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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拣系统节省人力超过60%,不仅提高了大件包裹的分拣效率,还提升了中转中心的转运时效。在无锡苏南硕放机场附近,有个快递包裹自动分拣中心,大大小小的包裹正被传送带自动分发到代表不同地区的收集袋中。“这不是一条普通的传送带,而是一套自动分拣设备,装备有自主研发的图像型全向大视野高景深自动扫码系统。系统在读取条码信息后,从数据库可以获得每个包裹的地址信息,从而实现自动分拣。”日前,这套自动分拣设备的研发者、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以下简称微电子所)研究员李功燕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应用图像处理、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技术,将‘汗水物流’转变为‘智慧物流’。”从果蔬分选说起说起这套物流包裹自动分拣系统,李功燕告诉记者:“系统的技术原理来自团队在2007年开发的果蔬分选系统。”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果蔬生产国,年产量达到10亿吨,辐射带动相关产业实现产值超过3万亿元。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暴露。李功燕团队通过调研发现,国内果蔬采后商品化处理比例不足30%(发达国家高达80%以上);产地采后腐烂损耗高达20%~30%,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000亿元;产地商品化处理技术、产品、装备与国际存在较大差距,严重影响我国果蔬产品商品性和市场竞争力。以赣南脐橙为例,赣南脐橙规模化种植后,采后商品化处理成为推动赣南脐橙品牌化、国际化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赣南脐橙产地商品化处理技术、产品、装备与国际存在较大差距,严重影响赣南脐橙的商品性和市场竞争力。2007年起,微电子所与江西绿萌、赣南师范大学合作,联合开发基于重量、表面视觉、含糖量融合的果蔬分选系统。据李功燕介绍,项目初期成果于2008年底实现产业化,并大规模应用于赣南脐橙。随后,果蔬分选系统在国内25个省市先后安装了600余套,出口11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在国内同类产品的高端市场比例已经达到80%以上。在此基础上,李功燕团队的技术成果于2011年获得江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8年微电子所与江西绿萌等单位共同成功申报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优质果蔬智能化品质分级技术装备研发”,进一步推动果蔬智能分拣技术创新发展。“果蔬分选系统不仅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还发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的作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李功燕说,“我们将果蔬分选系统成功转让之后,也开始思考下一步的应用方向。”行业颠覆性创新近年来,物流快递产业呈规模爆炸式增长趋势。统计显示,我国快递业务量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对世界增长贡献率超过50%,成为世界物流业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来自国家邮政局官方网站的消息显示,2018年全国完成快递投送507.1亿件。目前,快递行业7家企业上市,市值接近万亿元。马云曾指出,中国快递用10年时间,将一个不能称之为行业的行业,做成了一个超过了美国近一百年积累的行业。然而,在中国快递行业发展的背后流淌着无数快递员的汗水。以人工分拣快递为例,需要一个个拣货员手动扫描快递包裹的条码,再根据包裹上粘贴的快递单信息将其放到代表相应配送位置的区域,“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效率低下、容易出错。”李功燕说。2014年,李功燕团队通过调研发现,之前的果蔬分选系统的技术原理也可以应用于物流包裹分拣系统。“当时国内的快递分拣系统大多依靠进口,价格很高,而通过技术创新完全可以将价格降至国外产品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于是,在一年多的技术攻关后,团队推出了物流包裹分拣系统原理样机。“原理样机研发成功后,如何寻找到第一个试用的客户是摆在团队面前的主要难题。”李功燕回忆道,“我们前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遍访了国内主要的快递企业,终于得到一家民营快递企业给予试用的机会。”当年,这家快递公司急需自动分拣设备,因国外设备昂贵的价格而苦恼。“经过半年时间的测试和团队不断改进技术,样机的性能指标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也拿到了进入这个行业的通行证。”这也推动着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向应用市场的转化。2016年5月,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微至)在江苏省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李功燕多了一个身份——中科微至的创始人。2018年,在中科院弘光项目支持下,中科院给予李功燕团队5000万元的科研经费。随后,微电子所联合中科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微电子所昆山分所和中科微至,在小件自动分拣技术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性地研发了大件包裹自动分拣系统、经济型动态秤系统以及直线型分拣系统,初步构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流智能装备产品体系。1秒钟扫描20件在无锡硕放机场的快递包裹自动分拣中心,设备采用单层线结构,总长近300米,每小时可分拣快递包裹3.6万件。