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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碳离子治疗系统同步加速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供图  学物理的肖国青没想到,自己会走上一条治病救人的路。  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发布消息称,肖国青所在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及其控股公司兰州科近泰基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碳离子治疗系统”日前已获批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  这台安装于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是国内首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注册的国产碳离子治疗系统。它的上市,将为中国部分难治肿瘤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肿瘤杀手”  布拉格峰  重离子是指元素周期表中比氦重的原子,失去部分或全部电子后形成的带电粒子。重离子束拥有独特的物理和生物学特性,被认为是理想的放疗用射线。  重离子射线具有独特的深度剂量分布,在穿越生物组织的过程中,重离子束沉积的剂量较小,主要在其射程的末端,形成一个尖锐的峰,科学上称这个峰为布拉格峰。  “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通过调节重离子的能量,让布拉格峰刚好落在肿瘤的位置,在保护正常组织和关键器官的同时,精准杀灭肿瘤细胞。”国产碳离子治疗系统项目负责人、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研究员肖国青说。  常规光子放疗打断的是肿瘤细胞的DNA单链,肿瘤细胞可以很快修复;而重离子主要是通过电离形成的高密度二次电子的电离作用,导致DNA双键断裂来杀灭肿瘤细胞,生物学效应约比常规放疗高3倍。此外,重离子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不依赖于氧的存在,可用于治疗一些供血不足的乏氧肿瘤。  “这意味着,重离子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更大,治疗周期更短。”甘肃省肿瘤医院副院长王小虎说,“它特别适合于不宜手术、对常规射线不敏感、常规射线治疗后复发的部分实体肿瘤。”  2014年发表在《放射肿瘤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指出,碳离子治疗对多种肿瘤的5年局部控制率远高于常规放疗。以有着“癌王”之称的胰腺癌为例,常规手段的5年局部控制率仅有10%~20%,但采用碳离子手段治疗时,这一数字攀升至66%~100%。  由于副作用小,疗程短、疗效好等优势,重离子治疗能够为部分难治肿瘤提供新的治疗手段,也成为全球放疗领域竞相追逐的前沿和热点。  医疗重器的“中国方案”  1975年,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利用其已有的科研加速器装置率先开展重离子治疗肿瘤研究。上世纪90年代,德国和日本相继开展重离子治疗肿瘤技术和临床研究,并逐步推广应用。目前,国际上共有11台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在运营,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有5台在建设。全球已累计治疗肿瘤患者约3万人。  2008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引进了1台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医用质子/重离子加速器商业装置,并于2015年5月投入使用,已累计治疗肿瘤患者约2000人。目前,国外大型医疗企业正在我国推销医用重离子和质子加速器,试图抢占中国市场。  但是,进口设备造价高昂、治疗费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中国高端医疗器械市场几乎全被国外企业垄断,这样的现状令中国科技界感到不安。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科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打造新产业是中科院责无旁贷的使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说。  自1993年以来,中科院近代物理所通过先进加速器技术和核探测技术的研发、重离子束治疗相关生物学基础研究以及与相关医疗机构合作进行的临床前期研究积累,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重离子治疗技术人才队伍,掌握了相关核心技术。  而后历经26年研发,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碳离子治疗系统”终于问世。与国际上流行的治疗系统相比,中科院研发的碳离子治疗系统采用了回旋注入与同步主加速相结合的技术路线,电荷剥离注入、紧凑型同步加速器、多治疗模式和个性化治疗室布局等独特设计,突破了国外产品的专利壁垒,提高了性价比、降低了运行维护成本,实现了国产重离子治疗设备零的突破。  基础研究向医疗器械的跨越  “创新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中国科学院院士詹文龙坦言,“近代物理所是做核物理的,要走到临床上去,不是一件容易事。”  如他所言,26年路漫且艰,苦乐参半。肖国青等人对建造大科学装置很熟悉,可这次他们要建的装置关乎人命,不是普通的科研装置。装置建完调出束流,并不能算任务完成,还需要按照医疗器械的要求进行检测、临床和审评审批。碳离子治疗系统是核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应用与发展,涉及核物理、加速器、生物、医学、影像学、电子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学科。为此,科研人员花了大量时间去学习医疗器械相关法规和标准并贯彻实施,碳离子治疗系统才得以获批上市。  张亚平认为,国产碳离子治疗系统探索出了一条“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品示范—产业化应用”的全产业链自主创新之路。而此次获批医疗器械注册标志着我国有了自主品牌的重离子治疗设备,使我国高端医疗器械装备国产化迈出了新的步伐。  2016年,中科院设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点专项”(简称“弘光专项”),碳离子加速器及产业化作为首个项目获得立项资助,打通了成果最终走出实验室的“最后一公里”。  “国产碳离子治疗系统的获批上市,是大科学装置回报社会的典范,也是基础研究促进科技发展的典范。”正如肖国青所说的那样,在高端医疗器械国产化的道路上,中国科学家还将继续前行。  