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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测序技术发明之后,科学家认为可以通过DNA全基因组测序解析生命的全部密码。然而渐渐的,他们发现有些重要信息并不编码于DNA序列里面,即便基因序列没有发生变化,生物体的表型也可以改变。这种研究被称为“表观遗传学”。继传统遗传学之后,表观遗传学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曹晓风及其团队花了11年时间,开辟了水稻表观遗传研究的新方向,在组蛋白甲基化、小RNA调控植物生长发育和转座子活性的机制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系统性原创成果。相关成果获得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另起炉灶  2003年6月,曹晓风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到中科院遗传发育所。那时,国内的植物表观遗传学研究才刚刚开始。  获奖团队成员、遗传发育所副研究员刘春艳介绍,表观遗传主要包括了三种重要的机制,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小RNA调控。DNA甲基化不仅是当时国际上研究的主流,也是曹晓风已经站稳脚跟的方向。然而,为了与美国导师的研究工作更有区分度,作为表观遗传学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位新秀,曹晓风选择了“人烟稀少”的地方,从头开始。  组蛋白甲基化是组蛋白修饰中最为重要、最为复杂的一种修饰,在维持染色体功能以及各种细胞生理活动的调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组蛋白甲基化过程是由甲基转移酶来完成的。围绕植物组蛋白甲基化是如何生成的问题,曹晓风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建立和优化纯化手段,从花椰菜中分离纯化植物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回国近半年,曹晓风经过反复尝试、失败、调整、优化,终于建立了甲基转移酶纯化体系,为后续一系列工作奠定了基础。  可紧接着,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先前,科学家认为组蛋白的甲基化作用是稳定而不可逆的。但2004年,在哺乳动物中发现这一过程是可逆的,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去甲基化酶。  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发现。于是,曹晓风把目光投向了植物组蛋白甲基化去除这一表观遗传调控的重要机制。获奖团队成员、遗传发育所研究员陆发隆表示,他们花了2年时间先建立起了植物体内组蛋白去甲基化酶活性检测体系,最终鉴定了首个植物H3K27me3去甲基化酶REF6。并指出其不是哺乳动物中H3K27me3去甲基化酶的直系同源物,这也改变了学界过去的猜想。  这项研究阐明了组蛋白甲基化调控基因表达和植物发育的机理,填补了组蛋白修饰调控机制方面的一个空白。  为转座子“正名”  就一个团队的长远发展而言,布局大方向中不同的小研究方向,保持研究体系的完整性很重要。曹晓风并没有“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组蛋白甲基化研究的同时,曹晓风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作物小分子RNA的研究。他们明确了负责小分子RNA加工的关键酶DCL蛋白家族成员在各种小分子RNA生物合成途径和控制水稻重要农艺性状中的功能,揭示了小分子RNA对水稻生长发育的调控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转座子是小分子RNA的重要来源。可在过去,转座子一直被认为是“垃圾DNA”。  因发现转座子而获得198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麦克林托克,曾提出“转座子调控元件”假说,但始终没能在基因组水平上得到证实。  曹晓风团队的研究发现,水稻中大量散布于基因附近的MITE类转座子可产生小RNA,并精细调控旁侧基因的表达。“我们首次在全基因组水平上证实了麦克林托克的假设,指出小RNA可以和转座子互为影响,从而调控周围基因的表达。”刘春艳说,转座子并不是垃圾DNA,它在生物进化和环境适应性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也为从表观遗传角度进行作物分子育种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手段。  中科院院士李家洋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曹晓风团队发现水稻中小分子RNA和组蛋白甲基化有着内在的相互调控关系,植物组蛋白甲基化在调控转座子沉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完整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的不同方面”。  李家洋评价,曹晓风团队在该领域的一系列系统性原创成果不仅为进一步揭示表观遗传调控机制在植物生长发育和环境响应中的功能打下基础,也开辟了水稻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新方向,引领了学科的发展,为从表观遗传层面研究作物重要农艺性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育人之道  陆发隆是最早加入曹晓风团队的学生之一,当年,正是通过组蛋白甲基化与去甲基化这项研究,让他迅速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科研人员。如今,“曹老师的学生中在国内外担任教授的已有十四五位之多,这对一个建成16年的实验室来说,很不容易”。  她一直倡导一种开放的科研文化。“曹老师十分看重学术同行的交流,也鼓励学生多参加学术会议,学会自我表达。”刘春艳还记得,相关或跨学科领域的专家常常被邀请来实验室,“尤其在我们的一些研究处于萌芽或者进行到一半的关键时期,为我们提供建设性意见,帮助我们打开思路”。  1月10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结束后,曹晓风就马不停蹄赶回遗传发育所,参加基因组生物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在陆发隆心里,即便过去这么多年,那个当年经常夜里不回家、在沙发上醒来就投入研究的曹晓风,依然是实验室最用功的那个科学家。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0-01-21第3版农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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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两大科学装置项目总部区工程在广东省惠州市开工。按计划,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和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CIADS)这两台“国之重器”,将在2021年中建成。建成后,有望成为世界最先进的核物理研究装置,并带动形成国际领先的核物理研究中心。  其中,CIADS作为我国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的燃烧器部分,将深入探索核废料嬗变过程中的科学问题,突破系列核心技术、检验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为未来工业示范装置奠定基础。  这一先进装置的研发,离不开科学家对基础科学问题的长期探索。