这还不是最快的,李功燕介绍,中科微至开发的物流智能装备最快纪录是1秒钟扫描20件,1小时分拣7.2万件,出错率只有万分之一。以前由人工操作的快递分拣工作,现在只需要一个工人在入货口将包裹放上供包机,经过主线自动扫码装置,系统利用大分辨率图像传感、高速信息处理等技术,在1平方米范围内可扫描任意高度的货物条码,再由数据驱动包裹传送至相应区域分拣口时,包裹便会滑入收集袋内。来自中国邮政的数据显示,一家中等城市的快递企业分拨中心分拣工人近600人,每人每小时的快件处理能力约为1200件。若采用自动化分拣设备,可以节省人力超过60%。“自动分拣取代人工分拣,大幅度提高了快递中转效率。”李功燕说。2018年7月,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微电子所物流核心智能装备系统产业化工作进展、思路和建议》中作出批示,鼓励团队早日实现国际领先的物流装备企业的目标,体现中科院在智慧物流领域引领科技创新的中流砥柱作用。中科院也正从院级层面筹备成立“智能物流装备工程实验室”。截至2019年5月,中科微至累计销售成套装备超260台套,超额完成阶段任务指标。从40多人的创业团队发展到300多人,从果蔬分选到快递分拣,李功燕希望团队未来能在智能制造、工业控制集成电路等领域拓展新的产业方向。《中国科学报》(2019-05-30第5版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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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学锋      以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材料,被誉为21世纪的超级材料,有望发展成为下一个万亿级的产业。2014年,黑磷作为二维材料领域的一颗新星,它的横空出世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兴趣。从最初的晶体管,到后来的光电子器件,再到催化、能源、生物医学等领域,黑磷展现出广阔而巨大的应用前景。      “我们已经在黑磷晶体制备技术领域首次实现单管50克的新突破。”日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研究员喻学锋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选择研究黑磷这一新材料,我们是认真的,不只是为了发论文,更希望将这一新材料推广实现产业化。”      “别人重论文,我们重应用”      2014年,喻学锋决定放弃大学里安稳的工作和生活,南下深圳从事新材料研究。“当年,黑磷仍是‘埋在沙土下未被发掘的黑金’。”喻学锋回忆道,那时候国内外都是刚开始关注黑磷这一新材料。      2014年也是我国黑磷基础研究发展的关键一年,先后有多个科研团队在《自然》子刊就黑磷研究发表重要的成果文章。喻学锋告诉记者:“我们是国际上最早一批从事黑磷研究的团队,并且我们在研究之初就明确地告诉自己,不仅要发论文,还要将黑磷做到产业化。”      怀着这样的目标,喻学锋带领团队先从基础研究做起。2015年,喻学锋与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朱剑豪等合作,先后高效制备出黑磷量子点和黑磷纳米片,在国际上首次解决了黑磷的稳定性难题。相关研究论文连续发表在国际权威刊物《德国应用化学》上,并被选为封面报道及热点文章。      紧接着,喻学锋团队围绕着黑磷的可控制备、界面调控和应用拓展,多篇重要成果先后于《自然》子刊等刊物发表。今年,在黑磷的光催化技术方面,喻学锋团队成功制备出黑磷/铂、黑磷/氮化碳等系列光催化剂,比当前光催化剂具有更高的太阳光利用率和效率,在太阳光驱动的有机催化反应和光催化产氢等方面展现出很好的应用前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材料领域的权威刊物《先进材料》和《先进科学》上。      “发文章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别人重论文,我们重应用。”喻学锋心里比谁都清楚,“但要实现产业化应用,必须要有过硬的理论研究基础。”      由于一开始就瞄准黑磷的应用研究,到2016年,喻学锋团队已经掌握了相对成熟的黑磷制备和界面调控技术,成功制备出高稳定性黑磷,为黑磷的规模化制备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成立公司我们是被动的”      “团队在黑磷研究领域的动静先后吸引了国内多家化工龙头企业的关注。”喻学锋告诉记者,“由于双方理念一致,我们很快就确定了黑磷产业化合作的对象——湖北兴发集团。”      2016年8月,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产业化全资子公司深圳中科先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北兴发集团、重庆中科渝矿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合作,三方决定共同投资组建湖北中科墨磷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公司,其实我们是被动的。”喻学锋表示,与湖北兴发集团的合作,最初源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为黑磷成果召开的专场对接会。“通过成果、市场、产业、人才、宣传等创新资源的大协同,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建立起了科研人员与市场的无缝对接,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们的黑磷制备技术走上了自己的产业化之路。”      今年4月,湖北兴发集团董事长李国璋专程前往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参加了黑磷联合实验室的年度总结会。喻学锋介绍道,我们前期部分产品已经完成了小试,下一步将要开展中试,进一步降低黑磷制备的价格和成本。      喻学锋自己就是湖北人,跟湖北兴发集团的合作,他颇有感慨:“能将技术在家乡落地也是我的心愿。后续我们还将合作开发高附加值的黑磷新材料产品。”      发掘产品的高附加值      因采用太阳能电解水制氢的过程没有碳排放,以清洁环保著称的氢能源备受关注。为此,喻学锋团队成功制备出的系列黑磷复合光催化剂,在清洁能源、工业催化等方面无疑应用前景巨大。      除了催化剂,喻学锋团队还围绕黑磷材料开展多类型新产品的尝试,包括光电子器件、生物医学等多个应用领域。