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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异育银鲫“中科5号”苗种生产基地捕捞的鱼苗。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白水塘边白鹭飞,龙湫山下鲫鱼肥。”中国人对鲫鱼的热爱古已有之,这种常见的淡水养殖鱼因其适应性强、肉质细嫩鲜美,备受养殖户和消费者的欢迎。   为了让中国人吃上、养上更好的鲫鱼,中国科学院的一支科研团队在鲫鱼品种培育领域深耕了数十年。记者6月8日获悉,在农业农村部最近公告的19个2018年全国水产新品种中,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桂建芳团队培育出的高产异育银鲫新品种“中科5号”正式推出。   一条令人感兴趣的鱼   虽然在很多老百姓眼中,银鲫只是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但在科学家眼中,它可是科学研究中的“大宝贝”。   “银鲫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鱼。”桂建芳说,银鲫是一种六倍体生物,能够通过雌核生殖、有性生殖和类杂种生殖等多种生殖方式繁殖后代。   通常来说,基因组的多倍化导致了生物的复杂性、可变性和多样性,既为物种演化提供了有利机会和动力,又为物种新基因和新性状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当用其他鱼类的精子与银鲫卵子受精时,银鲫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它可以将其他鱼类精子的染色体组、染色体片段或微量遗传物质并入到卵核中,进行协同发育,即异精雌核生殖。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周莉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所有的脊椎动物中,只有大约100种动物能够单性生殖,这种单纯重复上代基因的生殖方式通常在进化中处于劣势,但银鲫不但能够异精雌核生殖,“偷”一些其他鱼类的基因过来,还能有性生殖,提高自己的遗传多样性,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强。   这让科学家意识到,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特性,进行银鲫优良品种的创制和选育。   “十年育一鱼”的终结者   从1996年开始,桂建芳等人尝试将不同鱼类父本染色体整入银鲫中,最后发现,当引入武昌鱼父本遗传信息后,银鲫的性状会发生明显改变。而后科研人员又以生长优势和隆背性状为选育指标,用兴国红鲤精子刺激进行了10代雌核生殖扩群。   “但这种选育方式比较‘粗’,无法预知会得到什么性状的鱼。”桂建芳坦言,鱼类品种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0年能出一个品种,已经算快的了。   2013年,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启动“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项目,试图利用“分子模块”“设计型品种”等现代生物技术,创建新一代超级品种培育的系统解决方案和育种新技术,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核心战略支撑,对传统育种技术进行颠覆性革命。   基于这些新技术,桂建芳等人鉴定出对优良品质起到关键作用的武昌鱼分子模块,并利用这些分子模块筛选鉴定繁育亲本,最终,单性生殖和分子模块相结合的异育银鲫新品种“中科5号”得以诞生。   淡水鱼产业新希望   桂建芳团队长期致力于银鲫育种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连续培育出“中科3号”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具有明显生长优势,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养殖,全国鲫鱼产量从1983年的4.8万吨增至2016年的300万吨。   目前,“中科3号”是鲫鱼养殖中最主要的养殖品种,占鲫鱼主养区70%左右,据统计,这一品种的新增产值已经超过了200亿元。   “中科3号”不仅品种生长快,同时因其体型、体色好而具有很好的市场接受度。但由于效益好,一些养殖户的养殖密度越来越高,导致出血病、孢子虫病、大红鳃等疾病频繁暴发。   同时,随着饲料配方中动物蛋白源鱼粉近年来价格的攀升,鲫鱼饲料每吨价格上涨近千元,养殖成本不断上升。   这些缺陷在“中科5号”中得到了明显改善,养殖试验结果表明,与其他品种相比,一龄异育银鲫“中科5号”生长优势明显,生长快20%以上,抗病性也更高。   而“老饕”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这个新品种的味道。   一些用户在品尝了“中科5号”后一致认为,新品种的肉质更加细嫩鲜美,而且鱼刺也减少,在方便食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目前,中科院水生所正与企业合作,大规模生产异育银鲫“中科5号”鱼苗,争取在未来3年将推广应用区域覆盖我国鲫鱼所有养殖区域,实现目前养殖鲫鱼品种的更新。   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资环生物处副处长姚远认为,“中科5号”特别适合推广,将进一步引领鲫鱼品种的更新换代,对鲫鱼养殖乃至整个淡水鱼产业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8-06-11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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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安徽省围绕创新型省份建设,着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针对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孵化”问题、“对接”问题、“种子”问题等制约成果转移转化的突出因素,探索建立寻找捕捉、展示路演、孵化对接、向往汇聚、融资放大等机制,全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成效初显。   一是科技成果供给能力不断提升。2017年以来,遴选实施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205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38项,将量子信息、智能语言等相关研究课题推荐到科技部并获得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支持。在相关科技计划项目的支撑下,安徽省在量子信息、热核聚变、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如量子通信京沪干线全面开通、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实现百秒量级稳态高约束模运行3项成果入选国内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墨子号”实现星地量子通信入选国际十大科技新闻。2017年,全省7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奖,21项专利获国家专利奖。   二是科技成果寻找对接机制不断健全。建成试运行省科技成果在线登记系统,已收录科技成果3302项,着力构建科技成果开放共享机制。