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者:发布时间: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经济转型的重要交汇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必然的选择。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完善,都是该战略选择的重要内容。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这几年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出新特征、新趋势:科技创新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支撑,科技成果转化是我国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抓手;科技成果转化方式的创新更为多样性,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速。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不可忽视首都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意义。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背景下,首都科技成果转化承担着新使命,面临新机遇,但仍存在一些共性或首都特有的问题。  一是仍有些许政策羁绊,如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与国有资产处置规定和干部及人才管理规定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二是部分难点仍未破题,例如如何区别对待科技成果和其他无形国有资产的管理差异,科研评价环境仍待改善,离岗创业政策落地仍受制约等。三是首都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链相对有限,特别是随着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根据2007~2016年十年整体情况看,尤其是2012年之后,技术成果本地转化率一直偏低。四是首都科技成果转化创新链有待完善,科技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首都与国家科技资源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有待进一步创新,科技型创新创业孵化平台有待发展。  基于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首都科技成果转化需集聚融合全球科技资源,为北京新兴产业创新和发展提供创新源泉,辐射带动京津冀乃至全国的产业创新和发展,为全国其它地区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和示范。战略定位可从如下视角考虑:  一是产业化视角,进一步扶持专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服务业,且让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服务于首都高精尖产业发展。二是平台化视角,整个北京地区是国内和国际高端科技资源科技成果转化到全国各地的大平台,这个大平台同时是由无数个小平台共同构成的。三是国际化视角,北京是国际科技资源的流动枢纽点,国际科技资源是首都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四是辐射性视角,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首都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切实带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辐射到全国各地相关产业集群的发展。五是制度先行视角,首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政策突破,具有示范性。  综上,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背景下,面向首都科技成果转化共性或特有问题,推进首都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可从如下方面着力:  一是构建首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体系。建立以市场为导向、混合所有制的“首都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由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考虑引入新业态运营机构参与建设并运营,核心服务包括科技资源数据库建设、技术咨询及对接、人才培训、政策服务和数据分析等。鼓励各类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发展,如打造首都高精尖产业研究平台,依托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项目,提供对接首都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技术转移服务。构建各类平台和技术转移机构的数据共享机制,争取把“首都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成首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基础数据平台。  二是选取试点探索解决科技成果作为无形国有资产的管理难题。发挥先行示范优势,选择中关村部分高校院所,尤其是新成立的新型研发机构,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在这些试点探索科技成果作为国有资本而非国有资产的管理方法。对于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的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如对外投资审批、对下属公司持股限制),有效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大授权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通知》,取消技术转让和技术作价入股时需要第三方评估的要求;完善科技成果转化重要或疑惑问题由集体领导裁决机制,减少科研人员转化的风险顾虑。  