“我国磷矿储量居世界第2位,但当前磷化工产品的附加值普遍较低,黑磷的出现为磷化工产业的转型带来了新的希望。”      喻学锋团队要做的就是改变磷化工产业的现状。“从小试到中试,再到大规模制备,我们将学术和应用深入结合,推动黑磷制备和应用技术的不断前进。”      “做产业化跟单纯做科研发论文不一样。”喻学锋感叹道,“作为一种底层原材料,黑磷的产业化开发不仅难度大,而且没有可以参考和借鉴的经验,需要自己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      要实现黑磷的产业化,就需要放大生产。“磷元素非常活泼,控制不好就可能出现危险,因此,我们还需要开发出一套规范的生产工艺流程。”喻学锋指出,“生产工艺放大的问题得到解决,意味着我们向黑磷的产业化进程又进了一大步。”      而在产业化推广的进程中,得到中科院STS双创引导项目给予的支持,让喻学锋信心倍增:“中科院是我们坚强的后盾,不仅帮助我们建立了团队,还帮助我们成功对接产业和资本,在这些帮助下,未来我们有信心成为黑磷行业的引领者。”      除了跟湖北兴发集团的合作,喻学锋团队还在深圳成立了一家子公司。“我们希望这家公司能提供高质量的科研级黑磷产品,做好原材料的攻关,进一步推动产业的发展。”《中国科学报》(2019-05-23第5版  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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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生团队合影▲贵州毕节1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十三五”期间,中国科学院设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点专项”,即“弘光专项”。“弘光专项”主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聚焦已取得突破并具有相当引领带动作用的重大战略技术与产品,优先支持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院属科研机构“一三五”重大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通过技术集成、工程化开发和市场应用及推广,力求产出一批经济效益显著的重大示范转化工程。      目前,“弘光专项”已取得诸多进展,比如,“民航安检人脸识别辅助验证系统”截至2018年底已累计示范应用于国内70个机场的618条旅客安检通道,覆盖了全国60%以上的年旅客吞吐量超1000万人次的重点机场;“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基带芯片”初步实现了产业化,摆脱了对国外核心芯片的依赖;“航空航天发动机极端精细制造装备”已成功应用于国内航空航天领域20余家单位,为国产大飞机换上国产发动机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本期开始,本报设立“中科院弘光专项系列报道”专栏,深入报道项目团队的成果转化案例。      从两人发展到如今百人的一支团队;将压缩空气储能示范系统从千瓦级,做到1.5兆瓦级、10兆瓦级,再到百兆瓦级;从最初受到质疑的目光,到如今获得业界的“聚光”……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海生带领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产业化团队“烧”了十几年“冷灶”,终于熬过“寒冬”迎来储能发展的“春天”,跨越了从科研到产业化的“死亡之谷”。      近日,陈海生等人接受《中国科学报》的采访,讲述了他们从无到有、从冬天到春天的这段历程。      坚持坐“冷板凳”      2005年,陈海生被公派到英国利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英国访学期间,我的第一个项目只有3万英镑——给一家公司的液氮汽车发动机做热力分析。”陈海生回忆道,“这个项目让我意识到液氮做移动式储能的能量密度比较小,做安装在地面上的固定式储能可能前景更好。”      于是,陈海生有一个想法,开发地面固定式储能技术,在用电高峰时制造液态空气,在用电低谷时利用液态空气发电。随后,“新型液态空气储能系统”的概念在陈海生头脑中逐渐成型。2009年,陈海生在中科院“百人计划”的支持下,回国组建团队,正式开始压缩空气储能研究。      在此之前,国内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当时市场上对储能的需求并不是很大,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仅百分之一左右。很多前辈曾担心陈海生走错方向,发出善意的提醒。      陈海生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经过一番调研后,他坚定了压缩空气储能的研究方向。“能源的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再生能源是历史发展的潮流。”      “储能技术的发展是‘大势’所趋。”陈海生告诉《中国科学报》,而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具有规模大、成本低、储能周期不受限制、寿命长等优点,是未来储能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压缩空气储能这个‘冷板凳’我们不仅要坐,还得坚持坐,只有坚持才能看到希望。”      跨越“死亡之谷”      陈海生看到的希望是,我国储能技术市场需求在2020年将达到40吉瓦(1吉瓦=1000兆瓦),市场规模可达3000亿~4000亿元;在2050年达到200吉瓦,市场规模达万亿元。“届时,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作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大规模储能技术之一,每年产值数百亿,带动上下游产业产值千亿元。”      “但是,传统压缩空气储能存在三大技术瓶颈:依赖大型储气洞穴、依赖化石燃料和系统效率低。要解决这三大问题,必须采用高效的压缩机、膨胀机、蓄热换热系统,利用高压或液态存储代替储气洞穴。”陈海生解释道。      因此,摆脱对化石燃料、大型储气洞穴的依赖,同时提高系统效率,是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从实验室迈入市场需要解决的关键要素。