2010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了重大研究计划“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旨在以该领域关键基础科学问题为核心,在先进核能体系中的核燃料及其核过程、核燃料在先进反应堆燃烧过程中的基本行为及其增殖与嬗变、乏燃料后处理的新方法与新机理等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最终解决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  该重大研究计划历经8年,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期基金版将总结该重大研究计划取得的经验,展示取得的成绩。  近日,日本政府公布第5次修改过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计划路线图,将从2021年开始取出核燃料残渣,并力争在2031年将所有燃料棒取出。  如何解决核燃料的利用效率和乏燃料的安全处理处置问题,是国际核能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自2010年起,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及之后的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支持下,历经8年,中国科学家将核燃料利用率从“不到1%”提高到“超过95%”,有望使核裂变能从目前的百年变为近万年可持续、安全、清洁的战略能源。  “烫手”的乏燃料  核燃料是核电站的“粮食”,持续不断地在反应堆内燃烧,以供应核电运行。然而,燃烧后卸出的大量乏燃料,却成了“烫手山芋”。  “就像烧煤球,有些外面烧透了里面还是没有烧掉。”该重大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詹文龙告诉《中国科学报》,实际上,核反应堆真正燃烧的东西很少。一般核能的功率密度是化学能的百万倍,现有核燃料能够燃烧的不到1%,剩余99%多为乏燃料,具有很大的放射毒性,危害时间长达10万年之久。  “和国际上大多数核电站一样,我国核电站的乏燃料多暂存在核岛内的水池中。”詹文龙介绍,一般核电站的水池设计容量仅能满足其15~20年的乏燃料总量。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全世界核电每年卸出的乏燃料大约10500吨,截至2008年累计总量已超过270000吨。  如何处理这些“烫手山芋”?目前国际上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一次通过”方式,即将乏燃料作为“废物”。经过暂时储存和适当包装后,直接进行最终地质处置,将废物埋藏在500~1000米深的地质层中,使之与周围的生物圈隔离。  另一种是“闭合燃料循环”方式,即将乏燃料视为“资源”。经过后处理分离出铀和钚等有用的核材料,回到热中子或快中子反应堆循环使用。后处理产生的高放废液经过玻璃固化之后,再进行最终地质处置。  乏燃料中仍有95%的铀没有燃烧,同时还会产生一些新核素,如1%的钚和4%的其他核素。  “法国的燃料闭环方案是回收铀、钚等易裂变材料,以及可以利用的次锕系元素等物质,并制成核燃料组件再次使用,而其他放射性核素固化制成玻璃块状的高放废物封存。”詹文龙补充道。  其中,核燃料的增殖是铀钍资源利用最优化的核心,而乏燃料的分离嬗变则关系到核废物的最少化。  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重大研究计划“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申请指南,詹文龙带领的团队获批。  次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泄漏事故,再度为全球核安全蒙上阴影,研究团队愈发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  “日本多使用的是法国的闭合燃料循环方式,投入很大,只进行分离无法有效解决乏燃料问题。我们觉得应该尽快开发出新的完全循环利用方式,促进全球核能可持续发展。”他说。  从1%到95%  想要实现核燃料的增殖与嬗变,需要依靠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ADS)。  这套系统是加速器、散裂靶和反应堆的“结合体”。“简单地说,我们筛选出乏燃料中毒性最高的那一部分,用加速器把它给打碎,这样其寿命可大大缩短,放射性毒性可以消减。”詹文龙说。  2012年,该核能系统中关于优化资源和废物的新思路在詹文龙脑海中形成了雏形。他的想法是,首先简化乏燃料再生,先排除大于50%裂变产物再转化为再生乏燃料。然后利用可控高反应性快中子燃烧器,燃烧含大于50%裂变产物的再生乏燃料。  在降低毒性方面,则只需对50%的裂变产物提纯,剩余50%保持不动。这样减少了分离的难度,也没有核扩散的危险。  此外,团队还原创性提出颗粒流散裂靶的概念并建成原理样机。其原理和沙漏类似,高密度散裂靶热可导出异地实时处理,有效减少引起的放射性次级污染。  不过,传统的ADS只是把长寿命高放核废料进行嬗变处理为短寿命或低放核废料后再进行地质永久处置。从商业上来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是“赔钱”的系统,因此,团队后又原创性地提出了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ADANES)这一全新概念。  ADANES是集核废料的嬗变、核燃料的增殖以及核能发电于一体、具有固有防核扩散特性的先进核燃料闭式循环技术。可将铀资源利用率由目前的不到1%提高到超过95%,处理后核废料量不到乏燃料的4%,放射寿命由数10万年缩短到约500年。  “不光做嬗变,把毒物减少,同时提高核资源的利用率,使燃料增殖,过程中还能正常发电,同时也提高了经济竞争力。”詹文龙表示,目前他们已完成了一系列实验室模拟原理验证实验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应用。  AB方案同台“竞技”  据了解,该重大研究计划聚集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各研究单位。自实施以来,为确保ADS/ADANES的顺利实施,项目实行了A/B角、A/B方案,同台“既合作又竞技”。  詹文龙回忆,样机制作过程中技术变化很大,尤其在强流超导直线加速器研发方面,很多小组都提出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往往上半年提出的方案,下半年就有可能被推翻。”  于是,项目组让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作为A/B角依照各自方案实施制作。经过对比研讨、攻关,我国最终引领了这一重大核心技术。  目前,项目中的加速器技术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已有应用,并受到部分企业的青睐,还可衍生至药物的靶向同位素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该重大研究计划大大促进了基础放射化学的学科发展。  不过,核能研究具有高门槛、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效益等特点,所需经费往往是其他一些学科的数倍或几十倍。同时,核能研究周期较长,一般每一代核电升级需要20~30年。  詹文龙指出,核能研究特别重视基础、应用和工程之间的协同发展,在基础研究成果为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服务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延续对先进核裂变能方向的资助,继续培育学科力量,更好地发挥核能在交叉学科中的支撑作用以及为国家重大需求服务。”他说。ADS驱动器从“跟跑”到“领跑”  核废料处理问题是核能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ADS)是解决核废料问题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国际上没有高功率ADS原理验证装置,高功率连续波强流质子加速器和相应的散裂靶是ADS的驱动器。  