三是持续探索北京市与中科院合作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并推广,共建新型协同创新研究院及产学研创新联盟;积极搭建中科院科研院所与首都各创新主体的合作平台,完善以产业资本精准对接中科院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模式,围绕调研交流、项目路演、人才培训、资源对接、机制研究等系列工作,积极推动中科院优秀成果转化落地;探索怀柔科学城重大原始创新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借鉴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做法,吸引有实力企业参与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部分科研项目研发,建立合作研发协议机制,让部分有实力企业较早介入前沿性科研项目,参与的企业可以得到相关科技成果的非独占转让或授权许可。  四是培育新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发展科技服务业。选择若干高校院所开展高水平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示范,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应是独立运营的公司,对接市场专业机构购买专业服务,与高校科研团队保持密切合作,有独立资金来源甚至可为科研团队提供研发资金;推动北京龙头骨干企业参与众创空间的建设,充分利用大企业在技术平台、实验设备、资本、市场等方面优势;支持建设一批科技服务业的产业联盟,争取北京率先形成几个世界一流的巨型科技服务产业集团和领军企业。  五是建立技术转移学院,多渠道培养科技成果复合型技术人才。以市场化方式,依托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社团,成立首都技术转移学院。鼓励各类专业培训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复合型人才”培训项目;选择试点大专院校设立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专业;积极探索实践式、体验式、导师制、实习制等培养新路;选择试点高校科研院所,增加“科技服务系统工程师”序列。联合国内外知名技术转移机构,推动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复合型人才联盟,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和服务。  六是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落实的反馈机制,寻找改革突破口,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形成的自组织创新机制,发挥先行先试示范作用。鼓励相关部门成立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库,加强宣传推广成功经验并整理形成新的政策参考;着重分析问题事件的原因并完善或调整政策体系;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事件,则需成立专门研究小组,进行深度研究并做出适当的处理,甚至以此为突破口进行较大的体制机制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发布者:发布时间:

  没有能力做不成事情,没有现代化能力建不成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提出到2049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系统把握现代化的客观规律,全面提升国家现代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现代化能力建设关系国家现代化的成效,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我国现代化能力建设,实际上是从1956年就开始的。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国家12年科技规划,提出57项重大科技任务。12年科技规划为了保证现代化能力建设,作为紧急保证措施,提出要大力发展计算机、半导体、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并且在1956—1960年期间,在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了自动化所、计算机所、电子所、半导体所等,并建立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学院路的八大院校等。许多外国留学归来的科学家成了这些研究、教学机构的领导和骨干。12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极大增强了我国现代化能力,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和科技基础。  中国现代化能力建设的快速提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现代化能力建设有了多方面的突破。  一是人才培养的突破。现代化能力建设重在人才培养。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人才决定今天,人才更决定未来。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入不断加大,教育改革不断推进,不仅实现了大学扩招,而且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补贴,大大加快了人才培养速度。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的突破。