展有一定的难度。“相信在新北京光源建成之后,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  谱仪建设一直是目前国内大科学装置发展的重点。2017年12月,15名院士齐聚东莞,呼吁尽早建设散裂中子源二期谱仪。由于建设经费的限制,目前一期的三台谱仪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用户的迫切需求,无法开展高精度测量及动力学研究,未能充分发挥中子束流资源的效率,同时还面临复杂样品环境严重不足的困境,启动增建谱仪和样品环境建设迫在眉睫。  李昺表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大科学装置也在蓬勃发展,相信今后更多的工作会在国内开展。“我们也在积极争取支持,研制专门用于研究压卡效应材料的原位综合表征平台,以期加速推进材料筛选和优化,为尽快走向应用奠定基础。”  此外,李昺希望加强大科学装置的科普力度。“比如说,我们在招研究生的时候,即使是优秀院校的理工科背景的学生也不了解大科学装置。我们希望借助科普的力量,让科研工作者知道如何利用它,让大众知道通过这些装置能获得什么,这对我们整个科研群体都非常重要。”  (记者沈春蕾对此文亦有贡献)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4-18第8版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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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8日,中国科学院与山东省政府举行科技合作座谈并签署合作协议。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出席座谈会和签约仪式。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亚平主持会议,并与山东省副省长于杰分别代表院省双方签署《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推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合作协议》。  座谈会上,刘家义对中科院长期以来给予山东省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山东省正处于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海洋强省建设、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打造、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院省双方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围绕山东省重大科技需求,中科院能够继续充分发挥人才和科技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力山东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白春礼代表中科院感谢山东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科院各项事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1999年院省签署科技合作协议以来,双方紧密围绕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需求,务实开展了全方位、多领域的科技合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为加速推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和创新型省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和创新保障。  白春礼表示,希望院省双方以本次签署合作协议为新的起点,切实抓好重点合作任务,着力为山东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创新原动力。中科院将加强统筹规划,不断创新体制机制,集聚优势科技资源,加强科教融合,与山东省携手共进、开拓创新,共同推动院省合作向高层次、深领域不断发展。  中科院、山东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和签约仪式。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4-11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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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国家实验室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乃至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中美贸易摩擦使这个必要性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予以重点提出。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年初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连续提及“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的总要求。今年全国“两会”最后正式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之前版本上又增加了这个“布局”和“重组”的内容,重要性、紧迫性不言而喻。目前,北京、上海、广东、安徽、浙江等多个省份都不惜重金投入,努力打造国家实验室“预备队”。      一、我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的艰难探索      从1984年依托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和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建设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算起,已合计筹建了近20家国家实验室,领域涵盖海洋、航空航天、人口与健康、核能、新能源、先进制造、量子调控、蛋白质研究、农业和轨道交通等,而新世纪筹建的国家实验室中目前仅有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实现了“去筹”。其中,6个“国家实验室(筹)”已正式获批组建“国家研究中心”。大多数筹建国家实验室未能去筹的原因,与不能跳出传统学科性依托和传统科研管理体制有极大关系,尤其是较早设立的国家实验室所属领域过窄,不能实现大跨度协同和完成战略性任务。面对当前以重大基础设施为依托推进科技创新的范式变革以及发达国家对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垄断与封锁,立足自身力量建设国家实验室以推动战略性、原创性、基础性科技创新已迫在眉睫。      二、在发展定位和任务承担上必须体现高端引领的特征      国家实验室应做好顶层设计,创新组织架构与管理体系,跳出传统科研体制易于带来的分散、封闭、低效弊端,搭建学科跨度大而有机融合、队伍体量庞大而协同有力、创新活力充沛而宽松适度的运行框架。