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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绚丽多彩的极光,人们往往会想到南北极。其实,在地球赤道上也有可能看到极光。  这种现象很多时候与地球磁场异常有关。地球有南北两个对称的磁极,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地磁异常区——高于或低于同纬度地区磁场强度的正异常区或负异常区。赤道极光就与地磁负异常有关。  实际上,地磁异常也是地球南北磁极倒转的一个潜在“先兆”,而地磁倒转会削弱磁层对地球系统的保护,甚至造成生物大灭绝。  南大西洋异常区(SAA)是今天地球上唯一的负地磁异常区。能否通过历史上类似的异常区,增进对地磁演化过程的理解?  在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地球所)研究员魏勇带领的团队与英国利兹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利用一把“新钥匙”——千年古籍中记录的赤道极光,首次展示了地球内部与空间的协同演变。  “不安分”的地磁场  在地球系统46亿年的演化进程中,磁场的出现和演化,以及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今天生机勃勃的宜居地球。  “地磁场穿越厚达3000公里的地幔与地壳到达地表,并远远地延伸至太空中。太空中的这一部分地磁场包裹的空间即‘磁层’,在靠近太阳的一侧能达到10个地球半径(地球半径为6371公里)那么远,而在远离太阳的一侧可能达到上千个地球半径那么远。”论文第一作者、地质地球所研究员何飞向《中国科学报》解释道。  他表示,由于带电粒子遇到磁场后运动方向会发生偏转,巨大的磁层把地球包裹于其中,对地球生物圈产生了双重保护作用,既避免外来的高能带电粒子入侵,又减少大气层中的带电粒子逃逸。  地球磁场可以分为四大部分:主磁场、地壳异常磁场(也称岩石圈磁场)、外源变化场和地球内部感应磁场。这些磁场组分的物理起源和时空分布特征各不相同。现今主磁场——偶极磁场占地球磁场的97%。  在众多地球主磁场起源假说中,科学家更认同“地核发电机”假说——地心外核中处于熔融状态的金属铁的持续对流。“如果说磁流体对流过程能产生或增强磁场,那么磁扩散过程则恰好相反,它使磁场趋于均匀分布,并总是趋于衰减。这两个过程决定了偶极磁场的变化。”魏勇解释说。他是该项研究方案的设计者。  他表示,如果外地核某些区域的流动因地幔运动状态和热力学状态的改变出现异常,不足以补偿磁扩散引起的衰减,那么长时间积累下,该区域磁场强度就会明显低于其他区域,成为负地磁异常区。一旦磁层变小了,对该区域的保护作用也会随之变小。  “除了负地磁异常区,地球磁场也存在正地磁异常区。”魏勇说,目前地球磁场的3个正地磁异常区分别位于北美洲北部、西伯利亚,以及南极大陆与大洋洲之间的海洋。  而“发电机”过程的剧烈变化还可能导致全球性磁场减弱,或是磁偶极子减弱、磁多极子增强,甚至发生南北磁极的倒转。  “当南北磁极调换导致地磁保护层消失,宇宙辐射就会直接穿越到大气层里,其中就包括致命的射线。”魏勇说,此外,候鸟南飞北迁要依靠地磁场进行全球定位,不少人类的导航、卫星系统也是根据磁极判断方向,“一旦颠倒,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各种交通工具,就会变成‘碰碰车’,带来巨大麻烦”。  古籍中的那束光  磁场的起源和长期演化一直是地球系统科学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赤道极光为破解这一难题点亮了一束光。  “事实上,极光(aurora)的本意是曙光,与南北极并没有任何关系。”魏勇说,天空中的大气发光现象种类繁多,但空间物理学家对极光现象有明确的界定:由太空中的带电粒子轰击大气粒子而产生。  “极光是高层大气中的一种特殊发光现象。从广义来说,所有高能粒子与中性大气碰撞激发的光辐射都可称为极光。”何飞也表示,传统认为极光只发生在南北两极环绕磁轴的椭圆环带中(又称极光卵),主要取决于偶极磁场在南北两极汇聚形成的特殊漏斗状结构。  偶尔在极端空间天气事件期间,极光卵会扩展到中低纬度。不过,他表示,正常情况下,在低纬度区域,高能粒子很难跨越磁力线穿透高层大气,因此极少会观测到极光现象。  “但在负地磁异常区内,磁场强度比同纬度的其他地区至少低一半,保护作用减弱,导致更多的内辐射带高能带电粒子进入高层大气,并通过碰撞激发类似极光的发光现象。”何飞说,科学家已经在SAA异常区观测到了红色的极光。  在2020年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的一项研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万卫星与魏勇、何飞等人系统总结了以SAA为代表的负地磁异常区的高能带电粒子沉降特征、粒子碰撞发光现象和历史观测研究现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空间物理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聚焦赤道极光研究。  由于现今地球只有一个负地磁异常区,科学家希望通过历史上的其他负地磁异常区增进对地磁演化过程的理解。通过分析基于古代航海数据建立的全球地磁模型,他们认为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西太平洋地区存在明显的负地磁异常,即西太平洋地磁异常区(WPA)。有趣的是,研究发现SAA位于非洲低剪切速度地幔异常体(LLVP)的西边缘,WPA在地理上位于太平洋LLVP的西边缘。这表明WPA也可能像SAA一样,有由地幔驱动的特征。  “除了从地球内部寻找WPA的证据外,大气异常现象提供了获取WPA演化线索的另一个路径。”魏勇说,在WPA的北方,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古籍,特别是16世纪至18世纪时期的朝鲜官方资料持续且详细地记载了天气、天象等信息。其中,一种夜间大气发光现象——“有气如火光”被频繁记录。  魏勇认为,这正是由朝鲜半岛南方的负地磁场异常引起的高能粒子沉降产生的赤道极光。他带领团队对朝鲜古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共发掘出公元1012年至1811年800年间的2013条极光记录。  