改革开放后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和装备,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制造业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迄今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我们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科技投入方面,2017年的R&D经费已经达到1.76万亿元,科技经费强度占比2.13%,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三是网络经济的突破。1994年互联网走进中国。1995年5月,邮政系统向公众开放了计算机互联网接入服务。1998年新浪网、网易网开始上线。之后的20年众多互联网和智能企业先后崛起。在5G技术方面,华为已跃居世界前列。2018年我国的网民已达8.2亿户,跃居世界第一。  四是交通能力的突破。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是经济发展的支柱,是物流推进的基础。交通的大发展为我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生机。我国的桥梁与隧道建设走在了世界前面,现有桥梁超过80万座,隧道超过8000座,仅长江上就建起135座大桥,方便了人的出行和物流,大大提升了现代化水平。  我国现代化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截至2015年,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有20个,现代化国家的特点是劳动生产率极高,人均收入多达4万美元左右,更重要的是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的素质相对良好。人既是现代化的建设者,也是现代化的受益者。现代化能力建设,就是要以人为中心,提高国民现代化素质,最大限度发挥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提高领导干部现代化能力,最大限度发挥党政干部的带头作用;同时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和现代化科学的发展。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一定能够全面提升国家现代化能力,一定能够为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理事)

发布者:发布时间:

  大脑是理解自然和人类本身的“终极疆域”,脑科技是科研领域“皇冠上的明珠”。相比欧洲“人类脑计划”的迟缓,美国“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BRAIN)进展颇为迅速。美国BRAIN2.0工作组于2019年6月提交《BRAIN计划2.0》新路线图,对其5年前提出的《脑2025:科学愿景》实施情况和未来发展进行再梳理,低调展示美国以脑科技竞逐大国未来的雄心。  将脑科技置于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地位  美国政府将脑科技置于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地位,这种地位出于客观原因和主观意图,并与美国独特的科技研发体制机制、投入框架、系列科技战略倡议等因素相结合,被层层包裹而变得隐晦起来。判定脑科技在美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地位,需要观其形、窥其意、溯其源。  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推出为期10年、国家“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时,明确宣称“这项计划将让科学达到一个自从太空竞赛以来从未见过的高度”,大幅提升脑科技在国家科技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从组织实施看,与美国1993年版“人类脑计划”无疾而终相比,新版计划已经比较务实落地;国家科技战略协调机构——国家科技理事会相关工作组居中协调,有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能源部、国务院等政府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私营机构等广泛参与,协调各方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  BRAIN计划被誉为媲美跨世纪的全球性“人类基因组计划”,隐隐超越曾宣布的美国国家癌症登月计划、精准医疗计划、微生物组计划以及引而不发的工程生物学(合成生物学)计划。特朗普政府虽然对前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地球观测、信息技术与高性能计算、海洋与北极问题等国家级科技战略计划持半信半疑甚至部分否定态度,但对脑科技在美国科技战略体系中的地位“悠然心会”,将其视为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  BRAIN计划年度投资大约在4—6亿美元左右,为期10年,从体量上看似乎并不大。然而,如果结合以下三点就更容易理解其战略内涵。首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已经有年度超过40亿美元预算的脑疾病防控导向战略性投资,新计划是在此基础上多个政府部门的科研经费增量,即便是财大气粗的美国,这笔经费预算也来之不易。其次,有充分的前车之鉴。作为跨部委的国家战略,每年大约2—4亿美元的预算与美国科技政策运作体系有关。正如“DNA之父”詹姆斯·沃森在论证“人类基因组计划”时强调,“在年度预算评审过程中,所报预算太多的话很容易就会成为非议靶标;但如果预算太少的话又什么都做不了”。再次,针对部分新兴战略科技领域,“小型化”的国家级科技计划能够针对国家战略方向进行精准布局,引导社会力量关注,又避免了投资规模巨大的大型科技计划仓促上马、浪费创新资源,具有更加高效的政策实施效果。显然,如果离开美国科技体制的话,单纯以投资体量作为衡量战略科技计划的标准,就会错误理解其作为顶级战略科技计划的真实内涵。  发展脑科技的时机把握  神经科学正成为最前沿科技领域。当前,信息、计算机、纳米、先进制造、量子科学等众多学科与神经科学之间的交汇贯通日益紧密,技术的进步正在深刻改变着对大脑活动规律及其本质的认识,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已经处于大变革时期。对美国而言,谁能率先问鼎脑科学这一高峰,谁就更有望在引领未来发展上独领风骚。  