国家实验室不应再参与一般竞争性项目申请,既是要避免与其他创新主体形成的“非均衡竞争”,也是要避免可能带来的管理束缚、方向分散和创新短视。同时,政府应保障国家实验室充分的稳定性经费支持与更大的资金使用自主权,为实现自由探索与独立研究、保证公益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稳定运行创造良好环境。尤其在建设初期,更要充分发挥政府资金优势,积极承担、主动对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如科技创新2030)、整合外部科研力量联合攻关。      三、跳出陈规窠臼的关键是处理好行政推动与内源发展的关系      新的国家实验室建设初期,以行政力量推动资源投入、组织协调、条件保障等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应着力实现从外生动力到内生动力的转变,建立起其内源发展机制。正所谓借助外力,不如修炼内功。国家实验室应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未来科技发展前沿凝练重点研究方向。要更加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在设计科研计划和推动实施科研任务中的实质性主导作用,构建高端平台、学术网络、创新团队;同时带动管理团队的领导力、科研领军人才的影响力以及争取来自国家和社会多方面外部资源的能力的提升,进而能够不断集聚高端创新资源。而来自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则逐步过渡到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两个方面,为内源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四、管理模式上要跳出传统体制并体现新型研发机构特色      国家实验室不应再囿于以编制管理为核心、以行政性考察为主要绩效管理方式的传统体制,而应以灵活高效为根本出发点,采用开放透明的新型研发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研究活力与创造力。具体来看:一是采用合同制、年薪制等市场化聘任方式,减少传统人事制度带来的管理繁苛并剔除住房、子女就学等体制内福利性分配;二是赋予首席科学家充分的经费使用权和资源配置权,让其自主确定研究课题和自主选聘科研团队、主导科研绩效评价,注重创新结果和创新实绩考察;三是强化多学科、多主体、大跨度的创新平面协同,建立跨区域多点分布的科研网络组织模式,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的高端辐射功能;四是严格执行科研人员动态流动制度,以重大科研核心平台为中心、通过联聘制整合国内高水平科研人才资源,注重吸引国内外一流大学、顶尖科研机构和领军型企业的研发人才进入国家实验室工作。 (吴伟系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朱嘉赞系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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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催化干气制乙苯”技术,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寰球工程公司辽宁分公司联合开发成功并实现工业生产的项目,该技术从小试、中试到工业化生产,从第一代技术发展到第五代技术的全过程中,科研、企业和设计单位一直紧密结合,发挥各自优势,缩短了从研发到工业应用的进程。这一技术开发过程中体现的产学研的结合模式,被称为“干气模式”。  从资源出发选择适合国情的技术  催化干气制乙苯技术,是将炼油厂催化裂化、催化裂解等装置产生的干气中的乙烯与苯反应生成乙苯的技术。催化裂化是我国最重要的石油加工路线,我国催化裂化装置产能位居世界第二,副产大量干气资源。该技术开发前,由于没有合适的技术将干气转化成化工产品,这一宝贵资源都被直接烧掉,俗称“点天灯”,不但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进一步加剧环境负担。如何变废为宝,将干气中的乙烯进行利用,是摆在科研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  1985年,时任大连化物所副所长的李文钊带队到抚顺石化公司考察,依据中国石化总公司“综合利用炼厂气资源”的意见,经与抚顺石化金国干总工程师等人员讨论,提出催化裂化干气不经精制直接制乙苯技术路线。  1986年9月,大连化物所、抚顺石油二厂与中国石化总公司签订了“催化裂化干气制取乙苯的研究”技术开发合同,大连化物所负责催化剂研制和小试试验(王清遐研究员负责),抚顺石油二厂负责工艺开发(张淑蓉高工负责)。  1987年,大连化物所成功完成催化裂化干气不经精制直接制乙苯技术小试,并于当年10月通过中石化与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成果鉴定,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在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于1990年顺利完成了1000吨/年中试试验,于当年12月进行了中试成果鉴定,并被列为中石化“八五”重点科技攻关“十条龙”之一;此后,进一步和洛阳石化公司设计院合作,于1993年成功投产抚顺石油二厂3万吨/年的干气制乙苯装置,技术指标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成套技术为干气综合利用和乙苯生产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线,该技术相继获得1991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6年中石化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7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998年被列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具有创新性成果。所开发的分子筛、催化剂及工艺技术,获中国、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20余件授权专利。  迎接国际挑战勇于技术创新  要想持续保持干气制乙苯技术优势,就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1995年,大连化物所与抚顺石油二厂承担中石化总公司“500吨/年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催化剂的开发”项目(第二代技术),经过催化剂及工艺改进,开发出干气中乙烯与苯的气相烃化反应和多乙苯与苯的气相反烃化反应分开的第二代技术,并分别于1996年和1999年在大庆林源炼油厂3万吨/年和大连石化公司10万吨/年干气制乙苯装置上成功投产。  为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徐龙伢、王清遐等把降低二甲苯杂质含量和生产能耗、提高催化剂性能和工艺水平作为新一代技术突破点,在认真分析国内外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开发催化裂化干气制乙苯气相烃化与液相反烃化优化组合的第三代新技术。  