《中国科学报》(2019-10-11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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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科学家分享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月7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威廉·凯林、格雷格·塞门扎以及英国科学家彼得·拉特克利夫,以表彰他们在“发现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氧气供应”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评奖委员会说,动物需要氧气才能将食物转化成有用的能量,人们了解氧气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已有数个世纪,但细胞如何适应氧气水平变化长期不为人知。今年的三名获奖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氧气供应”,并确认了“能够调节基因活性以适应不同氧气水平的分子机制”。他们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生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适应性过程的机制”,为我们理解氧气水平如何影响细胞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奠定了基础。  评奖委员会强调,今年的获奖成果为人类开发出“有望对抗贫血、癌症以及许多其他疾病的新策略铺平了道路”。  委员会秘书托马斯·佩尔曼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已经与三名获奖科学家取得了电话联系,三人均表示“很高兴能够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凯林1957年出生在美国,现就职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拉特克利夫1954年在英国出生,现就职于英国牛津大学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塞门扎1956年出生于美国,现就职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三名科学家将分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奖金。这是10月7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拍摄的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现场。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三名科学家分享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8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名科学家。来自美国的詹姆斯·皮布尔斯因宇宙学相关研究获奖,来自瑞士的米歇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兹因首次发现太阳系外行星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当天在皇家科学院会议厅公布了获奖者名单及主要成就。汉松说,今年的获奖研究为“我们理解宇宙演化和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作出了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公报中说,皮布尔斯对宇宙学的洞见丰富了整个领域的研究,他的理论框架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成为当代宇宙学的基础。利用皮布尔斯的理论可以推算出,宇宙中95%都是神秘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皮布尔斯在发布会的电话连线采访中说,他是与各国专注该领域的科学家一起工作才获得灵感并取得成果,这是“科研团队的共同贡献”。他还鼓励立志投身科研事业的年轻人,“如果你热爱科学,那么会在进入科学世界后迷恋其中”。  马约尔和奎洛兹1995年宣布首次在太阳系外发现一颗行星,它围绕银河系飞马座中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转。这个发现引发了一场天文学革命,此后科学家在银河系中又发现了逾4000颗行星。  根据新闻公报,皮布尔斯1935年出生于加拿大,就职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马约尔1942年生于瑞士,就职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奎洛兹1966年出生,就职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  三名科学家将分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奖金,皮布尔斯获得其中一半奖金,马约尔和奎洛兹将共享另外一半奖金。10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三位科学家获得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9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来自美国的科学家约翰·古迪纳夫、斯坦利·惠廷厄姆和日本科学家吉野彰,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电池研发领域作出的贡献。  据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介绍,轻巧、可充电且能量强大的锂离子电池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电动汽车等各种产品,并可以储存来自太阳能和风能的大量能量,从而使无化石燃料社会成为可能。  上世纪70年代,惠廷厄姆发现了一种能量丰富的材料,这种由二硫化钛制成的材料可以嵌入锂离子,所以可被用作锂电池中的阴极。古迪纳夫推测,如果用金属氧化物来替代金属硫化物制造阴极,电池将具有更大的潜力。经过系统研究,他在1980年证明了嵌入锂离子的氧化钴可以产生4伏的电压。  在古迪纳夫研制出的阴极基础上,吉野彰1985年开发出了首个接近商用的锂离子电池。他并未使用活泼的金属锂做阳极,而是使用了焦炭,这种碳材料可以像氧化钴一样提供容纳锂离子的空间。锂离子在阴阳极之间运动产生电流。  一个轻巧耐用、在性能下降前可充放电数百次的电池由此产生。自1991年首次进入市场,锂离子电池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种电池奠定了无线、无化石燃料社会的基础,对人类具有极大益处。