几十年来,美国科技界发展脑科学积累雄厚。196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率先创建了“神经科学研究规划”这一跨学科、跨校、跨国的组织;1969年,美国率先成立神经科学学会,目前会员数已经达到4万多人,是生物科学方面最大的学会。1989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把20世纪的最后10年命名为“脑的10年”。自2004年延续至今的美国“神经科学研究蓝图”为跨学科、跨机构国家战略实施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粗略统计,20世纪以来,百年诺贝尔奖有20多次颁发给神经科学领域相关研究,美国科学家获奖数量占50%。  美国高端科技智库坚持战略前瞻、持续性凝视未来,积极建言献策。美国国家工程院将“人脑的逆向工程”列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14大科技难题之一;防务智库波托马克政策研究所、美国国家科学院等发布《神经技术未来研究:21世纪引领经济革命的神经科学和技术发展路线图》《新兴认知神经科学及相关技术》报告等,思虑未来技术发展路径、展望未来20年神经科学发展与关系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在新技术蓬勃发展、新概念层出不穷的21世纪,美国科技界和智库界始终牢牢把握这一领域。  发展脑科技的具体途径  谋求近期内实现脑技术率先整体性突破。未来5年,在承认当前脑科学最大的瓶颈是技术瓶颈、脑健康需求短期内难以满足的前提下,面向国家和社会公众对公共健康重大需求、在维持脑疾病和脑健康战略基础性投资上,继续将研发重心和中心放在“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上。试图通过美国的尖端生物科技仪器设备研发工程制造能力和学科综合交叉优势,推进脑科学与生物学工具、方法论的创新,例如神经活动监测、调控和建模、预测等新方法、新设备,巩固美国引领全球生物科技创新的龙头地位。  力图中期内实现科技变革和军事国防、经济社会领域的次序性转化。未来10—15年,通过工具方法和理论的转化应用,在脑科学新型理论框架、计算神经科学、重大神经系统疾病发生等方向实现原创性理论创新,在“理解我们自己的本质以及我们如何认识世界”方面实现观念性创新,深度推动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的交叉融合,迎来疾风暴雨的脑科学革命;筑牢美国在护脑强脑、脑机协同、脑控与控脑等军事脑科学领域的技术霸主地位;发展美国以脑科技为代表的第二代生物科技创业与产业模式,修正甚至颠覆第一代生物科技产业模式,掌握“脑科技霸权”和产业霸权。同时,促进神经计算、仿真记忆存储、智能服务等新技术、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民转化应用,使其成为新的新经济增长点。  主导场景应用,奠定未来20—30年智能社会和超智能社会发展的知识基础。脑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地位,决定未来关于脑科技的发展必将影响对人类—机器互作行为的判断,决定对人类—机器关系的基本走向,并从意识和思想源头上影响着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和思维方式、对抗方式,对经济、社会、教育、国防安全,对未来智能社会及超智能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可以预测和难以预测的深刻影响。一旦脑科学思想光芒照进人文社会科学和复杂系统领域,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必将存在新兴机遇。  率先实现第一轮的重大技术突破并进行第二轮的前瞻布局。无论特朗普是否有下一任任期,美国有望在2025年左右顺利实现国家脑计划预期目标,并率先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在美国、欧洲、东亚(中国、日本、韩国)三级之间形成技术隆起。在此基础上且很有可能2025年之前,美国决策层将考虑进一步加大脑技术变革研发投资力度和增量,加强应用转化力度,突破美国科技政治现实的桎梏,将“小而精”的BRAIN计划发展为类似曼哈顿计划的“高大上”脑计划,在规划、建制、研发重点上进行重大调整,荟萃一批批的脑科学明星。  将加强战略科技扫描、战略咨询和战略评估,提高新兴科技治理能力。基于顺利推进BRAIN2.0目的,美国将会充分调动其既有的资源和机制,加强战略科技扫描和技术预判,向决策层强调来自其他国家的科技竞争乃至科技威胁;基于其体系协同需求,将通过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美国科学院等战略咨询机制,加强既有科技计划、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和应用中的目标协同、过程优化,以及重大伦理法律社会问题评估;在国际上,将美国等牵头发起的国际脑计划(IBI)等进一步包装、推广,主导国际发展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可对全球人才竞争模式进行釜底抽薪。美国对脑科学应用在人才培养选拔、使用上已经初露端倪。美国曾因其能源独立带来全球安全变局,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在随脑科学变革带来的科技独立和人才独立上:而美国未来的科技独立、人才独立,或将导致美国对全球人才竞争格局进行总体战略调整,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走向或许增加重大变数。  (作者单位: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中科院学部工作局)

发布者:发布时间:

