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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克时艰之际,我们能够感受到积极乐观和大爱精神,如对患者的关心、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对战斗在抗疫一线各行业人员的致敬,这都是疫情中社会心理的重要表现  在经历重大突发事件后有一些负面情绪,是人的正常反应。人类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通过心理应激反应来提醒我们对外部环境保持警觉、及时调整自己适应环境。  不同人的心理应激反应表现不同。除对上述情绪的影响外,对认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认知负荷大: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信息,有些难辨真伪。这些良莠不齐的信息占用大脑认知加工资源,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和判断力下降。这种情况下,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方法自我调适。如果情绪压力大,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学习放松技术;如果认知压力大,应当减少各种信息的影响,少看手机,多读书或做其他有益身心的事;如果行为方面变化比较大,应当提醒自己及时调整。  国家和社会各层面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已开通多种渠道提供必要心理服务。国家卫健委出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要求实时研判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人群心理健康动态变化,分级、分类、分阶段干预。各地心理学科研和教学机构、学术组织与社会组织,也在通过心理热线、在线心理咨询、公益讲座、科普文章等方式为人们提供心理服务和科学支撑。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不断推进,大部分人生产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正常,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需要重视起来。患者和家属、疫情严重区域的人们,包括在抗疫一线战斗过的医护工作者、管理者及其家属,他们应当受到社会更多关爱。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以及从业人员、面临升学和就业的学生及家庭等,疫情后心理重建也需要及时跟进。  共克时艰之际,我们能够感受到积极乐观和大爱精神,如对患者的关心、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对战斗在抗疫一线各行业人员的致敬,这都是疫情中社会心理的重要表现。方舱医院里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起跳广场舞的画面“刷屏”,就让我们感受到乐观和信心的力量。  在抗疫的日子,许多人也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工作以及人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近日开展的网络调查研究中发现,这次疫情会对民众生活和心理健康带来一些改变,如更加注意身体锻炼和个人卫生、作息更加规律;还有一些深层次影响,如更加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更能感受到人间真爱,更能认识到个人工作对于社会的意义。  抗击疫情,我们感受到普通人的强大力量。这次疫情中,每个人都是防控重要一环,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不聚会,大家会自觉思考如何做才对抗疫有帮助。疫情中,我们看到一队队“最美逆行者”,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工作者显示出中国最强正能量,从他们的无私奉献中,我们体会到世界充满爱。  抗击疫情再次凸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社会心理服务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应对疫情乃至社会治理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心理需要,在个人、组织、社会、文化等层面做好心理服务,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成为社会治理体系有机组成,有法律法规和运行机制保障,有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支持,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更好地应对种种挑战。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  推荐读物:  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心理自助与疏导指南》: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2.《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心理调适指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指导;人民卫生出版社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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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首次提出党的组织力概念,并在《论持久战》中把政治组织力的强弱作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予以深刻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这是党中央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新部署、新目标、新举措,为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  国家科研机构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内涵,相比其他基层党建领域,有着自身独有的领域特色。国家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既是现代化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体现国家战略意图、提升和发展科技实力的关键途径。国家科研机构的这一战略定位,决定了凝神、聚力、融合、协同成为考量组织力的重要标准。如何围绕国家科研机构的战略定位和创新特点提升组织力,是国家科研机构基层党建工作的紧迫课题。  (一)  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基层党组织来说,组织力是指党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其基本任务,将组织内部的各种要素进行调配、统合,从而展现出的整体合力。