陈海生带领团队潜精研思,攻坚克难,终于建成了压缩空气储能关键技术的研发平台和设计体系,其性能指标已优于国际同等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集成和示范。      据陈海生介绍,2013年,1.5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示范项目在河北廊坊建成,系统效率达到52.1%,这实现了我国压缩空气储能示范系统“从无到有”的突破;2016年,1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示范项目在贵州毕节建成,系统效率可达60.2%,这不仅是目前全球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也让团队跨越了从科研到产业化的“死亡之谷”。      如今,陈海生团队研发的1.5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通过技术授权的方式进行了转移转化;1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以通过技术入股成立公司的方式实现了产业化,总吸引投资1.3亿元。      陈海生团队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2016年,贵州毕节1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系统投入运行后,陈海生团队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百兆瓦级的技术攻关。今年,团队研发的1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应用示范系统项目已经启动,预计于2020年底在张家口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完成设备安装,2021年完成集成与调试,助力冬奥会。      这将是我国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发展的又一次飞跃。      陈海生表示,百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的建成,不仅能带动压缩空气储能的示范效应,还将为我国压缩空气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贯通压缩空气储能上下游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回顾百兆瓦级系统的研发历程,陈海生感慨地说:“百兆瓦系统要求压缩机、膨胀机、蓄热换热三个部件的性能高、规模大,国内外没有先例;此外,系统投资大、风险大,我们必须保证一次成功。”      陈海生团队的实验室面向北四环,经常在夜晚九十点钟仍见灯火通明。“我从不要求团队成员加班,但是大家都自发地为项目付出。”陈海生感叹道,“这几年,团队都专注压缩空气储能这一件事。当机器开始转动时,团队成员心中的激动与喜悦难以言表,这意味着我们离产业化又近了一步。”      为更好地推动百兆瓦空气储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推广,2018年12月,陈海生团队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与投资方共同成立了产业化公司,将以设备制造商、系统投资运营商两种模式实现产业化推广。      科研人员和企业家合作,意见出现分歧怎么解决?对此,陈海生认为,“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技术研发及示范阶段,应该以科学家意见为主;产业化推广阶段,应该以企业家意见为主。”      在产业化推广过程中,陈海生团队的项目入选了中科院弘光专项,他告诉记者:“弘光专项不仅给予我们经费支持,还为产业推广提供了很大帮助,比如组织专项培训、对接投资人。”      谈及压缩空气储能技术未来的发展,陈海生指出:“我们将做三件事,一是要开发更大规模和更高性能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二是根据市场需求做产品系列化和标准化的工作,三是不断地推广应用。”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陈海生希望,未来压缩空气储能的产业化可以满足常规电力、可再生能源及微电网的迫切需求,为有效支撑能源革命,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应用与环境治理,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出贡献。《中国科学报》(2019-05-23第5版  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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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临床精准用药技术产业化团队部分成员合影     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作为中国科学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专项行动,是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STS双创引导项目注重引导院所科研人员“带着科技成果开展创新创业”,鼓励对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为新创企业提供“售后服务”以加速其产业化进程,助其尽快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近日,中科院2018年度STS双创引导项目顺利通过验收,项目涉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电芯片、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高精尖领域的原创技术,多数项目已在中科院相关科研院所推动下完成小试、放大实验和中试生产,并进一步引入资本力量推动科技与产业的结合。      从本期开始,本报设立“中科院2018年度STS双创引导项目系列报道”专栏,深入报道项目团队的创新创业案例。      