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科学家均已70岁以上。其中,1922年出生、现任教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古迪纳夫已97岁,打破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最大年龄纪录。三人中年龄最小的日本旭化成公司名誉研究员吉野彰今年也已71岁。  吉野彰在发布会的电话连线中说,“好奇心是驱使我开展研究的动力”,气候变化是当今非常严峻的挑战,锂离子电池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很大帮助。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奖金共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将由三名获奖科学家平分。这是10月9日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拍摄的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新闻发布会现场。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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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落实2017年习近平主席与瑞典首相勒文会谈达成的共识,进一步深化中瑞科技创新和人才交流合作,中瑞科技合作联委会第5次会议于2019年9月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和瑞典教育研究部国务秘书玛琳·席德福德·乌斯特伯格共同主持。  会上,李萌副部长介绍了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及近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有关政策情况与成果,表示瑞典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科技创新合作一直是中瑞关系的亮点之一,两国在创新方面有诸多契合点。中瑞科技创新合作已有40多年历史,机制完备、联合研究与人才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已形成政府主导、民间互动的良好格局。李萌副部长对未来中瑞科技创新合作提出了建议,一是加强两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政策和战略对接、找准合作契合点,汇聚双方优势科研与创新资源,形成友好互信、密切合作的科研创新网络;二是发挥中瑞联委会机制协调、统筹、决策的重要作用,利用好各类各层级合作机制与渠道,为中瑞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有力支撑;三是依托中欧(盟)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促进中瑞科技创新项目和人才交流合作,也为明年即将到来的中瑞建交70周年贡献更多的科技成果。  乌斯特伯格国务秘书介绍了瑞典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她表示,瑞典高度重视对华科技创新合作,希望双方积极推动落实本次联委会达成的共识,进一步深化中瑞两国在科技创新政策交流、科技项目、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为中瑞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瑞典驻华大使宋莲出席联委会,高度评价中瑞科技创新合作对推动两国双边关系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会上,双方回顾了近两年中瑞科技创新领域新进展,包括对已实施的合作项目评估、对中瑞地方及人才交流合作总结交流经验,并就中瑞可持续发展、生命科学与健康、北极科研、信息和通信技术、科技冬奥等领域合作进行了探讨交流,双方达成一致将优化联合资助机制、加强中瑞科技园区和孵化器合作、推动两国地方合作,深化和拓展双方在感兴趣领域的合作,并将进一步探讨在创新创业方面签署有关合作谅解备忘录。  来自中国科技部、国家体育总局、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协、驻瑞典使馆及北京、江苏、浙江等地科技厅和来自瑞典教育研究部、研究理事会、极地研究秘书处、国家创新署、能源署、研究与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科技园与孵化器联盟及驻华使馆等双方相关机构代表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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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25-26日,由中国科学技术部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俄创新对话”在上海成功举行。  科技部副部长王曦、上海市副市长许昆林、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战略发展与创新司司长阿尔乔姆·沙德林等出席了本届中俄创新对话开幕式并致辞。王曦副部长表示,科技创新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科技创新合作正逐渐成为两国关系提质升级的新亮点。201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及9月《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均明确指出,要扩大中俄科技创新合作深度和广度,2020年、2021年将互办“中俄科技创新年”,继续定期举行中俄创新对话,推进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建设,推动中俄大科学合作,加强两国科技创新人才交流与合作。  为落实中俄两国领导人关于深化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共识,中国科技部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已连续三届联合举办中俄创新对话活动。其主要目标是,聚焦创新战略与规划、创新政策与机制、科技金融、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等重要议题,开展战略对话,推动中俄创新发展机构、科技型企业、科技园区、孵化器、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的务实合作。