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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及国家能源局共同编制的《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个地热能开发利用的五年规划,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地热产业的“第二个春天”。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启航的奠基之年。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时刻,中国的地热能发展取得了哪些成绩,未来又该往何处去?针对这一命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汪集旸。  把脉资源禀赋,瞄准实际需求  “不论发展什么能源,核心原则都是第一看禀赋,第二看需求,地热也不例外。”汪集旸开门见山地说,“这也是我们面向‘十四五’规划时必须坚守的原则。”  中国地热资源储量丰富,经初步估算,约占全球地热资源的六分之一。但中国的地热资源以中、低温为主,高于150℃的高温地热资源仅分布在西藏地区、云南腾冲和台湾。对发电来说,一般是温度越高越好,而中低温地热则更适于发展区域供暖、旅游、康养、保健等。  上世纪70年代是中国地热能发展的“第一个春天”,以西藏羊八井电站为代表的一座座地热电站拔地而起。然而多数地区的地热资源受温度所限,事实上并不适合用来发电。随着我国地热产业进入低潮期,当初建造的地热电站也渐渐废弃,只剩下羊八井电站和广东丰顺邓屋中低温电站还在勉力维持。  “我国不适合一味追求地热发电。但至少在西藏地区,地热发电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汪集旸说,“滇藏地热带可供开发的地热资源约为500万千瓦,而我们只开发了羊八井地热电站的25万千瓦,潜力非常巨大。单论羊八井电站,也有很大的扩容空间,哪怕再扩充一倍,就能满足拉萨地区的用电需求。”  他同时强调,地热发展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需求。“比如腾冲地区有丰富的小水电站,电力需求已不是主要矛盾。但这里恰恰有着独特的地热景观,因此我们对腾冲地区的建议是先别急着开发地热资源,而将该地丰富的高温地热标志,如沸泉、大滚锅、喷气孔等,作为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打造成一个中国的‘黄石公园’。”  那么,根据资源秉赋和需求情况,中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大方针应该是怎样的呢?  汪集旸如此总结道:“热”“电”并举,西“电”东“热”——在高温地热丰富的西部地区优先发展地热发电,反之则优先发展地热供暖;“深”“浅”结合,由“浅”及“深”——从浅层地热资源开始开发,逐步深入;“干”“湿”有度,先“湿”后“干”——现阶段不宜不计成本地开发干热岩,而应优先用好水热系统;“天”“地”合一,“动”“静”结合——充分发挥“地热能+”的模式,与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互补联动。  “十三五”机遇与挑战并存  自地热能“十三五”规划发布以来,国内地热产业迎来了一系列新机遇。  2017年12月,十部委共同印发《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对北方地热供暖做出了具体安排。  2018年1月,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促进北方采暖地区燃煤减量替代的通知》。  2018年6月,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热则热、宜煤则煤的原则推进清洁取暖。总体思路中添加了“宜热则热”,也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实践论证,地热供暖得到肯定认可,未来将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  “特别是以‘雄县模式’为代表的探索,给我国地热行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汪集旸说。  自2014年起,河北雄县正式决定以地热为主的集中供热取代燃煤,建设华北地区首座无烟城。到2019年,雄县11个自然村5000余户村民都能在冬天用上地热供暖。估算每年可替代标煤万余吨,减排二氧化碳3万余吨。中国石化与雄县政府还创新采取“取热不取水”的方式开发利用地热资源,取热之后100%回灌地下水,在实现地热能可持续利用的同时,也保持地下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安全。  但与此同时,我国地热发展仍然面临产业发展不协调、管理制度不协调、扶持政策不充分等问题。  “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当前对地热能的优惠和补贴等政策缺乏统一标准,存在优惠力度不足、补贴模式不科学等问题。”汪集旸说,“比如,目前采用的事前和生产环节补贴模式,直接补贴居多,缺乏市场化的手段,而且补贴发放不及时、不到位,领取周期过长。这些都导致补贴的效果大打折扣。”  “十四五”须加强顶层设计  面对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汪集旸表示自己有三大期望。“如果把这几块抓住、抓好了,地热能将为我国能源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首先是让西藏地区的高温地热资源充分发挥作用,满足西藏当地的取暖用电需求。当前一批大型央企已经进驻西藏开发地热,“这是很好的势头”。  第二是在长三角这类“冬冷夏热”地区,充分利用好地热资源,解决该地区的冬季区域供暖和夏季空调制冷问题。“大家知道,长三角地区至今没有统一供暖规划。天冷的时候,各家各户会自行选择空调、天然气甚至烧煤来取暖。这不仅浪费能源,也会造成大量污染。”汪集旸说,“如果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的中低温地热资源,哪怕解决长三角地区一半的供暖问题,也是很大的贡献。”  第三是我国东部老油田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我国东部地区的一批老牌油田,如大庆油田、辽河油田、胜利油田、中原油田等,都已经到了开发晚期,有些甚至已经“油田”变“水田”。  “我曾在华北油田的一口井上测温,井口温度达到了104℃,而且水量非常丰沛。”汪集旸说,“像这样的‘油田’,完全可以逐步转变为‘地热田’。比起一口井几百万元的改造费用,它的效益将是惊人的。”  最后,汪集旸强调,必须加强地热能开发的顶层设计:“地热只是可再生能源大家庭中的一员,必须放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大局中去规划。”他所强调的“地热+”思想,就是把地热和风电、水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结合利用。  “与多数可再生能源相比,地热的最大优势是‘稳定’。这意味着在与其他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协同时,地热可以发挥类似火电的调峰作用,有效减少弃风、弃光等问题。”汪集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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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重要,但难学。改善数学教育是世纪性世界大课题。  30年前,我在一本书里提出了“教育数学”的想法。所谓教育数学,就是为教育改造数学,把数学变得更容易。要让概念更平易,推理更简捷,方法更有力。  40多年前,我在新疆一个农场中学教数学时,有几件事情启发了我,让我认识到数学能够变得更容易。1977年的一道高考题,我用小学里的面积计算方法做出来了。1978年的一道奥数题,我又是用基于小学知识的面积方法找到了一个不到两行的证明。10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其实是发现了一种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新方法。  三角难懂,我用菱形面积定义正弦,接着通过面积计算轻松获得了正弦定理和正弦和角公式。对此,初二学生说容易懂,记得牢,有趣。  40年后,我才知道,数学教育大师弗赖登塔尔曾提出,能否提前两年先学正弦。我找到了三角学在小学数学知识基础上的生长点,实现了他的设想。  1979年,我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整理了这些心得,写了《平面几何新路》等读物。不久,我又结合讲微积分的体会,在1989年出版了《从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一书,提出了“教育数学”的观点,举出了一批把数学变容易的实例,涉及几何、三角和微积分。  “教育数学”的主张赢得了广泛赞同。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专家们在多届委员会年会上就教育数学进行了深入交流。  数学究竟能不能变容易,还是要由教学实践来检验。为了为教学实践做更多准备,提供可操作的内容,2006年,我在《数学教学》和《数学通报》撰文,提出了“重建三角,全局皆活”的主张;2009年,我写了《一线串通的初等数学》,作为科学出版社《走进教育数学》丛书中的一册出版。  经过30年的发酵,重建三角的思路,终于开始渗入课堂。  从相关学术刊物和学位论文,我们可以捕捉到有关教学实验的信息:对教育数学,学生教师均表示欢迎,认为新的概念方法别具一格,简捷易懂,易于接受。  宁波教育学院的崔雪芳教授曾组织在初一教正弦的实验课,得出的结论是:学生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后续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期待,学习的动力被进一步激发;在三角、几何、代数间搭建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思维通道,后续学习的思维空间得到整体的拓展。  从2012年到2015年,在广州市科协项目支持下,广州市海珠实验中学青年教师张东方,对两个班105名学生,做了初中全程的“重建三角”教学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学生的思维更活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提升。中考数学成绩优秀率达到100%,而对比班级为67%。  成功的实验引起了关注。有些师范学院把教育数学列入教学内容,组织相关教学实验;农村山区的实验学校,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进步也很快;不少老师自发地投入教学实践,组织课外活动,编写校本教材,推广教育数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三十年磨一剑,把数学变容易在初中里开始成为现实。  解析几何、向量能不能变容易?微积分呢?  莱布尼茨问过,点如何相加?我们提出的“点几何”给出了最为浅显的回答,由此对上千个几何问题给出了简单清楚的恒等式解答。这解答立刻能转化为向量、复数或坐标的表达方式。这将把解析几何、复数、向量的学习变得更容易。  历史上不少大家如拉格朗日,曾致力于建立不用极限的容易理解的微积分,都未成功。后人普遍认为此路不通。《普林斯顿微积分读本》干脆宣称,如果没有极限概念,微积分将不复存在。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我曾致力把微积分变容易,虽小有所获,终因进展艰难而停顿。在林群学长这方面长期坚持不懈的探索启发激励下,近20年,我重拾此方向的研究。最近,我们发现,从一些很平常的想法出发,即使没有微积分,也能够系统而简捷地解决通常认为微积分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沿此思路,可以在引入极限之前严谨地建立微积分了。  著名英国数学家阿蒂亚认为,为了知识的传承,必须不断努力把它们简化和统一。他希望,“过去曾经使成年人困惑的问题,在以后的年代里,连孩子们都能容易地理解。”  把数学变容易,任重道远,但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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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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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第一轮扶持政策为中小企业应对危机提供了初步支持。要进一步助力中小企业转危为机,还需实施更多精准高效的政策。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尤其是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行业。春节本来是消费旺季,但许多企业却面临着无法开工带来的房租、工资、存货以及贷款等巨大压力。由于中小企业本身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获取金融资源有限,在疫情冲击下,大量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告》统计,截至2018年末,我国共有中小微企业1807万家,占全部规模企业法人单位的99.8%,吸纳就业人员23300.4万人,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79.4%,全年营业收入达到188.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全年营业收入的68.2%。