如果有个攻克癌症的机会摆在眼前,恐怕任何一个人都不想错失。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员刘青松就是其中一个。      2012年,刘青松结束了在哈佛大学医学院6年的博士后工作,回国加入位于合肥科学岛的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当年他就有一个心愿:组建肿瘤药物学研究团队,以精准用药实现攻克癌症的梦想。      时隔7年,初心不忘。如今,刘青松带领团队已经在临床上为数千例癌症患者提供了精准用药方案的研究,并取得良好效果,被临床医生交口称赞。      “这些年来,我们针对多种肿瘤的原代可再生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把使用成本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日前,刘青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将实验室里的技术孵化成立产业化的公司,也算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贡献一份力。”      一篇论文引发的求生欲      2013年初,刘青松团队发表了一篇关于淋巴瘤药物研究的文章。“不久,我接到了一个小姑娘父亲的电话,他希望让孩子尝试我们的药物。”刘青松回忆道,“我当即表示不行,因为我们做的仅仅是一个研究工具,而不是能给人吃的临床药物。”      此后,刘青松进一步了解了小姑娘的病情。“她得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白血病,在当时没有临床指南药物可用,小姑娘极强的求生欲望让我觉得,作为一个药物研究人员,应该做点儿什么。”      刘青松团队在掌握了小姑娘的基因分型后发现,从头开发一个新药肯定是来不及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能否从临床使用的老药中找到一个适应这个基因突变的药物?”于是,刘青松团队构建了研究模型,通过对已知临床药物进行大规模筛选,真的找到了一个已经上市使用的药物。      可惜的是,药物虽然找到了,但是那位小姑娘最终还是没有等到。这件事情对刘青松触动很大,“这促使我们开始认真思考临床需求”。      他们从临床医生那里了解到,绝大多数病人并没有明确的基因突变,这样就无从构建细胞模型。“为此,我们换了一个思路,从患者的肿瘤组织中取样,进行大规模的体外药物筛选检测。”刘青松说。      他也指出,虽然使用癌症患者的原代细胞进行研究和产业开发已经逐步成为行业的共识,但由于从癌症患者身上获取的含癌组织量极少、原代细胞体外培养成活率极低、扩增代数有限、原代细胞在培养过程中的细胞永生化等原因,这条思路一直不能大规模产业应用,仅用来做科学研究。      针对癌症原代细胞体外培养扩增技术的难点,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但当年国外公开发表的技术条件在很多情况下重复性不高,成功率较低。”刘青松表示,于是他们把研究的重心做了战略转移,首先定位到“如何实现患者肿瘤原代细胞保持病理特性的快速增殖”的科学问题上来。      这是一项细胞工程技术。      2015年,刘青松遇到一个AML(急性白血病)与CML(慢性白血病)的混合型白血病患者。“当时临床上确实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我们用自己研发的技术,通过患者的骨髓与外周血的培养和药物筛选,在一个星期内就找到了一个药物,在临床上取得不错的效果,患者病情得到了缓解,这更坚定了我们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决心。”      将技术变成产业化公司      此后,刘青松团队把这一技术在多种肿瘤上进行了验证,结果证明了该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      刘青松团队总结了这一细胞工程技术的特点:为临床指南里无药可用的肿瘤中晚期的患者寻找可能有效的药物;为初诊的肿瘤患者发现精准的指南里首次治疗方案,减少尝试的机会,增加治疗窗口期;减少无效的医疗。      在发展了细胞工程的核心技术,并取得初步的临床概念性验证后,刘青松团队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个技术变成一个符合产业化标准的实用技术产品。      2015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双创项目的支持下,刘青松团队通过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来自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产业化孵化平台),联合社会资本和国有股权激励资本,成立了合肥中科普瑞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普瑞昇)。      刘青松对《中国科学报》说,成立中科普瑞昇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中科院前瞻性和概念性新技术,通过资质以及标准化建设等工作,孵化并培育成为成熟的、可使用的新技术,并转化输出产品。      成立以来,中科普瑞昇以转基因技术、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以及肿瘤原代细胞可再生技术等细胞工程为技术核心,通过新技术的市场示范,探索商业模式,为拥有市场渠道的终端公司提供可操作性的商业模式,为新药研发和肿瘤临床精准用药检测提供技术支撑。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公司,刘青松团队也遇到了许多科技人员创业的问题。      “技术在行,但是企业管理、工商税务、环保审查、资质建设等,都是两眼一抹黑。”为此,中科普瑞昇运行人员先后参加了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组织的创业辅导课程、中科院联想学院的创业学习等各种企业管理培训。在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的帮助下,中科普瑞昇逐步走上正轨。      “与做科学研究不同,公司化的运行,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首先要解决正规资质问题。”