连续波强流质子加速器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国家重大需求以及国民经济重要问题的关键工具,也是未来先进加速器研究的前沿方向之一。超重元素合成、放射性束工厂、高通量加速器、中微子工厂、加速器驱动的核废料嬗变、先进核裂变能、裂变聚变用材料辐照、放射性同位素生产等领域,对从几十千瓦到几十兆瓦的高功率离子束提出了迫切需求。而可靠的高功率密度散裂靶也同时是这些装置的“咽喉”技术,其运行功率密度、运行寿命、对加速器失束的要求,决定了整个装置的性能。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运行的连续波强流加速器,低能强流束的稳定可靠传输与加速,以及可稳定承受十兆瓦功率的散裂靶仍是世界性难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重大研究计划的支持下,来自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的课题组,在ADS驱动器研究中取得代表性成果,连续波强流超导直线加速器高功率调试实现国际领先;原创提出并原理验证全新高功率散裂靶技术路线。  2017年,由中科院先导专项支持研制的国际首台ADS超导直线加速器25MeV前端示范样机(CAFe)建成。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何源牵头的项目组基于CAFe加速器研究平台,逐步实现了2毫安连续波强流低能离子束的稳定传输与加速。该成果是国际ADS加速器的一个里程碑,验证了RFQ和HWR超导腔稳定加速10mA连续波质子束的可行性,并在稳定运行高功率连续束流方面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经验,创造了目前国际上连续波强流超导直线加速器所达到的最高束流功率和最长运行时间纪录。另外,项目组提出并验证了基于等离子体、氦清洗等多措施复合的HWR超导腔在线恢复技术,首次在测试平台实现低beta超导腔性能下降的恢复。该方法可将超导腔性能恢复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20天以内。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王志光牵头的项目组在新科学平台及散裂靶研究方面取得代表性成果。该项目组提出原创概念颗粒流散裂靶,开发出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颗粒流靶的ADS设计模拟程序,并建立了国际首台颗粒流散裂靶原理样机,验证了颗粒流散裂靶关键技术。上述研究成果和数据被用于CIADS装置物理方案优化设计、创新性ADS系统—加速器驱动陶瓷快堆(ADCFR)的概念设计。“核废物”处理实现镧锕分离  核能大规模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战略需求,“分离—嬗变”先进燃料循环,能从根本上消除放射性的长期危害。镧锕分离(尤其是三价镧锕分离)及三价锕系组内分离对于先进燃料循环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的支持下,清华大学陈靖课题组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四川大学等多家单位通力合作,在镧锕分离及三价锕系组内分离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陈靖表示,在湿法分离方面,研究团队主要针对乏燃料后处理中三价镧锕分离及三价锕系组内分离等挑战性问题,基于特定配体及先进功能材料的特异选择性,进一步开发了溶剂萃取或吸附分离技术,实现了对目标元素的高效富集分离。  该研究成果一方面发展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yanex301分离三价镧锕流程,为该流程的未来应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其建立高效的Am/Cm分离方法,可进一步减少α放射性废物的体积并提高锕系元素的嬗变率,使分离出的锕系元素满足其嬗变的要求,服务于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的总体目标。  在干法分离方面,课题组在LiCl-KCl熔盐体系中成功以形成铝合金的形式实现了锕系与镧系元素的有效分离。  研究人员表示,在传统干法后处理过程中,电精炼环节产生的废盐中含有锕系元素和镧系元素,而且经过累积镧系元素的含量较高,这种情况下锕系元素与镧系元素的分离困难,传统的镉阴极分离效果很难满足实际要求。如果将电精炼产生的废盐直接存储在环境中,则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研究团队发现,铝阴极非常适合在电精炼废盐中分离锕系元素与镧系元素。采用铝阴极将废盐中的锕系元素以合金的形式提取,同时实现与镧系元素的分离,然后再将镧系元素从熔盐中除去,可以纯化熔盐,极大地减小废物体积。  这一方法为我国干法后处理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为熔盐电精炼流程中如何实现废物的最小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陈靖期待,上述研究成果在大力推动我国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科发展的同时,也能进一步将相关技术推向工业化应用。“核燃料包壳管”有了新材料  ADS加速器被世界科学界公认为解决大量放射性废物、降低深埋储藏风险的最具潜力的工具,其所用加速器流强要求很高,尤其对加速器的稳定性要求极高。但是,目前面向核燃料包壳管应用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材料强度降低、热导率下降、密封性差、服役寿命短等是这一领域中最关键的科学问题。  围绕这一难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的支持下,中科院黄庆课题组带领的研究团队,针对核用连续碳化硅纤维、中间层涂层、复合材料制备与加工技术、辐照损伤与性能预测开展了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代表性的成果。  黄庆介绍,研究团队通过分子调控获得低氧含量碳化硅纤维,首次提出含有Al-C化学键结构的高铝(高于1wt%)碳化硅纤维有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用特种纤维材料。同时,突破了液态超支化聚碳硅烷(LHBPCS)制备技术,其陶瓷化产物接近SiC化学计量比,氧含量低(~0.1%)。  另一方面,传统中间层界面在核能结构材料应用中遇到很大的挑战,其最关键的科学问题是纤维与基体之间的界面层在辐照下体积肿胀失配,从而产生裂纹导致复合材料容错性失效,这是碳化硅纤维增强碳化硅复合材料辐照后强度降低、热导率下降、腐蚀加速和裂变气体溢出的根本原因。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团队在前期与北京大学薛建明和王宇钢等研究小组系统研发了三元层状MAX相辐照损伤机制和缺陷结构的演变行为,首次提出并实现三元层状MAX相材料作为SiCf/SiC中间层,重离子辐照研究表明该新型中间层具有很好的抗肿胀特性。  ADS核燃料陶瓷包壳管工程应用重大挑战之一是碳化硅复合材料端封问题,研究团队利用Ti-Si-C三元相图控制连接层物相梯度分布,获得高强度、低界面应力、耐辐照和耐腐蚀的可靠连接,实现了TiC/Ti3SiC2全碳化物梯度连接层连接SiC,有效解决了界面热应力问题,所得连接结构的四点弯曲强度高达325MPa。此外,该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碳化硅陶瓷无缝连接解决方案,并研发出系列“可牺牲”型陶瓷焊料实现碳化硅陶瓷及复合材料一体化封接。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及其与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温熔盐化学、真空镀膜、材料计算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团队不断取得系列突破。