根据2017年签署的《中俄创新对话联合宣言》以及2018年确定的中俄创新合作工作计划(路线图),双方在创建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推动中俄科技产业合作、开展中俄创新政策与战略联合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战略发展与创新司司长沙德林表示,俄罗斯与中国互为友好邻邦,双方联系紧密。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历来高度重视与中国合作伙伴在创新发展领域开展合作,创新合作已成为两国之间经济协作的系统组成因素和优先发展方向之一。中俄创新对话的举办将进一步扩大中俄创新领域机构在创新政策研究、创新产品供给和联合项目实施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希望双方借助此次对话和配套活动,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活跃双边创新领域合作市场,加强中俄工商界的合作,推动建立双边互动机制。  上海市副市长许昆林表示,开放与创新是上海最鲜明的“城市品格”。近年来,上海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努力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和全球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策源地。同时,上海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深入开展科技交流合作,并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层级互动更高、合作模式更实、交流渠道更广等特点,已成为中俄友好交流与创新合作的“窗口城市”。  本届中俄创新对话期间,双方举行了主旨论坛、中俄创新创业大赛、中俄创新投资论坛、中俄人工智能专题研讨会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通过本次对话,双方继续积极落实中俄创新合作工作计划,进一步促进科技同产业、科技同金融的深度融合,推动创新环境的优化和创新资源的集聚,努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中俄创新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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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1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一头新生雌性小江豚F9C“满百天”。这是人工环境中出生并成活的第4头长江江豚,也是全人工环境中首次成功繁育的第二代长江江豚。  该小江豚出生于6月11日,目前身体健康、发育正常、行为丰富。F9C的妈妈福久(F9)今年11岁,2011年由鄱阳湖引进至水生所白鱀豚馆;爸爸淘淘今年14岁,2005年7月在水生所白鱀豚馆出生,是世界上第一头在全人工环境中成功繁育的长江江豚。淘淘出生后一直生活在白鱀豚馆,水生所建立了多项繁殖辅助技术,保障淘淘繁殖行为的正常进行。第二代江豚F9C出生后,科研人员通过亲子鉴定,进一步证实淘淘与F9的父女关系,同时也证明全人工环境中繁育的长江江豚能够成功参与繁殖。  作为当前长江干流生活的极可能是唯一的水生哺乳动物和食物链的顶端物种,长江江豚的种群状况指示并反映着其繁衍栖息地长江的生态健康状态。人工环境中的长江江豚繁育技术研究和实践,最重要的价值是深入了解长江江豚的繁殖生物学、发育生物学、行为学、生物声学、营养学等特征,助力长江江豚的自然保护,同时建立综合性、开放性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平台,推进珍稀水生物种保护多学科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  水生所和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为F9C举办了庆祝活动。活动中,水生所科研人员介绍了长江江豚繁育技术新进展以及小江豚的出生成长过程。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等支持建立的第7所“守护江豚示范学校”武汉长春街小学的师生代表展示了他们手工制作的大贺卡,祝F9C平安健康成长。基金会还启动了“长江江豚后援团”公益项目,社会公众、爱心家庭、爱心企业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成为江豚守护后援团成员,参与长江江豚的自然保护。基金会将根据后援团成员的意愿,将爱心捐赠用于支持长江江豚繁育研究设施建设和长江江豚的自然保护工作,并接受捐赠人和监管机构的监督。武汉长春街小学师生代表展示手工制作的大贺卡小江豚F9C和妈妈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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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袁隆平孙家栋黄旭华屠呦呦  于敏:无声铸“核盾”  1967年6月17日8时许,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雷”震动世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距离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仅两年零8个月,速度之快举世震惊。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和英国都是历时4年零3个月,法国历时8年零6个月。中国氢弹实现神速突破的最大功臣就是于敏,他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于1926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家庭,在动荡频仍的军阀混战年代和连天的抗日烽火中,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4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先后在工学院电机系和理学院物理系学习。1949年,他大学毕业并留校攻读研究生兼做助教,先后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和胡宁,表现出优秀的研究素养和能力,赢得中国原子能先驱钱三强的高度赞誉,由其点将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原子能研究所,与邓稼先、程开甲等一起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  1957年至1959年间,于敏个人或者带领研究小组连续发表了数篇业内重磅论文,把中国相关领域研究水平大步推进到国际前沿。  1961年1月12日,于敏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领导和参加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从此之后,他开始“隐身”,隐姓埋名,走上了为国铸核盾之路。