建立科技成果寻找捕捉机制,截止目前已编发《安徽科技快讯》32期,发布科技成果信息315条。以开展“四送一服”为契机,组织高校院所在合肥、芜湖、六安等地开展校企、所企对接,据统计约有100多项成果成功对接。组织举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比赛等活动,促进优秀创新创业项目与投资机构、企业等对接。2017年,全省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49.57亿元,较上年增长14.8%;全省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70.7亿元,较上年增长34.2%。   三是高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不断汇聚。伴随科技大省建设系列支持政策实施、四大创新支撑体系的构建,创新资源加速在安徽省集聚。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相继在合肥建立研发机构;中电科集团、西安交大、北京化工大学分别在芜湖、池州、安庆等地建立航空技术、智慧技术、化工技术研究院;安庆、宣城在建设筑梦新区、宛陵科创城中,注重配套引进科技服务机构和助推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投资基金;亳州在江南大学等探索成立离岸孵化中心。此外,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入列首批国家研究中心,科大讯飞入列国家人工智能四大开放创新平台、获批建设认知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四是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应不断显现。2017年,安徽省切实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对768项高校院所在皖转化和企业购买省外科技成果给予奖励补助3236.4万元。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明确担任领导职务科技人员可按规定获得成果转化奖励,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容错机制。深入实施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扶持计划,省遴选48家在皖转化成果人才团队给予股权或债权扶持3亿元,带动市县和企业投资1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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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指数网站6月7日发布的“2018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中国在高质量科研产出方面保持快速上升势头。    自然指数是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的一个数据库,其发布的年度榜单追踪了每年发表在82本高水准期刊上的科研成果。“2018自然指数年度榜单”以2017年全年自然指数数据为基础,归纳整理出了全球排名靠前的高质量科研产出国及科研机构。    榜单显示,尽管美国高质量科研产出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延续快速上升势头的中国排名第二,德国、英国、日本位居第三至第五名。在前十大高质量科研产出国家中,中国是唯一实现相关指数正增长的国家。    全球顶尖科研机构排名中,中国科学院位居首位,其余进入前十的还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英国剑桥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排在第12位和第15位。    自然指数创始人戴维·斯温班克斯说,中国在自然指数中的地位得到了持续和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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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6月7日发布消息称,该所和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组成的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在中国地区三峡埃迪卡拉纪地层发现了具有附肢的后生动物形成的足迹,证实为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足迹化石。  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子刊《科学进展》(ScienceAdvances)在线报道了这一科研成果。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哲说,具有附肢的两侧对称动物,如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是现生和地质历史时期最为丰富多样的动物门类代表。它们在何时出现,一直是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关注的问题。  他说:“虽然推测它们的祖先可能在6.35—5.41亿年前的埃迪卡拉纪已经出现,但在埃迪卡拉纪地层中一直没有发现确切的化石证据。因此,大家普遍认为具有附肢的两侧对称后生动物直到大约5.41—5.1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时才突然出现。”  直至近期,中美科学家在湖北宜昌三峡地区埃迪卡拉系灯影组(5.51—5.41亿年前)地层中发现的一系列足迹化石,为破解具有附肢的两侧对称动物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陈哲认为,该足迹化石由两列足印组成,这些足印形成重复的“序列”或“簇”。虽然它们与之后地层中产出的典型足迹相比稍显不规律。但通过研究发现,这些足迹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反映了造迹生物行为的复杂性。  研究证明,该发现将足迹化石的记录提前到了埃迪卡拉纪,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足迹。虽然该类足迹的造迹生物未被保存或者没有被发现,但科研人员推测它们很可能是节肢动物、环节动物或它们的祖先。  该项目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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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上午8时,90岁高龄的杨永昌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办公室,头一件事,就是认真擦洗放大镜,然后对准植物标本,开始他新一天的工作。   杨永昌长期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区系分类、系统演化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为了获取科研一手资料,多次深入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和实验材料。   身为北京人的杨永昌,并没有选择回京或“彻底退休”,而是对工作做了最长情的告白,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牦牛精神”,感召着后辈学生。   