该研究方向也入选了中国科协2018年度“重大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并获批国家发改委“十三五”科教基础设施平台项目“新能源技术与材料综合研发平台——碳化硅纤维及复合材料研发及应用平台”。  在研究人员看来,上述系列研究成果有望推动核燃料包壳管的选型和实际应用。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0-01-20第4版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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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用火作为照明光源,到爱迪生发明白炽灯,再到以LED为核心器件的半导体照明走进千家万户,照明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进步史的缩影。  LED半导体照明光源具有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显著特点,是全球颇具发展前景的高技术产业之一,也是全球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  1月10日,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产业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历时十余年联合技术创新,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成套技术,关键指标达国际领先。项目成果实现大规模产业化推广,在北京奥运会、“十城万盏”示范工程等重大工程实现示范应用。  照明产业转型升级照明产品更新换代  本世纪初,全球纷纷围绕LED研制制定发展计划。我国在2003年提出发展半导体照明计划,科技部等六部委启动“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2006年,半导体照明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13年,国务院发布“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大力推动半导体照明产业化。  随着淘汰白炽灯计划实施,LED通用照明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但半导体照明产品面临电光转化效率低、长期工作可靠性差、标准缺失等难题。项目主要完成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李晋闽表示,该项目在国家科技计划的持续支持下,历时十余年联合技术创新,率先突破了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实现LED芯片大规模产业化。项目成果在北京奥运会、“十城万盏”节能改造、索契冬奥会、俄罗斯世界杯等多场景开展示范应用,通过半导体照明产品大规模推广,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自主研制半导体照明芯片,有助于半导体照明终端产品大幅降价和大规模推广应用,带来的经济效益与节能减排效果非常显著。  “十几年前,一个照明光源一百多块钱,现在已经降到一元。从效率来说,LED光源电光转换效率是荧光灯的5倍,白炽灯的20倍。”李晋闽说,目前,我国已有近50%的传统光源被LED产品所取代,每年累计实现节电约2800亿度,相当于3个三峡水利工程的发电量,超过澳大利亚全年用电量。  LED芯片是半导体照明“金字塔的塔尖”,下游封装、模组、应用等链条因为芯片产业化打开了想象空间,形成了外延芯片与国际并跑、应用产品领跑的产业新格局,我国半导体照明成为具有重要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领域。  产学研联合创新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  作为项目第一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秉持开放做研发的理念,围绕半导体照明主流关键技术和产业界联合创新。  “基础研究和工程化、产业化是一个链条。”李晋闽介绍说,项目技术推广依托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通过科研单位与行业龙头企业之间密切结合,探索了从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突破到产业化技术推广的路径,实现了高效LED材料、芯片、封装全链条技术产业化推广与半导体照明核心器件国产化。  据悉,激光诱导光提取技术等多项外延芯片技术率先在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推广与量产,通过半导体所的技术辐射,打通产业和科研之间的壁垒,不仅降低了产品成本,提升良品率,还加速形成规模化生产。  “产学研深度结合,LED是很好的案例,获奖项目是产业界和学术界合作的成果。”项目主要完成人,三安光电副董事长、总经理林科闯说,此项目是整个半导体照明产业链的技术攻关突破,所覆盖的面大且深,上中下游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协同创新合作是必要的,也非常重要。  据悉,三安光电在超高亮度LED外延材料结构、p-GaN的掺杂技术、芯片台面图形和电极图案、芯片的制作工艺、芯片与基底的连接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电极制备、台面刻蚀、衬底减薄及激光划片工艺技术上都已建立了高效低成本的成熟工艺路线。上述研发平台、硬件基础及专有技术为项目的创新做出了贡献。  林科闯表示,为适应半导体照明应用领域多样化发展,三安光电也将继续联合中科院等科研机构,向高端、新兴半导体照明领域加快拓展。  基于照明超越照明光的应用超乎想象  随着半导体照明技术与产业的发展,除在照明方面的应用,新技术与新业态也层出不穷。  李晋闽举例说,采用深紫外LED替代传统汞灯,在消毒杀菌的应用类似于白光LED替代传统光源在照明领域的应用,将形成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深紫外LED可广泛应用于水净化、空气净化、生物探测、医疗等民用领域。  李晋闽认为,半导体照明具有较强的延展性,能衍生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带动更多领域做大产业规模。展望未来,半导体照明产业正在从最初的技术驱动转变为应用驱动,按需照明、智慧照明、超越照明将是半导体照明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半导体照明将在健康照明、智慧照明以及农业、医疗、通讯等超越照明的技术领域实现更为广泛的应用。  当前,LED半导体照明企业把握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固有优势,积极拥抱物联网、“互联网+”、5G应用等新技术,朝着产业再定位、再出发、再发展迈进。  据林科闯介绍,三安光电重点关注高端氮化镓LED外延芯片、高端砷化镓LED外延芯片、Mini/MicroLED芯片、车用LED照明等领域。他认为,5G将推动8K显示发展,而8K将带动MiniLED/MicroLED发展。可见光和不可见光的应用场景超乎想象,与显示、智慧城市、环境监控、健康、智能农业等等的结合,将带动下一波照明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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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推动新时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决定》对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行了全面部署,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决定》精神,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本质要求  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科技创新实现历史性转变、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法宝。