氢弹理论的探究是极富挑战性的新领域,要在短期内实现突破谈何容易。自古华山一条路,惟有奋力拼搏。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终于,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创立了氢弹的“于敏构型”。1966年12月28日,中国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第二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面对蘑菇云升腾带来的举世震动,于敏反应平静,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对外透露说,他当时并没有激动得流泪,在确认现场的测试数据与理论预估完全一样之后,他就回去睡觉了,睡得很踏实。在氢弹试验成功以后,于敏又投入了技术更为先进、更加小型化的第二代战略核武器的研制,在核装置化和提高性能的突破中继续做出重大贡献。  1988年,于敏的名字得以解禁,其丰功伟绩逐渐为社会所了解,赢得广泛赞誉,有人将“中国氢弹之父”的美誉送给他。对此,他数次婉拒,指出氢弹研究是复杂的大科学系统,取得突破是集体奋斗的结果,没有所谓的“之父”。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张保淑)  袁隆平:稻惠天下  今年9月7日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生日。“鲐背之年”的他仍坚守在科研一线,为实现“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两个梦想努力。  袁隆平1930年出生于北平。年少时,他跟随父母颠沛流离,动荡的生活给他埋下了奋发图强的种子。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水稻是湖南主要农作物。袁隆平从1960年开始进行水稻种植试验,从此开始了持续半个世纪的研究。  1966年,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通过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与思路,由此拉开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代表湖南省水稻雄性不育系研究协作组作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发言,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此后,杂交水稻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也一路“飙升”:1976年231公斤、1984年358公斤、1998年424公斤……  1996年,农业部提出超级稻育种计划。袁隆平领衔的科研团队成功攻破水稻超高产育种难题,不断刷新亩产产量。目前,超级稻计划的5期目标已全部完成,分别是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和1100公斤。  “我希望今年的示范田实现亩产1200公斤、每公顷18吨,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生日前夕,袁隆平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表示。当被问及生日愿望时,袁隆平又一次说起他的两个梦想:“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前者是他真实的梦境,他曾梦见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坐在稻穗下乘凉。这一梦想正随着不断高产的超级稻逐渐成为现实。  后者则是希望超级稻走出国门,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全世界有1.6公顷稻田,如果其中一半种上了杂交稻,每公顷增产两吨,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5亿人。”在袁隆平看来,发展杂交稻会为解决世界粮食短缺问题作出巨大的贡献。据了解,从1979年首次“走出”中国,杂交水稻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和推广,在国外的种植面积达700万公顷。  (邓霞 刘双双 徐志雄)  孙家栋:造“中国第一星”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孙家栋曾这样总结自己的科研生涯。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参与开创了一系列“中国第一”: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  1951年9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专修俄文的孙家栋被派往苏联学习飞机制造,由此开始了他7年“学飞机”的历程。时年22岁的孙家栋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195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回到祖国。之后,他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导弹总体设计部。学习飞行器发动机技术专业,却没有从事飞机制造,而是被安排进入导弹研制部门,这是孙家栋科研生涯的第一次转型。1960年,孙家栋参与的中国导弹试验接连取得成功。  不久后,他和同伴们就尝到了失败的苦涩。1962年3月21日,中国首次独立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起飞后很快失控,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仅300米的戈壁中。孙家栋现场目睹了失败一幕,痛苦不堪。通过分析,发现此次失败是由一根导线断开导致的,这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质量就是一切”。  1967年,由钱学森亲自点将,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负责人。从事9年导弹研究之后,孙家栋适应祖国的需要,进军航天领域,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卫星之路。这是他科研生涯的第二次转型。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第5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孙家栋带领团队树立起中国航天发展的一座丰碑。  以“东方红一号”为新的起点,孙家栋领衔团队研制发射了风云气象卫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虽然也经历了一些失败,但是他总能带领团队查找原因、总结教训后最终成功完成任务。