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占比达50.6%。可以说,“六稳”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稳定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快速推出强有力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十分必要,也非常紧迫。  为应对突发事件对中小企业的负面冲击,海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例如,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英国、日本等国专门制定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亏损弥补救助计划,允许中小企业营业亏损向前弥补或退税。此外,各国还赋予中小企业更多自主权来选择纳税方式,并加大研发扣除、折旧等优惠政策的实施力度。  此次疫情冲击带来的主要影响之一,是中小企业财务流动性,造成短期资金链压力。因此,多地纷纷从金融信贷、税负减免、稳岗就业等层面推出支持政策。比如,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惠企十条”,上海切实为中小企业直接减负超127亿元,宁波也出台了“18条”措施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围绕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第一轮扶持政策为中小企业应对危机提供了初步支持。要进一步助力中小企业转危为机,还需实施更多精准高效的政策。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科学分析,准确识别风险点,重点关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采取多种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人员队伍,避免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做到精准施策,对疫情期间受影响比较严重的交通运输、旅游、餐饮等行业,实行定向税收减免措施,以部分抵扣其亏损额度,保证后续发展。针对受冲击严重的生产和外贸型企业,有效出台应急政策,包括减免租金、减税降费、放松贸易信贷等。  有效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提高金融扶持的精准性,政府应指导商业银行制定并落实定向支持中小企业的相关计划。  加强信息公开与沟通,有效传达经济政策的意图,做到信息透明,并接受舆论监督,更好地引导预期和信心。  着眼长远,借机推进经济社会系统各项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完善,如完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健全行业监管标准,免费培训提高员工素质等。  (作者陈海强、洪永淼单位系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汪寿阳单位系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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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源头。只有能够率先发现基础科学规律、开发应用前沿引领技术的国家,才可能随之形成引领性、带动性强的战略性产品和战略性产业,掌握巨大的经济优势与持久的领先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多次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源头供给,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因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竞争格局中,世界主要国家围绕科技创新策源地和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础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加快打造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  以原始创新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我国处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发展阶段时,依托综合成本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强劲增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取得了一批重要科学发现和重大原创技术,但主要创新模式仍然是技术跟踪模仿、商业模式创新。一些战略性新兴领域,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源头供给的支撑引领,出现了低端产能过剩、长远投资不足的局面。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整体进入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传统动能难以维持持续增长,如果继续采用以往路径,差距势必进一步拉大,甚至被长期锁定在产业价值链分工格局的低端位置。这一客观形势,倒逼我国更加重视基础理论、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源头创新。  当前,我国人均GDP与全球平均水平尚有差距,科技创新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只有部分发达地区已经或正在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作为人口、经济、科技大国,我国完全有条件在重点技术领域和区域,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特色优势,建设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较长时期以来,我国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试验开发方面,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例偏低。2018年,基础研究投入为5.5%,比2004年下降0.5个百分点;应用研究投入为11.1%,比2004年下降9.