主要包括八个方面。一是提升政治领导力。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国家科研机构的治理之中,参与决定重大问题并监督实施,促进各项创新任务完成。二是提升思想引领力。积极传播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科技强国的目标共识,引导科研人员提高推进科技创新能力。三是提升群众凝聚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站稳群众立场,加强群众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引领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四是提升社会号召力。始终坚持“三个面向”,坚持创新为民理念,深入了解和服务民生科技需求,在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中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主导作用。五是提升创新驱动力。把围绕创新、引领创新、驱动创新、服务创新作为根本任务,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六是提升组织覆盖力。推动党的组织建在研究所、实验室、课题组、野外台站等等,并根据重大任务创新、组织结构调整等及时建立党组织,做到党组织全覆盖。七是提升文化凝聚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八是提升自我革新力。着力解决自身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二)  坚持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的辩证统一。国家科研机构的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科研机构整体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注重党的建设与科技创新的有机融合,找准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工作的结合点,做到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软,努力克服“两张皮”现象,形成“双轮互动”的良好局面。要深刻理解整建制优势和建制化团队的内涵,深刻理解国家科技机构所体现国家意志的特质,积极参与筹建国家实验室。  坚持政治建设与理论武装的辩证统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国家科研机构把握方向的作用,加强对国家科研机构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监督检查。国家科研机构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要始终坚持把理论武装放在前面,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学习,切实学懂、弄通、做实。积极在党组织内部和外部开展多形式的思想引领活动,主动、系统地向党员、群众开展思想教育活动,为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夯实思想基础。  坚持提高科学化水平与提高质量的辩证统一。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需要积累;党的建设质量,是一个目标性的要求。国家科研机构在基层党建中要严格落实中央精神,同时紧密结合科研工作实际,深化对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的认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积极运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进而提高党建工作整体质量。  坚持组织设置与组织评价的辩证统一。开展组织设置对照、检查工作,通过“照镜子”的方式排查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组织设置问题。结合重大任务实施、创新布局调整等,及时解决国家科研机构基层党组织组织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组织设置修正。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做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一体性呈现。坚持规范性、制约性与指导性相统一,构建出具有现实规范、思想行为制约、具体操作指导的高效度评价体系。  坚持文化凝聚与学术自主的辩证统一。坚持“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在自主科技创新过程中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同时,要注重科技创新的固有规律和特征,充分尊重学术自主,坚持学术的自由探索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学术共同体的科学精神和价值追求相结合,不断推进“充满活力、包容兼蓄、和谐有序、开放互动”的党建创新生态系统,让每一颗金子发光,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自豪感、成就感、公平感、归属感、幸福感。  (胥伟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任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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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语  原始创新,是“从0到1”的突破,常常意味着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因此,人们更热衷于“1到N”的技术应用和提升,用技术集成回避关键技术问题的研发,有时候更是回避那些“卡脖子”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不敢“碰硬”。但实际上,科技发展没有“从0到1”的突破是不行的。  近日,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等5部门联合制定《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中国科学报》特别推出“寻找‘从0到1’的密钥——关于原始创新的启示”系列报道,通过剖析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创新案例,试图找出原始创新背后的逻辑,分析目前我国原始创新所面临的各方阻力,以期获得启示和思考。  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从民国初年起步,至今不过一百余年。20世纪上半叶,由于内忧外患,科学事业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科学事业得到党和政府的空前重视而迅速发展,重大成果不断涌现。  