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启动,时年75岁的孙家栋披挂出征,担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当时,有些人对此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对此的解释很简单:没有个人荣辱,只有国家需要。2007年11月5日,远在38万公里之外的“嫦娥一号”成功环绕月球的那一刻,在欢呼的人群中,孙家栋轻轻地转过身,擦去了脸颊上喜悦的泪水。这一幕通过电视镜头转播出去,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张保淑)  黄旭华:一起深潜  黄旭华出生于1926年3月,广东揭阳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在某次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作为总设计师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留下了中国核潜艇发展史上一段佳话,树立了一座丰碑。  俄罗斯在发射载人飞船时,有一项仪式令人印象深刻。航天员进入飞船前,飞船总设计师会在任务书上签名并告诉航天员:“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们去。”  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有所不同。当中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开展深潜试验时,黄旭华说的是:“我和你们一起去。”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下水。4年后的建军节,它被命名为“长征1号”交付给海军。随后10余年,科研人员在后续型号上不断改进。1988年初,“404艇”来到南海,准备向“极限深潜”的目标冲刺。  黄旭华对准备工作的要求细致而严格。例如,他要求在核潜艇的通海阀门、蒸汽管等八大系统关键部位都挂上牌子,注明该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怎样、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置、由哪位艇员操作、谁负责监控、总体建造厂的维修负责人是谁等,让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虽然准备得很周全,参试人员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大考”当前,艇长王福山邀请黄旭华上艇,帮大家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黄旭华的动员出人意料,他说:“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  总设计师的职责里并没有亲自参与深潜这一项,世界上更是没有先例。此时已经60多岁的黄旭华做出如此决定,让人们大为惊讶,许多人都来劝他。  黄旭华很坚决。他诚恳地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我现在认知水平的问题,而且万一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判断和处置。”  这次深潜试验取得成功并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404艇”成为中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定型艇;二是从此以后,核潜艇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成为了一项传统。  (付毅飞)  屠呦呦:当代“神农”  屠呦呦生于1930年12月,浙江宁波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她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1972年7月,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其中就有“523”项目“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组组长屠呦呦——这批科研人员是去当“小白鼠”试药的。  抗疟药的研究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赛跑。此前,屠呦呦带领的课题组已经筛选出了对疟原虫抑制率达100%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它被称作第191号样品——此前的190次实验都失败了。  要深入临床研究,就必须先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都)停了,药厂也都停了,根本没有谁能配合你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只能(用)土法。”屠呦呦说。  所谓土法,就是用7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大量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  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当时设备简陋,没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了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症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她的老伴李廷钊记得,那段时间妻子整天泡在实验室,回家后满身都是酒精味。“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前院长张伯礼说。  尽管有了乙醚中性提取物,但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药物的疑似毒副作用。药理人员认为,只有确证安全性后才能用于临床。  屠呦呦很着急。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就要再等上一年。于是,她干脆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的报告。在报告中,她说:“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在医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当年8月—10月,屠呦呦亲自携药,去往海南昌江虐区救人。  (张盖伦)  (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09-24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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