刘青松解释道,“针对医疗机构的新技术,都需要申请特殊的资质,建设合规的实验室。”      然而,中科普瑞昇要做的临床精准用药新技术在国内还没有先例,如何建立资质、申请什么样的资质,地方监管机构也不是很清楚。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工作,在合肥市高新区政府的支持下,中科普瑞昇的资质建设才初步完成。      “两步走”策略进医院      目前,刘青松团队针对中国高发的肺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肠癌和肝癌以及白血病等大病种,分别发展出了不同的技术体系,能够活检穿刺样本、胸腹水等少量样本以及手术中的样本,在2~3个星期的时间内扩增获得足够筛选200多个药物的保持原始病理特性的细胞数目。      “然而,一个新技术项目如果要进入医院,除了取资质,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刘青松感叹道,“我们实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临床技术,别人没有开展过,国内外没有对标的公司和项目,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所以要直接进入医院,是非常困难的。”      为此,刘青松团队采用了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在中科院STS项目和安徽省“三重一创”精准医疗重大工程的支持下,在很多医院开展临床示范,逐步获得业界认可;第二步,积极使用政府支持的创新政策,例如安徽省发改委、卫健委帮助团队理顺政策,然后推动技术在医院落地。      刘青松发现,团队虽然逐步学会了使用政策,但还没有学会如何驾驭市场。      “这也是科研人员创业普遍存在的局限。”当前,刘青松团队正在积极探索如何与更加专业的市场化机构对接,从而最大化整合优势资源,实施新型技术市场化的创新举措。      刘青松表示,未来团队还将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在成本、技术简化度以及特殊癌症种类等方面开展攻关。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不断进行新的技术临床试验,以期获得更为全面的行业数据,建立相关行业标准。”刘青松解释道,“从市场来讲,就是在取得越来越多的临床使用数据和经济数据的基础上,推动该项技术进入医疗保险的范畴。”      进入医保,可以使这项技术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临床检测项目。“一方面造福肿瘤患者,让肿瘤患者有药吃、吃该吃的药,实现高质量的带瘤生存;另一方面,也降低我们在无效医疗方面的支出,使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对此,刘青松满是憧憬。《中国科学报》(2019-05-16第5版  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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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慕尼黑激光展上,单肖楠在长光瑞思展台前。      做芯片出身,有核心技术在手,又有国内外行业知名客户的订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研究员单肖楠和他出任总经理的吉林省长光瑞思激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光瑞思)是许多投资机构及投资人眼中的“香饽饽”。      但是,融资的进程却并不顺利。      “我们‘螃蟹’吃得太早了,团队核心成员的股权占比不高,投资人会觉得有风险。”单肖楠对《中国科学报》说。      不过他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长光瑞思的诞生、孵化都离不开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凭借所平台软硬件资源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快速成长。”稍顿了顿,单肖楠说:“这也是我们未来可以源源不断利用的宝库。”      无心插柳柳成荫      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令枪一响,在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学习工作近20年的单肖楠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创业梦想,决定“下海闯闯”,并在2015年12月办理了离岗。      1个月后,长光瑞思成立了。      “想了很多年,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单肖楠告诉《中国科学报》,创立长光瑞思就是要探索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路子。      近20年的科研积累为单肖楠创业团队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成立公司后,团队依托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开发的高脉冲功率905纳米半导体激光芯片技术,成功地进行了芯片的研制及规模化生产,并批量应用于激光雷达系统中。      然而,说起长光瑞思的产品市场,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2016年我刚离岗创业时的方向是激光3D打印、激光智能制造方面,却没预想到2017年机器人、无人驾驶领域开始火热升温,我们的技术在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领域率先得到应用,而且销量还非常好。”单肖楠对《中国科学报》说。      长光瑞思在运营的2个月左右便签单520万元,4个多月后,高附加值的光电芯片类产品就远销海外。      从试产到实现批量销售,团队研发的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雷达,已经在家用扫地机器人、测绘用无人机、无人驾驶车等产品上实现了商用。长光瑞思也成为国内外该领域知名企业的重要合作伙伴。      