1956年,国家首次颁发科学奖金,当时的评选范围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的科学成果,获得一等奖的三项成果至今被公认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注意,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美国化学会等专业学会,在美国科学促进会1960年年会期间举办了一次新中国科学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科学的快速进步非常值得重视。事实上,随着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两弹一星”、胰岛素合成等重大成果相继完成,与20世纪上半期相比,中国科学可以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遗憾的是,十年动乱打乱了中国科学前进的步伐。而国家科学奖的评选则早在第一次评选后就中止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科学事业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重建了科技奖励制度,追认1956年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为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于1982年评选出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其中一等奖包括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研究、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等9项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的重大成果。1987年第三届一等奖成果达到了空前的11项。然而此后每两年一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出现了多次空缺,包括1991、1995年空缺,1999~2001年连续三届空缺(1999年后改为每年评选一次),以及2004、2005、2007、2008、2010~2012年空缺。  一般而言,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成果具有较高的原创性。1993年的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称:“在科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能推动本学科或者相关学科的发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对经济建设有重大的影响,学术上为国际首创或者领先的研究成果,可评为一等奖。”这个标准就是要求较高的原创性。事实上,一等奖成果中不乏经过历史检验的、国际公认的重大成就。如首届华罗庚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被丘成桐教授称为中国现代数学家能够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三项成果之一,丘成桐认为华罗庚这一成果比西方至少早了10年;邹承鲁的胰岛素分子A链和B链的拆合以及“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及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等工作,也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因此,我们不妨拿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成果来检视我国科学原始创新能力。  十几年前,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续多届空缺,曾引起科学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原始创新在于积累,一般新中国成立20年左右就会出现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其实从历史看,我国的原创成果出现得比较早,遗憾的是被政治运动打断了。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可是为什么到了上世纪末我国原始创新出现了低落的局面?除了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的影响之外,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科技体制改革一度也产生了偏差,如本来就不高的科研经费进一步削减,造成了新的人才流失和学科发展波折,许多领域的学术积累再度深受影响,教训十分深刻。  随着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和1998年以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发展,这一局面迅速扭转。20多年来,国家的科技投入稳步增长,科技条件建设彻底改观,优秀科学家的待遇大幅提高,重大科技产出的数量大幅增长,质量也稳步提升。我国科技人员的国际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数都位居世界第二,2018年高被引论文占世界份额已居世界第3位。但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获奖情况看,虽然自2013年来不再空缺,但数量并不多,个别获奖成果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不少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很突出,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中国科学发展的拦路虎。  21世纪初,由于一等奖连续空缺而引发原始创新问题讨论之后,国家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一些重要科教单位也部署了许多重大科研项目,都试图通过增加重点投入来引导产出重大成果。确实,其中一些重大项目也产出了若干获得包括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内的国内国际重要奖项的成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始创新不足的现实。这种模式还可能存在过于重视硬件条件,而忽视了体制机制层面深化改革的问题。投入的增加,在成果的产出数量上可以立竿见影,但原始创新的根本重在发挥优秀科学家的个人作用,追求卓越。  从历史来看,我国重大科技成果以国家任务为导向的产出比例较高,而自由研究成果占比较少。恰恰是某些任务导向性的重要成果往往在原创性上存在争议。从世界科技史上来看,绝大多数重要的原始创新并不是规划得来的。