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在新的发展形势和发展要求下,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构建新型举国体制,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集中力量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做到全国一盘棋。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载体。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拥有一支高水平战略科技力量,在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骨干力量。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加快整体跃升、实现引领发展的关键阶段,必须进一步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集中优势科技资源,在一些重大创新领域布局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组织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协同攻关,形成集群优势,率先实现重点突破,进而引领带动和加速提升我国的科技综合实力。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抓手。要从长远的战略需求出发,进一步聚焦目标、突出重点,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项目、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任务,与已经部署的重大项目形成梯次接续的系统布局。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为牵引,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主体,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企业、社会等各方面创新力量,形成开放合作、协同攻关的新格局,加快产出一批战略性技术和战略性产品,开辟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支撑创新发展的先发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将努力在国家实验室建设中起到核心、领衔作用,进一步加强优势资源整合,协同国内相关领域创新力量,加快建设成为我国最大、最具优势特色的国家实验室。进一步强化建制化优势,积极发挥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的生力军作用,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一批“卡脖子”短板问题。以科创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重点,与高校、地方、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协同合作,努力在新型举国体制建设中先行先试、实践探索、走出新路子。  健全完善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抢占知识产权高地的基础,也是体现一个国家科技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主要学科领域在理论体系、重大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呈现出持续加速的态势。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必须打好基础研究这一事关我国科技长远发展的根基。《决定》明确指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从中发现重大科学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以应用研究带动和提升基础研究的原创能力。另一方面,也要鼓励科学家树立创新自信,瞄准前沿重大科学问题,特别是重大新兴交叉方向,开展基于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努力在原创发现、原创理论、原创方法上取得更多重大突破。  进一步明确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机制。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明显偏低,严重制约了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要根据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特点和规律,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长期持续稳定的支持力度。强化竞争择优,不搞大水漫灌,重点支持创新能力强的科研机构和优秀科技人才,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跨学科创新基础平台和设施,重点布局一批重大前沿交叉项目。同时,也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投入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重视和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支持。  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将紧紧围绕机构、项目、人才三条主线,统筹布局,积极探索基础研究政策特区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的要求,稳定支持一批高水平的卓越创新中心,加快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科研机构。部署实施基础前沿科学研究计划和一批“从0到1”的原始创新项目,严格遴选优秀项目试行“5年+5年”支持模式,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重大创新方向。遴选支持一批有潜质的优秀青年人才,瞄准科技前沿,甘坐冷板凳,力争未来一个时期产出一批达到国际重要奖项水平的重大原创成果。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强化科技创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关键是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决定》强调,要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就是要让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实施、成果转化评价等各个环节发挥主体作用,鼓励和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参与和主导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变“要我创新”为“我要创新”。