汽车雷达是一个想象空间巨大的市场,但是,单肖楠告诉记者,目前由于无人驾驶尚处于萌芽阶段,汽车激光雷达还没有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原先激光雷达的下游用户开始将其往智能机器人方向应用,比如目前市场上见到的扫地机器人、酒店用智能机器人,用到的就是激光雷达。      “整车的激光雷达没有过车规,一旦通过,再加上自动驾驶市场资本的涌入以及技术成本的下降,未来20年智能汽车激光雷达芯片技术会迎来真正的商业爆发。市场规模在万亿级。”单肖楠对《中国科学报》说。      不被“仿死”和“挖垮”的秘诀      不是所有的科研人员鏖战商海都能够笑傲江湖,很多“弄潮儿”最终倒在沙滩上。      “科学家很多不适合做公司总经理,更适合当技术顾问,剩下的事交给工程师、企业家去做。”单肖楠说,“海里”环境复杂,不是所有科研人员都适合“下海”。特别是实验室和课题组的氛围与商业市场完全是两码事,成功的产品往往是一个综合平衡的结果,产品能否研发成功首先要考虑市场问题。      因此,在谈到科研人员“下海”要注意什么时,单肖楠对《中国科学报》说,科研人员创业,必须要有真正的核心技术,这点至关重要。      在他看来,这几乎是科学家最大的优势。      “核心技术太重要了!”单肖楠感慨道,市场上很多企业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但是会“仿”会“挖”,很快就可以赶超,科研人员不懂得市场操作,走同质化的低价竞争一定是死路一条。      “能被‘仿死’和‘挖垮’的,都是密集型的,但有了核心技术——比如芯片——就不一样了,技术门槛高,就仿不走也挖不垮。”单肖楠对记者说,他们的激光雷达芯片能以国外同类产品的1/3的成本,达到80%以上的性能,“这块蛋糕任何一个需方厂家都拒绝不了”。      另外,单肖楠团队还充分结合市场特点,将代表核心技术的芯片封装在模组之中。      “研制过程中,除了芯片以外,我们还在集成技术上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产品化研制。”单肖楠说,“我们不只卖芯片,通过激光雷达模组的研发销售,可以使产品附加值更高。”他介绍说,目前,长光瑞思已经完成单路激光雷达模组和16路、32路激光雷达模组的封装产品的研制和量产。      国科嘉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唐迎龙对长光瑞思这一做法很感兴趣,并点评称该行为突破了产品思维,同时提供芯片和模组产品让终端市场受益更大,将使其市场更有想象力。      吃水不忘挖井人      由于“螃蟹吃得太早”,当时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关于科研人员离岗创业股权分配的政策条文还不明晰,作为创业团队的CEO,单肖楠在长光瑞思的持股比例并不高。      “这会影响你的斗志吗?”记者问。      “不会,我觉得,科研人员不能忘本。”      单肖楠告诉记者,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平台给予团队很大的帮助。创业几年里,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为长光瑞思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并不断注入新的芯片制备技术。“我们芯片的成本能做到那么低,一定程度上也是‘沾了国有资产的光’。”他说,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芯片研发设备为他们所用能“省下不少成本”,同时设备也提高了利用率,相得益彰。      对于入选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双创引导项目,单肖楠充满感激。      2018年,单肖楠团队的“智能汽车导航激光雷达芯片技术”项目入选为中科院STS双创引导项目,获得由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拨发的100万元资助,用以实现制备用于激光雷达的高脉冲功率的半导体激光芯片产品。      “STS双创引导项目支持了我们汽车激光雷达芯片从最新技术到最新产品的转化,这不仅是资助了多少钱的问题。”单肖楠说:“更是为我们这类科技企业打开了融资之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借助资本的力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有了技术和产品,看到了巨大的市场,单肖楠和长光瑞思下一步考虑的是人才问题。      “企业后续的核心竞争力要靠人才,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我们已经准备在南方及海外建立研发基地,把我们的‘势力范围’延伸得更远。”单肖楠对《中国科学报》说道。《中国科学报》(2019-05-16第6版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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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带网络已成为当今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政府多次敦促运营商“提速降费”,然而消费者对目前的“速”和“费”仍不够满意。  网络升级成本高、难度大是运营商难提“速”、难降“费”的一大原因。我们目前使用的GPON(新一代宽带无源光综合接入标准)网络无法保障实现百兆或千兆的家庭宽带接入,从GPON升级到10GPON,运营商将面临成本剧增、网络受影响和投资回报率低等诸多困境。  为减轻通讯设备商和运营商的成本压力、加速接入网的升级换代,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光机所)研究员程东带领团队从“芯”入手,成功研发“光纤到户网络中的光子集成”技术,为我国光子集成产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一针强“芯”剂。  钻技术,打破壁垒  “我们的集成芯片集成度高、体积小,使得端口密度大幅增加,机房需要的空间只需有现在的四分之一,不仅节约了运营商的成本,也降低了功耗。”程东说。  “如果将半导体集成电路比作‘皇冠’,光子集成芯片就好比是皇冠上的‘明珠’。”程东告诉《中国科学报》,过去几十年,国内外主要开展的是机电一体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引入光子集成技术,用新材料、新理论、新工艺去突破工艺技术的局限性,真正做到光机电算一体化。  