2001年上半年,由洛阳石化公司设计院负责设计的3万吨/年第三代技术工业化试验装置在抚顺石油二厂开工,并于2001年8月通过中科院沈阳分院组织的成果鉴定,专家认为该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02年,抚顺石化决定将装置规模扩建为6万吨/年,由大连化物所提供催化剂及基础设计数据,抚顺设计院负责装置设计。2003年9月,抚顺石化6万吨/年干气制乙苯第三代技术工业装置成功投产,各项技术指标优异,为其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基础。  2003年起,大连化物所作为干气制乙苯技术推广的牵头单位负责该技术推广,开创了该技术成果转化的新局面,相继转让给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化工及地方炼企等多家单位。截至2019年初,在国内开工建设和投产的工业装置共23套,总规模达到200余万吨/年乙苯产能,实现投资总额达120余亿元。该技术获得2010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6年首届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奖一等奖、第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奖项。  顺应技术进步推动持续创新  1997年开始,徐龙伢领导的研究组与抚顺石油二厂研究所合作,承担了中国石化总公司“催化裂化干气与苯液相烃化制乙苯”项目(第四代技术),开发出适于液相中烃化反应的Beta和Y分子筛催化剂,于1999年完成第四代技术小试试验,2000年在抚顺石油二厂完成中试,于2001年8月通过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组织的成果鉴定,获2003年度辽宁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04年起,大连化物所进一步开发了干气制乙苯变相催化分离第五代技术。2006年5月该技术通过辽宁省科技厅与中科院沈阳分院组织的成果鉴定。  近年来,研究团队在先期技术基础上,进一步以新型分子筛材料的合成为突破口,开发了DL0822新一代烷基化催化剂,具有更优异的活性稳定性和更低的二甲苯杂质含量,应用于投建的干气制乙苯工业装置。  持续开发、不断创新的催化干气制乙苯技术已经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专有技术,并先后在中国、美国、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发明专利授权40多项。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石油资源的高效转化利用和我国紧缺的大宗关键化学品的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梳理转化模式致力未来发展  在被问及从事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体会和经验时,历经多个项目从技术研发、小试、中试、工业试验到工业应用的徐龙伢,依然是那样的快人快语:“作为应用研究,必须要面向国家和行业关键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结合团队特色优势,进行关键技术攻关;核心技术突破后,要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发挥科研—设计—企业各方优势,进行放大及工业应用,缩短技术成熟期;同时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中明确各方责权利,在技术推广和产业发展中使各方的投入和付出获得更大的回报。”  2018年,研究团队完成了新老交替。这一年,团队研发的择形烷基化生产甲乙苯高效催化剂及技术投产万吨级/年工业装置,这是该类技术在国内的首次应用,打破国外垄断;此外,团队研发的其他多项烃类高效转化及大宗关键化学品生产技术正在中试放大及工业化试验进程中。在徐龙伢的指导下,朱向学、李秀杰正带领这支“务实创新,团结协作,不断进取”的团队,努力奔跑,筑梦未来!  作者简介:  朱向学,1975年生于山东省,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大连化物所低碳烃综合利用及沸石催化材料研究组组长。  徐龙伢,1964年生于江苏省,中科院特聘研究员,曾任大连化物所化石能源与应用催化研究室主任和低碳烃综合利用及沸石催化材料研究组组长。  陈福存,1969年生于吉林省,高级工程师,低碳烃综合利用及沸石催化材料研究组科研人员。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4-09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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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信息技术,是各国竞相角逐的前沿科技。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透露,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已能满足初步安全通信需求,过去两年来,研究人员将星地之间密钥的成码量提高约40倍,即每秒传送约40万个密钥,可以满足部分应用部门的安全通信需求,今后将进一步推动量子技术产业化。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随着一项项量子前沿成果在合肥转化,一个个生机勃勃的独角兽企业拔节壮大,量子产业成为我省正在崛起的新高地。      瞄准量子科技前沿      超低温度下基态分子与原子之间的散射共振,最近在实验上被人类首次发现,这是超冷量子化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对于量子计算和量子模拟具有重要意义。1月18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刊发了潘建伟院士团队的这一重要成果。      今年3月,美国光学学会公布2019年度伍德奖获得者名单,潘建伟由于“在量子力学基础和光量子信息,包括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量子密钥分发、量子隐形传态以及光量子计算领域的先驱性实验研究贡献”而获此荣誉。今年1月,潘建伟领衔的“墨子号”卫星团队被授予2018年度克利夫兰奖,以表彰该团队通过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推动大尺度量子通信实验研究作出的卓越贡献。这是美国科学促进会设立克利夫兰奖96年来,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完成的科研成果首次获得这一重要荣誉。      “墨子号”飞向太空、“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潘建伟院士团队的成果,连续两年被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点赞”,“墨子号”还被写入十九大报告。2017年初,潘建伟领衔的团队利用“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2017年6月16日《科学》以封面论文形式发表了该成果。“中国的量子通信研究是一项包含了从基础物理学到卫星技术等在内的科技成果,近些年中国在科学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让我感到非常震撼。”