强化标准的引领作用,推动企业发展以技术、标准、质量、品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进一步明确科研院所、高校等支持企业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的政策体系,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打通科技成果到市场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有助于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让企业真正形成依靠创新提升能力、加速发展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好政府的战略规划、政策供给和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金融财税政策引导和激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侵权惩罚力度,为企业开展创新、加大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解除后顾之忧。  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是国家科研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中国科学院将全方位加强与地方、企业的科技合作,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和“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为抓手,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运营和成果转化管理,部署一批能落地、见实效的科技项目,转化推广一批具有产业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全面开放各类科技资源、科技平台,积极支持和推进“双创”工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科技需求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科技供给。  健全完善科技人才发展机制、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是科技创新协调有序、充满活力的必要保障  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加快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建设尤为迫切。《决定》强调,要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进一步指明了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只有健全完善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才能不断凝聚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科技创新队伍。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统筹考虑人才政策、人才计划和体制改革的有机衔接,紧密结合国家各类重大任务、重大布局、重大平台建设,不拘一格选拔有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把他们放到关键岗位上锻炼,加快培养造就新一代科技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以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破门户之见和固有利益格局,推动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促进科教融合,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提升培养质量。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导向,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创新自主权,坚决摒弃只看数量、帽子,不看能力贡献的倾向,做到好中选优、优中选强,促进各类人才良性竞争、有序流动。  加快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要大力弘扬老一辈科学家报国为民、艰苦奋斗的爱国情怀和高尚情操,引导广大科研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多讲奉献、担当、实干,不浮夸、不浮躁、不盲目攀比。建立导向明确、正向激励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营造安心致研的良好创新环境,努力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加强科学精神涵养和科研诚信教育,严把学术质量关,严把学风道德关,加强科技伦理制度建设,让科学精神和科研诚信真正内化为科研人员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追求。加强对科研诚信、科技伦理和学术不端等行为的监督和查处,对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对相关责任人在晋升使用、表彰奖励、参与项目等方面做到“一票否决”。  (作者: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原载于2020年1月6日《学习时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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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我国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但长期以来,“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使得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压力增大、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能源新体系,对我国抢占新一轮能源革命战略制高点、保障国家长远利益至关重要。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发展战略研讨会暨七十周年所庆纪念大会”上,近百位能源化工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聚焦变革性能源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为能源新体系建设出谋划策。  化石能源清洁 高效利用是关键  “尽管非化石能源总量有明显增加,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资源仍然是主体资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说。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证实这一论断。2018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6.4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3%。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9%;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2.1%,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达到7.28亿千瓦,同比增长12%。