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地方和企业更关注试验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未来,各地应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推动创新,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占比,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打通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之间的联动通道。要坚持“三个面向”,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打造一批原始创新策源地和原创性战略产业集群。  集合国家优势科技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  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更依赖于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创新第一动力。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具有基础性、源头性、体系性、累积性和衍生性等特点。繁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源源不断地催生出不确定性的前沿技术和重大创新,对策源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基础性、决定性和长期性影响。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理念层面已形成共识,而在行动上,为适应原始创新、创新策源的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需求,政府治理方式须向“源头引领”转型。特别是发达地区和战略科技力量,有条件有责任率先探索引领型发展。  2018年10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勉励企业“要有志气和骨气加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2019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等明确要求。2019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中国科学院“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国立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有责任加快建立新的科研范式和创新组织模式,集合国家优势科技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  2019年11月2日至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上海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就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而言,要“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形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成果,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科创中心和怀柔、张江、合肥、深圳综合性科学中心。雄安、海南、杭州、南京、西安、成都、武汉、郑州、沈阳等地区和城市都在加紧谋划深化创新,湾区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将引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  当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内在关联日益增强,各个环节都存在大量的原创机会。就“源头科学”创新而言,可能引发新学科、颠覆性技术、新产业兴起,甚至形成新技术经济范式,催生新经济时代来临。为更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策源功能,国家正在布局国家实验室建设,重塑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国家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引导发达地区、国立科研机构和领先企业更加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在不具备或失去“源头科学”创新机会的条件下,应将科技创新的焦点引导到“源头技术”创新机会的动态识别、前瞻选择和系统布局上。在重点区域和领域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将对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广受关注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年时间实现大规模交付,反映了中国供应链体系的高质量和高效率。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从企业创新主体数量、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规模及强度、从业人员数量来看,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明显提升。未来,要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创造生态,激发超大规模微观创新主体活力,以基础研究带动前沿技术集成开发、融合应用,以源头技术带动新产业发展,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带动创新的良性循环。应加快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科学家进企业、企业家进实验室,共同开展技术预判和产业前瞻,凝练科学问题,开展共性基础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造更多科学、技术方面的源头创新机会。