《科学》杂志主编杰里米·伯格表示。      在中国科大,有一个量子梦之队,被誉为量子“GDP”,他们分别是郭光灿院士、杜江峰院士、潘建伟院士。近年来,3位院士率领的团队瞄准量子科技前沿,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      3月,郭光灿院士团队首次实现量子纠缠交换过程的自检验,为实现量子纠缠网络的自检验、保障量子网络的安全性解决了关键难题。近年来,他的团队在芜湖市建成国内首个“量子政务网”,创新性地制备了半导体六量子点芯片,成功研制出一套精简、高效的量子计算机控制系统。杜江峰院士团队研制完成了原创型的单分子磁共振谱仪和国际首台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实现长时间、高稳定度和高同步精度的脉冲序列发生技术,制备出国际同技术领域最高功能密度的集成化操控读出一体化设备。      做实科技成果转化      3月27日,上交所公布科创板第二批获受理企业名单,技术起源于潘建伟院士团队的国盾量子赫然在列。国盾量子是我国率先从事量子通信技术产业化的企业,是量子通信产业化的开拓者、实践者和引领者。      2017年12月,国盾量子与中兴通讯合作推出全球首款使用量子密钥的商用安全加密手机。同年,全球首条城际量子保密通信干线——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正式贯通,而国盾量子为“京沪干线”提供了重要技术和产品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实用化光纤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总长(光缆皮长)7000余公里,其中超过6000公里使用国盾量子提供的产品且处于在线运行状态。国盾量子目前已成为全球领先的量子通信设备制造商和量子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      “科技成果真正实现价值,最终要离开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杜江峰院士表示。在合肥市高新区,有一条横贯东西的云飞路,是远近闻名的“量子大道”,密集布局着一批量子领域骨干企业——国盾量子、国仪量子、本源量子、中创为量子……      本源量子脱胎于郭光灿院士团队,是国内第一家以量子计算机的研制、开发和应用为主营业务的初创型公司。近年来,本源量子上线全球首个基于半导体量子芯片的量子计算云平台,初步建立了量子语言标准QRunes,开发研制了量子编程架构QPanda。2018年12月6日,本源量子向世界推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首款国产量子控制系统——本源量子测控一体机。目前,该公司已拥有超过10种各类量子计算芯片、量子功能芯片产品,推出基于32位量子虚拟机的量子计算免费体验平台,成功仿真64位量子电路。      2018年10月16日,国仪量子在合肥宣布中国首台脉冲式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诞生。这一“国之重器”的核心技术源于杜江峰院士团队,由国仪量子转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其正式商用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在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计算、自动化控制与测量、脉冲成像技术、医学诊疗等诸多科学研究领域以及相关高精尖产业,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国仪量子成立3年来,其科学仪器产品已远销美国、德国、瑞士、以色列等国家,去年公司各类产品订单合同已接近1亿元。      目前,合肥市高新区拥有主营量子技术企业5家,量子关联企业20余家,全区直接从事量子领域的科研人员数达600人。合肥市量子信息产业相关专利占全国总量的12.1%,排名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      打造中国量子中心      量子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理论之一,与相对论一起成为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石。量子论诞生后,迅速掀起了“第一次量子革命”,催生了激光、晶体管、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一系列改变世界面貌的重大发明。新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制定计划、投入巨资,把量子信息技术作为未来的战略制高点,其代表性应用有量子传感、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量子技术赋能的科学研究及产业应用等,“第二次量子革命”大幕拉开。      “当前,量子信息科学已经进入到深化和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各项关键技术的攻关,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性布局。”潘建伟建议,尽快实质性启动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以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项目。创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是我省科技创新“一号工程”。目前,该国家实验室的探索机构——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已在合肥高新区揭牌,正在按照国家实验室的体制机制和运营模式建设。      我国量子信息技术起步相对较晚,但在量子通信等领域已成功实现“弯道超车”。近年来,在中国科大潘建伟、郭光灿、杜江峰等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我国量子信息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和部分领跑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科大“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等代表了当今量子信息技术领域世界最领先的成果。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我省已拥有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等多个重点科研平台。      量子信息科学不仅需要原始创新,也需要产学研结合与成果转化。未来,我省将依托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建设,围绕“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等重大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培育量子技术领域各类人才,形成一大批核心技术成果,把合肥打造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量子技术的创新高地;围绕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等一批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培育出若干量子领域龙头企业,引导更多量子技术科研成果进行转化,把合肥高新区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量子信息产业化基地。