  森林在进行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将二氧化碳和水分转化成生物质并释放出氧气,因此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这个作用就被称作森林的固碳效应。那么,影响森林固碳效应的因素有哪些?  森林的固碳量与森林的年龄组成密切相关。一般森林据其年龄可分为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其中固碳速度在中龄林生态系统中最大,而成熟林/过熟林由于其生物量基本停止增长,其碳素的吸收与释放基本平衡。森林的年龄结构除取决于森林自身的发展演化外,还极大地受到外来干扰的影响。干扰的频度越高,幼龄林所占的成分越大,其固碳量越少。在森林发展的整个演替过程中,依据固碳的情况,可以把森林的碳动态分为4个阶段,即固碳速率较低的初始阶段或干扰后的再生阶段、固碳速率最大的逻辑斯蒂生长阶段、固碳速率下降的成熟阶段以及碳分解到土壤的森林死亡阶段。由此可见,森林的碳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年龄级的变化。  森林的固碳量随着降水的增加而增加。降水能够促进植物生长,增加植物生产力和生物量,所以降水能够促进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在水热因子组合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地区,植物生物量大,植被碳密度也较高。在较干旱的地区,降水是NPP(植物净初级生产力)的主要限制因子,NPP随降水与潜在蒸发之比的减小而减小,相应的植物的固碳能力也会随生产力的减少而减少。  森林固碳还会受到地形的影响。地形通过影响温度、降水、光照、热量、径流和土壤性质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森林植被类型的分布状况和生长情况(包括生物量、树高和胸径、立木密度等),从而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碳输入。另外,不同坡度和海拔受到的人为干扰程度不同,随着坡度或海拔的增加,森林受人为干扰的机会和程度变小,植被生物量大,固碳能力高。  森林生态系统植被碳储量随坡度的变化表现为陡坡>急坡>斜坡>缓坡>平坡。碳密度分布为陡坡>险坡>斜坡>缓坡>平坡。森林植被碳储量随坡度等级的变化与不同坡度等级受到人为干扰程度的差异有关,平坡的森林植被比较容易受到人为干扰,碳密度低。随着坡度的增大,受人为干扰的机会和程度减小,植被多保持自然状态,植被生长时间长,生物量大,碳储量也大,碳密度也增加。  坡面位置也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固碳。由于土壤侵蚀、水分侧流等原因斜坡上部森林生态系统土壤有机碳含量要低于斜坡底部森林生态系统土壤有机碳含量。  海拔的影响主要与不同海拔森林植被面积、植被类型以及人为干扰程度有关。天然森林中随着海拔的升高,受人为干扰的机会和程度越小,植被生长时间长,生物量大,固碳能力高。在未受人类影响的森林或者次生林中,随着海拔的升高,森林地上部分生物量呈降低趋势,相应的森林固碳能力也会下降。  影响森林固碳的还有火灾。森林火灾发生的过程中,不仅直接造成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排放,而且还破坏了原有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改变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固定、分配和循环,并影响与大气间的气体交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火灾直接燃烧森林植被,引起林木生产力的降低和木材损失,直接降低了森林生态系统植被的固碳能力;火灾通过直接影响凋落物数量和间接影响凋落物的分解速率,减少凋落物碳库并加速凋落物的分解;火灾对森林土壤碳库的影响表现在增加土壤有机质分解,增加土壤呼吸碳释放、减少地上植被输入土壤的碳素以及增加黑碳的碳汇功能;火灾对森林生态系统NPP的影响。森林生态系统NPP是反映森林固碳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火灾后,在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中,NPP首先随着林龄的增大而增大,直到恢复到干扰前的水平。但是,不同生态系统的恢复时间和增长模式都是不同的。北美北方针叶林火干扰迹地NPP恢复的时间为9年,加拿大北方林区火灾后15年内NPP随时间大致呈线性增加,20年达到生产力较为稳定的水平,在火灾后20~30年时增长速率减慢。  氮沉降也影响森林固碳。氮沉降的氮素一方面能够直接促进植物生长,增加林木材积,从而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另一方面氮沉降降低了腐殖质物质的分解速率,从而增加了土壤碳的积累速率。受氮沉降影响的森林生态系统固碳能力高于不受氮沉降影响的森林生态系统固碳能力。氮是欧洲森林生长速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因子,在只考虑氮沉降的情况下芬兰南部的欧洲赤松林生态系统碳库增加了11%。  但是,生态系统处于氮饱和状态时却会降低生态系统生产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降低固碳能力。原因有以下几方面:氮沉降会改变植物的遗传组成和生态系统营养循环,抑制植物生长;氮沉降会造成植物体内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过高,引发植物叶损伤和变色;氮沉降会导致植物叶片营养失调,减弱植物抵抗病原体的侵蚀能力,增加叶片或芽的可口性,导致昆虫啃食增加,从而容易使森林生态系统遭受病虫害。  另外,氮沉降对森林生态系统土壤中不同组成碳的影响不同。例如,氮沉降降低了山毛榉和云杉两种森林类型土壤微生物量碳,却增加了可浸提有机碳量。氮输入加快了科罗拉多高山苔原带土壤中轻组碳(周转周期10年左右)的分解,却抑制了重组碳(周转周期在几十年到一个世纪)的分解过程。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在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扩大森林覆盖面积是经济可行、成本较低的重要减缓措施。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利用森林碳汇应对气候变化。  (作者单位: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发布者:发布时间:

  特意花费多日逐字逐句把英文幻灯片改成中文,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坚持用中文来讲,而且拒绝了工作人员搬到身后的椅子。他说:“也许我该试着说说中文。”  11月7日,83岁的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在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国际战略研讨会上,回顾了40年来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的物理学研究成果。  “中国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实验物理科学家。他们有想象力、有发展新技术及领导国际合作的经验和能力。他们可以主持最前沿的实验物理研究,继续为人类知识作出重要贡献。”丁肇中谈及他与中国科学家合作40年的体会时说。  从胶子到电子和夸克  发现胶子,是丁肇中与中国科学家的第一项合作成果。丁肇中介绍,宇宙中存在引力、电弱力和强力,强力由胶子传输。  1977年8月,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建议,每年派10位科学家参加丁肇中团队的工作。当时,丁肇中正在位于德国的佩特拉(PETRA)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开展MARK-J实验。  1978年,第一批中国科学家由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唐孝威研究员带队加入实验组。“从那时至今,许多中国科学家参加我的团队,并作出了世界公认的贡献。”丁肇中说。  丁肇中介绍,1979年,美国《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丁肇中团队发现胶子的消息。其中特别提到:“27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这次试验,在有关核粒子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史上,这是第一次,也是中国的一大贡献。”  这次合作被称为“中国科技界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后不久,丁肇中开启与中国科学家的第二次合作——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L3实验。  自1982年至2003年开展的L3实验,目标是寻找宇宙中最基本的粒子,并为这些问题探求答案:有多少种电子?电子有多大?电子能不能再分成更小的粒子?有多少种夸克?夸克有多大?夸克能不能再分成更小的粒子?  “L3实验是由美国、苏联、中国、欧洲等19个国家和地区约600名科学家共同参加的大型国际合作实验。”丁肇中说, L3实验产生了一系列新发现,共发表300篇文章,有300人获得博士学位。  谈及中国科学家在L3实验中扮演的角色,丁肇中介绍,L3实验需要12吨锗酸铋晶体,但当时这种晶体的全球年产量只有4公斤。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生产的锗酸铋晶体为这项实验帮了大忙。此外,来自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陈和生、王贻芳等多位科研人员,对L3实验数据分析也作出重要贡献。  在遥远太空研究宇宙线  运行在国际空间站上的阿尔法磁谱仪(AMS),被美国媒体称为“国际空间站皇冠上的明珠”,这是丁肇中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的第3个实验。  丁肇中介绍,2011年5月,AMS搭载“奋进”号升空,并被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AMS重达7.5吨,是唯一的空间大型磁谱仪。  “AMS是美国、中国、俄罗斯、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16个国家和地区在空间开展的合作,有60个大学和研究所、600位科学家参与。”丁肇中说。  8年来,AMS收集了1470亿个宇宙线数据,能量高达万亿电子伏。这一实验发现,所有的宇宙线实验结果都与现有理论不符合。  尤为重要的是,AMS实验还发现,高能正电子宇宙线主要来自于脉冲星或者暗物质。目前高能时统计误差较大,还不能确定暗物质来源。  丁肇中介绍,在2028年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前,AMS将持续收集宇宙线数据以降低误差,届时会确定正电子超出是否来自暗物质。其间AMS还要解决另外一个基本问题——认识重质量反物质的起源。这些研究将会拓展甚至改变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中国科学家对AMS制造、测试和数据分析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丁肇中评价说。据了解,AMS探测器的“核心”——永磁铁就由中科院电工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和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共同研制。  AMS的所有实验结果都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期刊上。2017年,第一篇AMS论文入选《物理评论快报》编辑推荐十年回顾纪念刊,同样入选的还有第117号元素的发现,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等。丁肇中提到,来自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李祖豪团队对这篇论文作出重要贡献。  “过去40年,有很多优秀的中国科学家和我合作,他们对实验作出重要的贡献。每个实验,都自己发展新的仪器,使实验成功;实验的结果,改变了对宇宙的认知。”丁肇中总结说。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9-11-0801版)

发布者:发布时间:

http://www.cas.cn/zjs/201911/P020191105624061738472.pdf

最新资讯
海洋所发现深海软体动物马蹄螺科一新属两新种
地质地球所揭示原始球粒陨石中难熔包体的“前世今生”
西北干旱区生物土壤结皮养分循环与相关微生物多样性研究获进展
植物所揭示个体差异和景观异质性对物种共存的影响机制
上海高研院等在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研究中取得进展
关于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优秀地区的公示
上海应用数学中心启动建设!为产业能级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湖北首个智能方舱医院项目交付
河南省新增2家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以工作要点为统领 聚力推进兰白自创区(试验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