这些赤道极光与WPA存在怎样的联系?它能够告诉人们关于WPA的哪些演化特征?  魏勇、何飞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地球所研究员朱日祥联合英国利兹大学团队,开展了赤道极光和地球发电机模拟的交叉研究工作,揭示出WPA百年时间尺度的震荡特征。研究表明,太平洋和朝鲜半岛下部的上升流可能是引起磁场震荡的关键,大约每100年发生一次,每一次之后都有下降流或其他机制来重新增强磁场。  多位审稿人对这项研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研究结果首次清晰展示了地球内部与空间的协同演变,为今后相关区域考古磁学工作提出了新方向,也为当今SAA区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作者利用古代朝鲜的历史极光记录,为地球发电机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视角。”一位审稿人说。  破译历史预测未来  科学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SAA的磁场还在持续减弱,范围也在不断移动和扩大,磁暴期间赤道极光越来越频繁地被观测到,一些地方甚至肉眼可见。  那么,地球是否可能再次发生磁极倒转的情况呢?“如果全球性的磁场减弱持续发展,则有可能迎来下一次地磁倒转。”何飞表示,“但这只是推测,因为历史上地磁倒转的发生并没有固定的规律,地球历史上已知的地磁倒转发生间隔不等,上一次倒转发生在78万年前。”  科学家已经通过“蛛丝马迹”发现地磁倒转和地磁异常带来的影响。  例如,美国卡耐基研究所的科学家在分析远古岩石中的磁场极性时发现,在距今10亿年至6.5亿年之间,地球出现了多个磁极,导致地球磁场混乱。而恰巧在这段时间里,地球出现了雪球事件、寒武纪灭绝事件等与生命有关的重大自然事件。他们推测,磁场的混乱可能是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  近日,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对苏格兰东部古熔岩流的岩石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在4.16亿至3.32亿年前,这些岩石中保存的地磁场强度不到今天的1/4。而科学研究表明泥盆纪—石炭纪(4.19亿~2.86亿年前)的大规模灭绝与较高的紫外线辐射有关。作者表示这说明了弱磁场对地球生命的影响。  由此可见,破译过去地磁场强度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提供数亿年来地球深部过程的变化,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球发电机过程,并为未来地磁可能如何波动或倒转提供线索。  “我们的这项工作只是初步的,未来应加强在我国南海、东南亚地区、孟加拉湾地区的考古磁学和古地磁研究,丰富和完善公元1800年之前的地磁记录,为构建准确的WPA演化模型提供基础数据,并为预测地球磁场的未来演变提供坚实的依据。”何飞说。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73/pnas.2026080118  https://doi.org/10.1093/nsr/nwaa083  https://doi.org/10.1073/pnas.2017342118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09-16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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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5日,“实验6”科考船(以下简称“实验6”)在珠江口锚地抛锚,等待潮水涨起之后,返回出发地广州新洲码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实验6”首航首席科学家杜岩表示,本航次执行南海北部重大科学考察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本航次中,科考队在9月6日至14日期间,一共对30个站位进行了综合科考作业。作业内容包括CTD(温盐深测量仪)采水、多联网生物采样、多管采泥、箱式抓斗、重力柱采样,以及布放漂流浮标、水下滑翔机、探空气球、XCTD(投弃式温盐深测量仪)等。  据杜岩介绍,科考队伍中的藻类资源与生态工程组、海洋微生物天然药物生物合成组、海洋微生物被膜组、海洋浮游生物生态学组、物理海洋与生态过程组均获得了大量样本。其中,一些单项研究项目获得的样品数高达750个。总样品超过2000个(组)。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黄思军表示,“实验6”首航的科考工作非常成功,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样品。目前,科考队员借助船载实验室已处理了大约1/3的样品,剩下的样品等回到所内实验室后再进一步处理、分析。  “实验6”首航期间,受台风“康森”和“灿都”影响,科考队对航次站位进行了调整,并以台风“康森”进入南海为节点,将科考任务分为两个航段。第一航段的主要任务是对南海北部的中尺度暖涡和陆架陆坡过程进行研究。在第二航段中,主要目标是研究南海上层海洋对台风的响应。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台风影响上层海洋暖涡的三维结构、高频内波和海气交换,以及影响浮游生物群落、生态过程等。同时,还补做了第一航段地质方面的科考任务。  杜岩表示,台风给这次科考作业带来了挑战,但也带来了机遇。“近40年记录中的类似‘康森’和‘灿都’的低纬度、近距离双台风事件,只有6对。这给我们研究台风对暖涡的影响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除了科考作业,“实验6”首航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船载的海洋科考仪器进行矫正。