科学家的创造性不但需要国家民族使命感的激发,还依赖于他们对于科学的热爱和自主探索,这就需要科学共同体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我国在科学共同体的建设和科教机构的治理制度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成果的一些典型案例剖析,相信会启发人们对我国原始创新有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促进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大幅提升中国科学的原始创新能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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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的发展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人才的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对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  当前社会,科技人才的竞争越发剧烈,随着国家科技水平的进步与科研投入的增长,科技领域的人才需求也随之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形成完善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才能全面增强科技人才的活力。  对人才要进行有效识别分类  科技人才是具有专业技术的特殊人才。近年来,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持续增长,各类型的科技人才不断涌现,科技人才队伍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家和各地政府目前虽有各类科技人才计划,引导与支持着科技人才的发展,但是科技领军人才、战略型科学家等仍然缺乏。除了向全球引进,对科技人才的早期发现、定向培养及支持也非常重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好的科技人才需要进行科学识别,要善于发现人才,尽早发现人才。  首先,人才成长是最耽误不得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成长是有规律性的,要培养一个有专业特长的人才,需要经历长时期的教育与磨练,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发现与识别至关重要。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在青年时期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要重视青年人才的挖掘。一般而言,一个高素质的人才往往要经过高等教育、社会实践、国际交流等多种方式,才能实现全面发展,这个过程大约需要20多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学习、实践与积累。只有经过各个环节的科学实践与磨练,才能使科技人才真正成熟起来,从而能够在竞争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其次,要想尽早发现科技人才,尤其是优秀人才,就需要重视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机制,对科技人才进行有效识别。优秀的科技人才往往都具有共同的特质——富有创新精神、善于独立思考、学习能力强、相关理论基础扎实等。我们需要对科技人才的特点进行分析,专业化、科学化、精准化的有效识别科技人才。除了以上特质之外,优秀的科技人才往往还具有良好的科研战略观和敏锐的科研洞察力,具有广博而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创新性思维,具有领导力及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等特质。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未来或许可以对科技人才进行更为有效和精准的判别,让人才的识别更加科学化。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对每个阶段的人才成长的教育背景、工作条件、工作成果、团队合作、领导能力等多种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并对科技人才的发展潜力进行科学评价,进而对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做出预判。由此可以更好地识别每个科技人才的类型与特点,相应地提供有针对性的培养与引导。这有利于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真金不怕火炼”,科技人才需要通过大量的科研实践活动来识别,根据实践中的各种表现以及最终的科研产出对科技人才的能力进行更为精准的判别。  我们还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成长本身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必须注意到学科的差异性,对不同学科的人才要有适合学科特点的评价原则和标准,不是静态的“一刀切”,要形成对人的整体评价而非简单的成果评价。要注意到人才不同阶段的特点,在不同的阶段给出不同的评价原则和标准,不能唯成果、指标主义。这样,一方面可以挖掘出成熟的科技人才;另一方面,也不错失那些有着巨大潜能的科技人才。科技人才的发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要关注人才的现在,更要注重人才的未来。通过健全科技人才吸引体系来发现科技人才,并且形成长效机制,不断完善科技人才发现机制,为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广阔平台与宽松环境。  为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人的成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同时我们又希望可以让人才快速成长与发展,这就要形成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一个人能够作出重大科技成就的时间非常有限,中青年时期是科技人才重要的创新期,是能够产出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培养人才不是拔苗助长,而是要尽可能提供给人才良好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平台,使科技人才后顾无忧,有充足的科研时间,安心做好科研工作。  一个完善的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应该是全方位的。优秀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包括科研人员的性格、品德、对科研的兴趣与坚持、良好的机遇和条件等多个方面。  一个人的成长不仅需要自身的不懈努力,更要有良好的环境支持,需要合理的评价机制。同时,优秀的科技人才还需要家庭、工作单位、社会支持等多方面全力协作才能培养而成。全社会要形成尊重科技人才的良好氛围,为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助力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每一个科技人才的教育背景、思维方式、专业方向、生活环境等都不相同,其成长的速度也不相同,在培养途径、培养时限、评价指标等多方面需要给予更多的灵活性,让人才更宽松地成长,更轻松地积累,以起到厚积薄发的效果。