由于光子集成芯片行业属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极高的技术壁垒和复杂的工艺流程,研发周期长、投入大,让国内诸多企业望而却步。程东透露,团队研发的高集成度ComboPON光收发器件,使用的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打破了国外厂家在光收发器件中光子集成技术的壁垒,填补了国内在接入网络中光子集成领域方面的空白。  然而,研发过程谈何容易。“对于芯片而言,其可生产性要求产品同时满足高良率、高日产出率和低成本等条件,样品的工艺远不能满足生产的要求。”为解决产品的工艺问题,程东带领团队开展了近3年的技术攻关,“整个工艺的过程要逐步分解,每分解一步,就要开展2000小时的可靠性验证,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即使产品满足了供货要求,我们仍要不断优化使其更完美。”程东对产品的要求非常苛刻,“能用就行”在他这里根本行不通。他认为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必须要有工匠精神,要拒绝“差不多主义”。  转思路,以产带研  光电子集成产业被喻为“工业粮食”“电子血液”,但我国产业发展却面临着严峻的高端人才缺失窘境。2013年,应时任西安光机所所长赵卫的邀请,在国外工作生活了20年的程东选择回国,加入西安光机所从事信息光子器件与光子集成研究。  “我们的理念高度一致。”西安光机所“拆除墙围”,开放办所的模式让程东非常欣赏。程东团队的研究方向,也填补了西安光机所光子集成技术学科方向的空白。  在西安光机所的支持下,2014年2月,程东团队创立了光子集成项目的产业化公司——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芯光电),并入驻西安光机所孵化器。  “我们起始资金只有200万元,对于一个芯片行业而言是非常困难的。”程东遇到初创企业不可避免的难题——资金短缺。“公司成立第一年,我没领一分钱工资,甚至有几次是借钱给员工发工资。”  在程东最困难的时候,西安光机所为他送来了“钱袋子”。“西科控股、西科天使、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给予我们很大支持。”程东说,它们不仅了解我们的行业,还为我们提供了法律、财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和培训等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当记者问及是否想过放弃时,程东的回答很坚定:“这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情怀。我从业30多年,希望可以赶上光子集成行业的爆发期。”  谈及科研人员从事成果转化工作,程东认为,必须转变思路,科研人员的思维应“转”为产品导向思维,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程东团队研发的项目起源就是来自市场实际需求。“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结合,一是保证产品有市场,二是让科研经费起到牵引社会资本的作用,同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  程东指出,中科院STS双创引导项目就是以产业驱动带动的科研项目,“STS项目给予的资金支持,在项目启动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拉动了社会资本的介入。”  目前,程东团队研发的光纤到户的ComboPON光模块产品正逐步完成多家行业主流企业的认证测试。该产品有望成为通信设备商和运营商的“宠儿”,带动上下游及周边产业升级,提升光子集成产业的总产值。  惜人才,以心换“芯”  程东不仅是个忙碌的科学家、企业家,还是一个“人事专家”。  程东回国时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带回了一支团队,是什么让这支团队放弃国外稳定的工作,选择回国从零开始呢?程东给出了答案:“我们因为共同的理念聚集在一起,希望在中国建立完整的光子集成产业生态链。”  奇芯光电一半的人才,也是程东亲自“挖”来的。程东表示,对待人才要引得进、留得住,让大家干得顺心。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程东常常“三顾茅庐”,“对待团队,最重要的就是以诚相待”。  在一次晚餐中,程东获悉某专家从原公司辞职的消息后,立即订了第二天最早的机票上门拜访。最终在程东的感召下,该专家加入了其团队。尽管这位专家后来还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程东告诉他:“无论你何时回来,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最终,专家兼任了奇芯光电高级顾问,继续为公司的发展做贡献。  从新材料到芯片设计、流片、封测,再到最后的高端光模块,光电子集成芯片的产业链很长。为此,程东积极开展光子集成产业布局,他带领团队先后在珠海、宁波、深圳、成都、山东等地建立分公司、研发中心和产业基地。  “在技术上我们精益求精,在产品上我们拒绝价格战。”程东向记者透露,公司某些产品即使价格比国外高,也深得国际市场青睐,主要是因为产品的性能好,可以降低客户产品的综合成本和运维成本。“维持客户的黏性不是靠价格,而要靠产品的性能和为客户带来的价值。”  程东建议优化国内设备商、运营商的采购标准,在注重价格这一核心指标之外更应注重供应商的长期培育和其所拥有技术的发展潜力。如果过分看重价格,容易引发恶性价格竞争,最终供应商不得不在材料和工艺上压缩成本,导致产品质量和性能不佳;这有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延缓和制约尖端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后继乏力。  程东透露,“未来,我们希望在中科院和各方力量支持下,建立光子集成产业生态、打造光子集成产业联盟,建立奇芯大学,为光子集成领域储备优秀人才。”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6-13第6版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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