比如,用实验室盐度计及标准海水盐度标定船载CTD和修正XCTD误差,以及用探空气球大气观测对比订正海洋大气辐射干涉仪观测等。  杜岩表示,在此次科考作业中,“实验6”上的船载科考设备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船载ADCP(声学多普勒流速仪)观测到突发强流。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洋科学考察船队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师、“实验6”科考设备主管李先鹏称,在“实验6”已搭载的科考设备中,超过90%都在这次科考作业中得到应用,而且运行效果良好,只有个别设备有待改进。  李先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实验6”总投资超过5亿元,其中超过40%的投资用于科考设备,还有一些设备正在陆续安装,“‘实验6’将会不断完善,成长为一艘成熟的综合科学考察船”。(原载于《科技日报》2021-09-16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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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RS方法能够精准统计18000个铂(Pt)原子分散态。中国科学报社制图  近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伟团队与大连交通大学讲师刘淑慧、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工程师徐华的联合研究取得新进展。  联合团队开发了一种基于电镜HAADF图像的原子识别统计(EMARS)新方法。该方法能够精准统计18000个铂(Pt)原子分散态,量化解析了Pt单原子、团簇等不同物种在三氧化二铝负载铂(Pt/Al2O3)催化剂工业重整催化中的活性贡献,为理解石油化工中石脑油重整制芳烃的活性来源、催化剂优化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  氧化物负载金属催化剂的原子密度、间距和配位环境影响着催化活性、选择性和稳定性。传统宏观测量的谱学手段只能对催化剂粉体样品进行整体分析,得出平均化的原子分散度,难以区分微观上不同金属物种的单独活性贡献。  近年来,透射电镜发展迅速,HAADF技术可以实现原子直接成像。但由于催化性能是微观活性中心推动反应分子转变的整体宏观度量,仅靠几张HAADF图像进行表象分析和手工测量统计,难以客观、准确地体现催化剂的微观原子分散差异,也就无法找到宏观的催化活性对应的原子结构起因。  为弥补上述电镜分析手段统计性不足的短板,研究团队开发出EMARS,通过获取图像中的金属原子坐标,以高通量、自动化地逐一原子计数方式精确计算分散性。首次对Pt/Al2O3重整催化剂实现了18000个Pt原子统计,获得在23皮米到60埃范围内的Pt原子间距离分布以及全部Pt团簇所含原子数。在真实空间中以原子精度重新定义了负载型催化剂的金属分散性。量化证据表明,石脑油重整的芳烃转化活性来自载体上的Pt单原子,原子密度与活性定量相关;Pt团簇不直接贡献活性,但可在氧化气氛下动态分散为Pt单原子来补充活性位点。相比而言,传统氢氧滴定方法容易高估金属分散性,导致严重偏离实际催化活性。  刘伟表示,团队开发EMARS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找到了对多金属物种混合的一般性催化剂普适、高精度催化活性溯源方法。审稿人认为,该研究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借助电镜图像识别出真实工业催化剂中数万量级的原子,实现宏观催化活性的原子尺度活性溯源。  据悉,团队正基于电镜微反应池的时间延迟校正技术开发新型电镜方法,以期在电镜中同时表征原子结构并评价催化活性,实现催化活性溯源一站式解决方案。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21/jacs.1c06381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09-15第4版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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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汤”技术,是一种集合了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新颖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手段,可以同时分析大量的混合性生物样本,更为快速高效地获取高精度地面生物多样性数据。  蚂蟥、蟑螂、螳螂……在云南高黎贡山,这些小动物不只是儿时伙伴藏匿在盒子里引人尖叫的“玩具”,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作用——监测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  早在2012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俞维理研究员带领的生态学与环境保护中心团队研究发现,通过对一定区域内昆虫样本的混合DNA测序,可以对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进行编目和监测。他们在国际期刊《生态学与进化方法》发表了第一篇描述“生物多样性汤”这一高通量条形码技术流程的研究论文,并成为该期刊引用下载次数最高的文章之一。  近期,俞维理团队再次在国际期刊《生态学与进化方法》上发表了《生物多样性汤II:更低错误率的高通量条形码流程》,通过优化多个技术环节,对快速监测生物多样性的高通量条形码技术进行了改进。  “生物多样性汤”vs传统监测  “所有的生物都含有DNA,即使是非常细小的碎片,其DNA也可以被用于物种鉴定。”俞维理说。  “生物多样性汤”正是利用了生物的这一特点,通过不断革新的分子手段和测序技术对混合的生物DNA样本进行分析,还原出混合性生物样本中的物种信息以及多样性特征,即生态学家们经常说的α多样性指数、β多样性指数等。这些信息也是我们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基础。  此前,俞维理团队将“生物多样性汤”与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法进行了对比。用于比较的数据都来源于在中国云南、马来西亚和英国分别开展的生物多样性监测项目,包括5.5万份鳞翅目昆虫和鸟类等物种信息。  “传统数据可以说是生物多样性鉴定的黄金标准,但要获得这样的数据需要付出高昂成本,因此保护学者和环境管理者们往往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来进行决策。”俞维理介绍,由于其浩大的采样和分类规模,研究不可避免地被限制在小的区域且难以有效复制。但现实情况是,研究结论亟待在大尺度上复制和检验,所以其团队采用的高通量方法,实现了更大尺度上的可操作性。  “生物多样性汤”技术正是一种集合了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新颖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手段,可以同时分析大量的混合性生物样本,获取高精度的地面生物多样性数据。这一技术与依赖于大量分类学专家的传统监测方法相比更为快速高效,同时可靠性高,并具有可供第三方检验的新特点。其最大的突破,在于人们可以更容易地监测环境变化和濒危物种的状况。  “升级版”可更高效准确分析样本  自“生物多样性汤”技术发表以来,俞维理团队一直在不断完善这一技术的各个环节,并努力探索和拓展这一技术的应用范围。他们利用“生物多样性汤”技术探究了云南省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内不同海拔段内蛾类的生物多样性,结果表明与基于传统形态鉴定的数据一样,都能显示出蛾类的群落组成随海拔和采样层次的变化趋势。  “在哀牢山,我们还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真菌多样性对朽木分解的影响,结果发现真菌越多样,朽木的二氧化碳释放速率越低,也就是说多样的真菌能让倒木腐朽得更慢,这对于人们了解真菌多样性在维持全球生态系统碳平衡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杨春燕博士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  通过与云南省林业规划院和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深度协作,研究团队借助于保护区现有分区巡逻的管理体系,利用“生物多样性汤”技术分析由护林员们采集的蚂蟥样本,通过分析其血液DNA中含有的脊椎动物信息,以此来监测哀牢山保护区内脊椎动物的多样性。这些都是俞维理团队利用“生物多样性汤”技术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和监测的成功案例。  近年来,“生物多样性汤”技术凭借其快速、高效、监测范围广的特点,逐渐被各国的自然保护管理部门融入其日常监测工作中,针对这一技术的科学研究也一直是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俞维理团队通过优化多个技术环节,获得的升级版“生物多样性汤”,改进了整个实验设计和生物信息学分析流程,降低错误率的同时提高了运算速率。  “升级版‘生物多样性汤’可以更高效更准确地一次性分析更多样本,例如一个监测项目里采集到几百个混合的生物样本,在过去我们需要一个物种一个物种地去分析,但是借助这项技术,我们可以一次性分析这些样本。”杨春燕表示,相信这项技术将能在我国“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联袂卫星、遥感进行“天空地一体化”监测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与监测,旨在获取时空连续性的生物多样性数据,这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前提,但在目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如何快速获得大量物种信息,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杨春燕告诉记者。  目前,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使生物多样性监测正迈向一个崭新的纪元。中外科学家几乎同时提出了将多维的遥感数据和高精的地面数据连接用于监测生物多样性的体系框架。我国更是率先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明确列入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而这个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快速高效地获取地面精细的生物多样性信息。  我国提出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可以提供研究区域多空间尺度、长时间跨度、连续性的生物多样性数据。目前,俞维理团队将“生物多样性汤”技术(地)与卫星(天)和近地面遥感(空)数据相结合,在哀牢山保护区成功进行了“天空地一体化”探索和应用研究。  “‘天空地一体化’有效应用于生物多样性监测,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在遥感监测的区域如何快速高效地获取地面精细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如何将高通量的生物多样性信号与遥感信号衔接。”杨春燕说,解决以上问题,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技术优势。  