此外,原油对外依存度从2010年的53.8%迅速飙升到2018年的71%,天然气也提升至43.9%。  然而,这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带来诸多弊病。  一方面,石油、天然气资源对国外进口依赖程度高,严重威胁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另一方面,大规模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污染物,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大范围、高强度的雾霾天气倒逼能源转型。此外,高碳化石能源的消耗还导致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减排压力巨大。  在当前形势下,煤炭资源仍十分重要,推动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是能源转型的关键。  煤化工清洁利用主要分两方面,且已经形成了一批核心技术,目前,正处于完成工业示范并大规模推广应用的有利时期。一方面,通过高效转化,实现化学品生产。比如,发展以煤为原料的现代煤化工,通过气化、液化、新型焦化等途径制取油品和替代石油制取大宗化学品,刘中民团队在煤炭经甲醇制烯烃以及煤基乙醇技术上取得多项创新成果并实现产业化。  就在9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化物所研究员包信和团队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煤经合成气直接制低碳烯烃技术取得工业试验成功,为我国进一步摆脱对原油进口的依赖,实现煤炭清洁利用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  另一方面,通过煤炭燃烧和催化转化过程中的技术革新,实现煤化工的清洁燃烧。目前,我国燃煤发电净效率已突破50%,在煤电能耗、污染排放等方面的控制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何鸣元从“绿色碳科学”概念出发,提出在化石能源利用时解决好碳循环严重失衡问题。他表示,当化石能源加工利用产生二氧化碳时,可以通过化学循环或者生态循环的方式,使之又变为燃料和化学品,尽量接近碳循环平衡。  “集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必须以工业的方式来解决,我国‘二氧化碳化工’研究正引领世界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正确方向。”何鸣元说。  可再生能源成为主攻方向  当前,世界能源结构正处于从高碳到低碳以至走向无碳的过渡期。纵观全球,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活跃,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海上风电发展战略,加速推动海上风能产业发展;深化布局光伏发电全产业链创新。此外,在纤维素乙醇、藻类生物燃料等生物能源技术领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如果说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是我国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一条腿”,那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另一条腿”,它是优化我国能源结构的主攻方向。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中指出,到2030年和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达到20%和50%,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势不可挡,也是全世界各国共同倡导和重视的方向。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已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化物所研究员李灿说。  他建议,加快发展太阳燃料技术。在李灿看来,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尤其西部大部分地区光伏和风电潜力巨大。其中,西南地区可大力开发利用水电,沿海又有丰富的风电资源,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区域分布正符合我国区域经济的能源需求,若将这些可再生能源部分转化为太阳燃料,既解决储能问题,又可通过智能电网合理调配可再生能源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将电能和化学能优化互补,大大缓解我国对国外石油(化石燃料)高度依赖的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将成为同时解决我国能源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的一种方案。  此外,氢能源和甲醇燃料也成为全球新一轮的发展热点,尤其是以燃料电池为代表作为应用工具正在多个领域进行商业化运营。  南方科技大学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刘科表示,“抓住了氢能源的平衡,就抓住了能源的核心。”他指出,氢燃料电池的未来在液体甲醇,目前甲醇制氢的成本大大降低,已完全具备产业化条件,“全球甲醇的供应量几乎没有问题,且提供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化的成本最低的线路”。  不过,在燃料电池应用推广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我国研究机构与企业纷纷在基础、应用研究上进行布局和投入。  顶层设计构建能源新体系  能源转型要坚持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两条腿”齐头并进、相互补充。在刘中民看来,要实现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战略目标,还必须从能源系统顶层设计角度出发,以能源技术创新为引领。  “无论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还是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新能源,其目的都是向用户提供电力、热能以及油品和化学品。它们虽目标一致,但没有‘合并同类项’,能源结构中各系统相对独立,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能源体系,整体效率不高。”刘中民说。  的确,多能融合互补是能源变革的发展趋势。有专家指出,应对世界能源变局、突破我国能源困局、开创能源新局,需要利用能源科技创新国家队的力量把分散、偶然、战术性的创新转变为系统、必然和战略性的创新,以更好更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能源强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已开始探索一体化、智能化多能融合体系的架构设计。  目前,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正在牵头筹建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推动能源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建设,以期探索建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打破能源领域板块壁垒,突破高效催化、低碳制氢、规模储能等一批战略核心技术,抢占能源技术战略制高点,实现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及核能的低碳化战略融合与发展。”