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北高原所)的照壁上,刻着这样一段话:“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这就是“牦牛精神”。这段话出自该所第三任所长、我国著名兽类学家和动物生态学家、兽类生态学和啮齿动物生态学的主要开创者与奠基人——夏武平。   夏武平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接受国家任务,开始进行鼠疫防治研究工作,成为中科院首位涉足动物流行病研究领域的推动者。1966年,夏武平作为杰出人才调到西北高原所,开始了高原生物学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并组建了我国首个野外定位观测实验站——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今年5月,适逢夏先生诞辰100周年,高原上的科技工作者们缅怀前辈、再忆“牦牛精神”……   据现任西北高原所所长张怀刚介绍,从1962年到1975年,西北高原所先后多次组织多学科联合考察队伍,深入青海、甘南、川西、西藏以及新疆等地科考,摸清了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规律和结构。   “大家爬冰卧雪、幕天席地,足迹遍布青藏高原山川湖泊。没有车马,一头头健硕的牦牛驮着野外考察装备通往山涧雪原的科考路……”张怀刚说,青藏高原条件相对艰苦,科研人员待遇相对低,医疗条件、教育条件及生活条件略差,但科研人员克服了高原缺氧气候干燥等诸多不利因素,扎根在这片土地,不断进取,开拓创新。   “牦牛精神”至今已提出逾30年,有人会说,时代在变,老一辈思想早已过时。实际上,新的起点赋予青年一代新的历史使命,“牦牛精神”正引领无数青年科研人员扎根高原。   中国科学院“A类百人计划”入选者、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领军人才……35岁的杨其恩身上有不少光环。2010年,完成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博士后研究的杨其恩,毅然来到青藏高原。像杨其恩这样的青年才俊,来此扎根高原生物研究的不乏其人。   “高原生物研究事业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除了国家政策鼎力支持,还有‘牦牛精神’引领一批批人才长期坚持在高原奋斗。老一辈创造精神,年轻人不断传承,这就是奉献精神的精髓所在。”张怀刚说,“建所以来,一代代科研人员学成毕业后选择来到西北高原所工作,其中大多数为外地人。”时代需要奉献精神,在张怀刚看来,“牦牛精神”就是西北高原所的精神动力。   专家点评   “牦牛精神”是科学精神在高原艰苦地区科研人员身上发展出的特别版本,不仅坚持求真求实、上下求索,还要长期对抗生活条件、物质条件薄弱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   诚然,社会进步依赖技术的更新,但精神也是人类向前的不竭动力。老一代科研人身上的精神,具有强大的行动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行为示范,这种力量可以召唤更多有追求的人开拓进取;穿越时光,他们可为后世之师。   这些身处高原极地的科研工作者用行动告诉我们,无论什么年代,无论什么时期,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岗位,都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达到这样一种境界。   (点评人: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赵新全)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8-06-08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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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白春礼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看望多位在此治疗养病的老院士。   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科院院士朱起鹤作为中科院化学学部年纪最大的参会院士,坚持参加了三天会议,因身体不适入院治疗。   听到这些情况后,白春礼关心地说:“虽然您思路清晰,精神矍铄,但毕竟上了年纪,要听医生的安排,按医生建议的治疗。”   朱起鹤也叮嘱白春礼,中科院在全国各地都分布着研究单位,白春礼作为院长,都要去调研、布置工作,任务繁重,也要注意身体。   随后,白春礼又来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两院院士郑哲敏的病房,他握着郑老的手,仔细询问了郑老的病情,嘱咐他好好安下心来,详细检查一下身体,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有什么需要院里做的,您尽管开口。”   在中科院院士杨福愉的病房里,白春礼一落座,老先生就与他谈起了自己最关心的学科交叉融合、科研成果评价等问题。白春礼告诉他,习总书记在这次院士大会上讲到要改革评价体系,引起了与会院士的热烈反响。   白春礼说,科研工作不能只靠论文来评判,中科院目前正在以“三重大”产出为导向,对科技成果进行分类评价,对不同性质的科研工作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您不但是长寿之星,也是为中科院、为祖国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之星’,我们会把您的意见建议带回去好好研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   一见到白春礼,中科院院士王文采就拉着他介绍自己正在编的一本植物学图书:“这书有360多页,我还有60多页没校对完,就来医院了。”   白春礼对王文采一生心系科学的精神表示了敬意,同时也叮嘱他不要过于劳累,要多保重身体。他还提到,王文采不但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在植物科学绘画方面的造诣也很深,希望青年一代要继承发扬王老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甘坐冷板凳,把这门“手艺”一直传承下去。   得知中科院院士陈创天也在医院治疗时,白春礼又特地赶往陈创天的病房探望。陈老虽然卧床不方便语言交流,但看到白春礼来了,还是努力地睁大了眼睛,望着自己的这位老朋友。   白春礼表示,陈老不但为中国晶体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自己身患疾病的情况下,还捐款100万元,设立神经病学研究基金,资助神经内科学研究,这样的大家风范令人感动。   看望结束后,白春礼还特地慰问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护工作者,对医院及医护人员对院士们的关心关怀与精心护理表达了感激之情。他说,中科院正在开展“3H”工程,为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中科院也愿与医院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动转化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8-06-08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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