据悉,我国的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以及无人机近地面遥感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前沿,并已在多种环境监测中得以应用;目前我国有多个团队在研发地面高精生物多样性数据的获取技术,俞维理团队就是其中最早进行这一尝试的团队;另外,我国建设有众多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些建设较早的保护区具有丰富的基础数据积累和设施完善的野外观测台站。  “依托这些自然保护区开展‘天空地一体化’的体系探索和应用研究,有助于尽早实现该体系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有效监测,占领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前沿高地。”杨春燕说。(原载于《科技日报》2021-09-15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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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科研人员对具备高泛化能力的人体运动识别方法,以及对人体步频特性不敏感的外肌肉机器人系统展开研究。相关论文分别发表于《IEEE人机系统汇刊》和《IEEE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报》。  外肌肉机器人是一种与人共融机器人,通过驱动“附着”在人体肌肉/肌腱表面的人工肌肉线束,实现对目标肌群的精准辅助。然而,这种人机同体的紧密作业方式,使穿戴者的运动很容易受到机器人在决策与行为方面的偏差的影响。如何提升机器人对穿戴者运动状态的快速适应能力,是减少这种偏差的关键,也是当前机器人研究的难点。  科研人员以机器人识别与控制的高适应性为目标,受人体下肢运动的状态驱动与节律/CPG驱动特点启发,开展了具备高适应性的人体运动识别与机器人控制方法的研究。  他们基于人体相平面与相曲线的概念,利用相曲线的特征相似度不变特性,提出了一种可适应不同受试者、不同步态模式的人体运动类型识别方法,并进一步验证了在下肢运动障碍人群运动功能量化评估方面的应用可行性。他们还结合人体下肢运动的节律特性,构建了一种可快速适应人体步频变化的外肌肉机器人控制系统,提升机器人对人体步频、运动环境与人机耦合动力学特性等变化的快速适应能力。  该研究将人体运动更本质的特性融入到机器人交互系统设计当中,对提升机器人适应能力、辅助效率以及促进机器人在智能医疗、智能养老等领域的实用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机器人策略设计与行为规划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109/TASE.2021.3066403  https://doi.org/10.1109/THMS.2021.3056274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09-15第4版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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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4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获悉,目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保存植物种子达10601种、85046份,占全国有花植物物种总数的36%,全面完成国家批复的长期建设目标,使我国的特有种、珍稀濒危种以及具有重要经济、生态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物种安全得到有力保障,让快速、高效研究利用野生生物种质资源成为可能,也为我国应对国际生物产业竞争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于2007年开始运行,是我国唯一以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存为主的综合保藏设施,也是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目前,该种质资源库有植物离体培养材料2093种、24100份,DNA分子材料7324种、65456份,2280种、22800份微生物菌株和2203种、60262份动物种质资源。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副主任于富强介绍,近年来,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以国家战略生物资源的需求和学科发展前沿为导向,以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为主要研究手段,对植物进化、环境适应和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科学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有目的地挖掘特殊环境的基因资源,发明种质资源保存利用的新技术。  同时,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率先启动并领衔完成了茶树基因组计划;建成木兰科、苦苣苔科、芸香科、兰科和黑药花科(重楼属)40余种植物的超低温保存方案,其中弥勒苣苔(苦苣苔科)和富民枳(芸香科)属于极度濒危物种。  此外,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通过相关网站,实现了植物学基础信息、资源保藏信息以及保藏现状等信息数据和种质资源实物的共享。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09-15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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