应推动政产学研用紧密合作,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和系统配套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作者:万劲波,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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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人们也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对付’不确定性,以达到调控目的或期望目标。但是,就像我们在理想化的封闭环境中通过练习学会了开车,真正到了复杂开放的实际公路上,还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理想模型与现实情况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解决它的一个有力且必要的机制就是实时反馈调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郭雷表示。  前不久,在法国召开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决策与控制大会上,郭雷荣获国际自动控制领域颇具声望和影响力的学术荣誉之一“波德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科学家。他在会议期间作了唯一的大会报告“波德讲座”。近日,他在回国后分享了题为《反馈与不确定性》的报告内容。  “无处不在”  郭雷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反馈控制与学习算法一样,也将扮演关键角色,两者都是对付系统不确定性的有力手段。控制系统是自动化或智能化系统的“大脑”,支配控制系统运行的是控制算法。  研究控制算法如何具体设计,如何保障其具有安全、稳定、优化等良好性能的学科是控制系统理论,而这一理论核心和关键的概念就是反馈。  “反馈无处不在,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说,反馈普遍存在于动物和机器中,存在于几乎一切有目的的行为中。在控制系统中,反馈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系统性能的影响。”郭雷说,“反馈与不确定性”是控制论的核心议题,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是富有挑战性的基本科学问题。  近百年来,关于反馈控制和不确定性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应用上,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例如,现代控制理论和电子通信先驱波德就留下了两大“遗产”:波德图和波德积分公式,它们对线性系统控制器的设计分析和反馈系统局限性的理解认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三个故事”  关于以反馈对付不确定性,郭雷在报告中讲了三个典型“故事”:自校正调节器(线性系统的非线性反馈);比例—积分—微分(PID)控制器(非线性系统的线性反馈);反馈机制能力(非线性系统的非线性反馈)。  首先是自校正调节器。郭雷指出,它的稳定性与收敛性被认为是自适应控制领域的“中心问题”。其表面看起来基本而又自然,但本质上却是由一组很复杂的非线性与非平稳随机动态方程所刻画,这使其研究过程中面临意想不到的数学困难。也正因如此,自校正调节器的稳定性和收敛性曾经是控制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著名难题。  郭雷随后讲述了他如何实现理论研究的突破,从而建立自校正调节器的全局稳定性、渐近最优性、最优收敛速度等重要性能的过程,特别提到对智能系统基础理论研究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比如,在处理复杂系统问题时,在人工智能系统设计中实现机器学习与实时决策的有机结合,这种“边学习边控制”的反馈机制,对真正“智能行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再者是“比例—积分—微分(PID)”控制器。这是一种仅通过利用控制系统输出的偏差来校正输入端信号的线性反馈控制方法,具有无模型、数据驱动、简单易用等特点。  “越简单有效的方法往往越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郭雷说,PID控制器具有百余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实际工程技术系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控制器,例如,95%以上的过程控制迴路都是基于PID控制。PID控制被誉为“控制工程师的面包和黄油”,也被认为“没有它就没有现代文明”。  郭雷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实际系统都是非线性不确定性系统,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理论研究却都集中在线性系统,并且控制器参数的选取一般凭借经验或实验。因此,PID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存在着较大鸿沟,控制理论学者有责任来填补它。  近年来,郭雷与合作者在PID控制的基础理论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它们不仅奠定了PID在工程中成功应用的理论基础,还将为进一步改进或设计实际工程控制系统提供理论指导。  “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郭雷看来,目前在控制理论中有两大领域与“反馈与不确定性”研究的关系最密切,那就是鲁棒控制和自适应控制。但是,由于问题提法的不同,以前很少有具体研究结果涉及反馈机制对付不确定性的最大能力和根本局限。  他说:“面对系统的不确定性,我们不仅要知道反馈机制能够做什么,更要知道它不能做什么,这样会激励我们不断改进控制器的设计,以接近或达到理论上最大能力的极限,也可以减少系统建模和学习的压力,还能避免在控制器设计中走不必要的弯路。”  “控制论发展至今,虽然进展很大,但远未成熟。”郭雷表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研究越来越复杂的控制系统成为可能,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挑战性新问题,而对它们的研究往往仍然依赖于对控制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理解。  郭雷认为,除了不确定性外,社会、经济、生物领域的许多复杂系统和未来“智能”工程系统等都需要加以调控,但它们作为被控对象可能会有自己的“追求目标”。对这类复杂系统的控制,已经超出传统控制论或博弈论框架,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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