刘中民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9-26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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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的长期滥用导致了细菌耐药性的增强与超级细菌的日益增多。世界卫生组织将细菌耐药性列为本世纪人类在健康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据统计,耐药性的细菌感染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约70万人死亡。这其中,环境是细菌耐药性传播的重要媒介,而通过空气传播,过去很少被考虑到。  以“环境中耐药菌及耐药基因的传播与控制”为主题的第657次香山科学会议近期在北京召开,来自37所研究机构的学者们针对耐药菌和耐药基因的来源、危害等开展讨论,认为耐药菌和耐药基因对人类和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厘清耐药菌和耐药基因的来源清单成为当务之急,可从医院、畜牧养殖、抗生素生产企业、污水厂等入手,协调优先控制致病菌的名单;重点关注选择压力条件下微生物响应,研究耐药菌和耐药基因对环境、人的健康效应以及重要耐药基因的传播机制等。  耐药菌及耐药基因成新型污染物之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17年前沿报告》指出,抗生素滥用已成为严重问题。预计到2030年,畜牧业抗生素使用量将增长67%,水产养殖中使用抗生素的75%会释放到周围水环境中。由于抗生素过量使用和滥用加剧,细菌耐药性也在不断进化和增强,感染人群面临更大的死亡风险。联合国环境署将耐药菌及耐药基因列为6种新型环境污染物中的第一个。  研究发现,人和牲畜会通过空气、食物和水接触更多耐药菌和耐药基因而受到感染,增加了健康及医疗上抗生素治疗失效的风险。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耐药基因有可能通过基因水平转移从环境宿主细菌转到病原菌,或从病原菌转到环境中的原生宿主细菌,使得传播更为迅速和广泛。  作为本次香山会议的牵头组织者之一、北京大学教授要茂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空气传播耐药菌和耐药基因在过去是盲区,也是以前未能被证实的公共卫生和健康威胁。呼吸系统感染是细菌获得耐药基因的重要来源,约占50%的耐药基因来自呼吸系统感染的病原体。最新研究发现,呼吸系统等耐药病原体如铜绿假单胞菌、流感嗜血杆菌以及“超级细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通过呼吸传播,加快了耐药基因在环境中扩散的步伐,对未来医疗卫生构成巨大挑战,空气是未来需要防范与控制的重要传播媒介。  全面调查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研究员强调:“对于耐药菌及耐药基因的来源,医院是一个重点,应全面调查各种类型的医院,了解使用情况及医院从病人体内分离出来的耐药菌及耐药基因,然后研究其扩展到环境的可能;另一个来源是药厂,应追踪药厂废水,以获知影响区域;家禽养殖业也是很重要的来源,应选择不同的抗生素使用情况、气候、地理环境等,来对养殖场周围环境进行评估。不同农作物的抗生素使用情况也不同,如何影响周围环境的问题也值得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环境研究院教授应光国的研究显示,6年前中国的抗生素使用量就高达16.2万吨,其中兽用占52%、人用占48%。  “大肠杆菌能携带多粘菌素耐药基因MCR-1,从上游种鸡场沿着鸡肉生产链条一直传播到超市,说明黏菌素作为抗菌促生长剂在家禽养殖业的大量、广泛使用,可能是导致该耐药基因广泛存在的主要原因;而碳青霉烯耐药基因blaNDM,虽然在上游种鸡场为阴性,但在鸡场的鸡、鸟、狗和苍蝇,甚至饲养员携带的大肠杆菌中阳性率极高。这些情况说明,不同耐药基因在鸡肉养殖链中具有不同传播模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沈建忠说。  要茂盛团队的研究还发现,在高污染、高湿大气环境中,如北京雾霾天,β-内酰胺类耐药基因blaTEM被发现是最丰富的耐药基因亚型。在晚上8点左右,与多重耐药性有关的NDM-1耐药基因在高度污染空气中,有时高达耐药基因相对总量的70%。  香港大学张彤教授说:“现在的研究是从不同角度来看耐药问题,应该构建一个采取一致行动的平台。特别是抗生素问题是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难题,目前不可能放弃使用抗生素。但是人们必须意识到,滥用抗生素会导致耐药菌和耐药基因的传播,未来很可能会面临无药可用的状况,我们需要采取措施来延缓耐药发展的速度。抗生素、耐药菌以及耐药基因的来源分析和清单调查需要采用多种手段,选择典型体系进行全面调查,要全方位关注不同介质和来源,包括水土气、养殖环境和医院等;重点需要研究各种选择压力下耐药菌的响应,除了环境中常用的指示生物,也要关注致病菌;环境、医疗、畜牧养殖等领域需要协调制定优先控制名单;另外,需要利用已有的处理技术,优先控制主要污染源。”  携手找到耐药基因阻断策略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吴永宁研究员表示,我国生产的抗生素占世界的50%以上,抗生素最大的问题是研发速度赶不上耐药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加速抗生素研究是一个重要策略。  “对于医学层面的健康和环境风险之间的连接点,必须理解环境中哪些潜在的病原菌携带了怎样的抗性基因。比如细菌携带了抗性基因,并不断繁殖,但目前还不清楚环境条件是如何影响其繁殖和传递的,以及环境中其他污染物是如何诱导抗性基因的产生和传播的。另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旦这个细菌带有耐药性并繁殖了,其扩增是受什么环境条件的影响。”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朱永官说。  尽管目前已有了一些基础研究和数据,但从全球看,对环境中耐药基因的起因、来源、迁移和归宿仍未有全面和彻底的科学研究,如何进行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仍然缺乏基本框架和模型。另外,还需对控制阻断策略、实施方案等进行全局性思考和研讨,以削减并最终阻断抗生素和耐药基因的环境排放。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李向东认为,来源分析是摸家底、找重点。抗生素的效应是否被夸大,如何更有效找到途径,如何给政府提供一些决策报告,就需要把更广义范围内的健康效应找出来。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施小明研究员建议,在典型气候区域做一个系统性分析,包括污染环境、动物、人体,做一个全面系统的科学调查。  “当务之急是要了解我国的耐药菌及耐药基因污染情况究竟怎样,避免讲得过于严重,但也要实事求是,重视科学数据,加强传播机理、环境过程、生物可利用性等研究。其中,健康危害的研究是最重要的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说。与会专家学者还一致呼吁,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医疗卫生、微生物学、农业动物养殖、食品安全、流行病调查、环境保护及工程技术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耐药菌和耐药基因的挑战。(原载于《科技日报》2019-09-18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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