(记者桂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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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新增本科专业目录,“人工智能”专业位列其中,有35所高校获批建设。“它反映的是我国人工智能本科教育呈现出的繁荣景象。”3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王万森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设立,对我国各级各类院校的高层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过,也有人感到困惑——在本科专业目录中,早已有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人工智能专业和它到底有何区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波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一般认为,智能科学与技术的专业面偏宽,与行业的对应关系不直观,而且脑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一般划分在生命科学领域。北航牵头组织新申报并获批的人工智能专业,是信息领域的一个本科专业。“至于如何开设,应该鼓励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李波说,感知、认知基础好的学校可以选择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技术及应用基础好的学校可以选择人工智能,当然,学校也能在现有计算机或其他专业中培养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总之,各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有自身特色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王万森亲历了我国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创建、发展的全部过程。在他看来,它和人工智能专业并没有本质区别,差别只是在于专业名称不同,名字的社会认知度不同。      18年前,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学术年会,部分与会代表提出了在我国建立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建议,该建议得到大多数参会人员的认可。但就专业名称,大家最后的共识是叫“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王万森说,这是因为,当时人工智能正处于其发展的低潮,在“寒冬”时期将专业命名为“人工智能”,其结果可以想象。而且,这一名字沿用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名称的结构形式,也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惯例。      后来,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设立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工作组,确定了该专业的知识结构。从专业知识结构来看,该专业和人工智能专业也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是在上述专业知识结构下,我国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15年来的教育实践,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王万森表示。      至于两个专业如何并行发展,王万森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是可以将“智能科学与技术”作为研究生教育层面的一级学科名称,把“人工智能”作为本科教育层面的专业名称;如果两个本科专业一定要并行存在,那么建议在研究型高校和部分应用研究型高校采用“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名称,而在部分应用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技术型高校采用“人工智能”专业名称——前者注重研究,后者强调应用。不过,王万森也强调,办好高质量的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关键不在专业名字叫什么。      “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孤立专业,而是一个专业类。”例如,沿大数据智能这一学科领域衍生出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沿智能自主系统学科领域衍生出来了“机器人工程”专业……“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的不断深入,很有可能还会不断衍生新的专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人工智能专业为核心,外加衍生层诸专业的新生专业类,即人工智能类专业。”王万森说。而整个人工智能专业教育体系,除上述核心层、衍生层专业外,还应该包括支持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复合型专业和支持人工智能交叉型人才培养的交叉型专业。      王万森建议,应创新人工智能与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协同发展模式,构建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实现人工智能和其他专业的有机复合与交叉。      “人工智能专业建设不应颠覆性地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要结合实际需求,和原有专业创新、协同发展。”他表示,智能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专业看起来发展得如火如荼,但诸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人工智能与其他社会领域专业的有机复合、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都还不够深入。“这些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科技日报北京4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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