同时要使科技人才流动渠道畅通,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将科技人才的潜能有效发挥出来。  人才难得,一将难求,培养人才任重道远。要不断完善科技人才培养机制,首先要让科技人才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和科学精神。优秀的科技人才往往在学术道德、科研能力、组织协调等方面具有突出表现,而且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团队凝聚力,高尚的道德修养是成为优秀科技人才的首要条件。以社会需求导向为目标培养不同类型的科技人才。通过对不同类型科技人才的特点进行分析,完善科技人才的多元化培养模式,优化科技人才不断成长与发展的生长环境。  最后,要加强科技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加大科技人才国际化培养力度,使科技人才具有世界一流的视野,加强推动青年科技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学习,培养国际化的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引导和支持科技人才和世界顶尖的团队合作,加快科技领军人才和科研团队的培养。  巧用激励措施激发科研人员创造力  科技人才潜能的发挥及积极性的调动需要有良好的激励机制,从而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只有在良好的氛围和灵活的评价机制下,给人才成长提供足够的空间,才能使各类人才都能有效发挥出才能。  我们还要激励人才敢坐冷板凳,敢于攻坚克难,不图快、不争名夺利,让原始创新更受重视,从而形成让科研回归到科研本身的积极向上风气。  完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首先要建立长效机制,其核心是优化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评价制度的好坏是要看它能否形成有效激励与正向激励,使科技人才能够有效发挥潜能。要摒弃指标主义和帽子主义,要让科研人员拥有良好的基本物质条件,让其真正热爱科研,将科研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并对科研减少功利性需求,惟其如此才能让科研人员不走捷径、耐心攻关,从而作出原创性的重大成就。评价制度的优化应考虑人才成长的长期性。这种长期效应的评价体系应该考核科技人才的综合素质及科研能力、社会影响力及预期发展潜力、团队能力及基础条件等多个要素。评价制度的优化还需要对科技人才进行科学分类评价,不仅要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还要与成果应用评价有效结合起来,要考虑科研产出对社会效益的影响。考核评价的导向要变成有效激励,而不是形成扼制科研人员成长与发展的约束条件。  完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还需要切实提高科技人才的基本待遇、福利,让科技人才拥有良好的生活保障,能够投入充分的时间做好科研工作。  该机制应能真正解放科研人员,对科研人员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使科研人员不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申报各种项目。需要创新科技人才管理的体制机制,为优秀科技人才提供稳定的科研条件和潜心研究的良好环境,加快培养有潜力的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科技人才激励还要精准化。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科技人才的特质,分析各类科技人才的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完善精准化的激励机制,保障科技人才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形成有效激励。通过加强物质激励、精神激励、个人与团队激励等多种方式,使科研人员的工作得到承认与认可,真正激发科研人员的潜能与创造力,使科技人才乐于科研、勇于创新。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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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烈性病原体存在新奇的传染、致病特征,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国家安全。针对新发传染病暴发和传播链条的关键环节,明确疫情防控各节点重大需求,将科技防控作为保底手段,研发攻关对策和防控模式,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风险预警需求与生物安全事件监测技术  我国目前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的检测技术体系,形成了由核心和区域实验室,以及800余个哨点医院组成的传染病症候群监测报告网络。但监测预警主要集中在一系列已知传染病威胁上,目前的挑战是要可靠地监测新发、未知传染病威胁和病原体溯源。而据有关专家估计,现在有50万种还未发现的病毒能感染人类。环境取样是进行有效和及时响应的关键前端活动之一,但当前的采样及随后环境样品分析方法十分繁琐,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超出当前生物监测和实验室检测能力。  要研制气溶胶采集器、生物触发与探测器、室内自动化生物侦检系统、移动式生物检测系统等自动化、智能化和小型化生物侦检技术装备。同时,基于技术融合、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与数学启发,建立将传统监测方式与气象和人口动态背景数据等结合在一起的网格式、移动、远程监测装备及体系,组建病原体即时监测技术群与在线监测预警系统,提供对潜在病原体背景和峰值情况的即时、持续性监测,以便能够提前数日、数周感知重大疾病暴发。  态势感知、风险决策需求与疫情预测建模技术  基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信息处理手段,可以预测疾病的出现或疫情暴发,追踪疫情发展历程,从而达到对疫情的态势感知、风险决策与主动应对。国际上,美国政府多个政府部门实施多项疫情建模计划支持疫情防控决策,以预测具有军事意义且事关国家安全的人传疾病传播情况等,其中比较典型的决策支持系统包括国家生物医学情报中心开发的传染病评估系统、国土安全部国家生物监测整合中心系统,后者整合各类疫情数据,提高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能力,并网络链接到国家安全态势感知和联合指挥系统。  我国科技重点研发计划已经部署生物危害模拟仿真和风险评估技术研究等。亟须有针对性地开展重要病原微生物气溶胶在军事要地、重点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等不同环境下的扩散动力学以及规律研究,建立生物危害事件发展动力学模型,评估生物事件的直接、次生衍生危害效应,重演事件发生、发展及演化成灾的全过程,发展态势感知与疫情发展预测能力。  切断传播链条需求与暴露人群的快速可靠诊断技术  人际之间传播的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对响应时间要求最紧迫。许多急性传染病感染者在症状表现出来之前已经具有传染性。在疫情传播链条中,确诊密切接触或暴露于特定病原体环境的个体是关键环节,对其是否感染、具有传染性发现得越早,就越容易做好防控对策。将重大传染性疾病确诊时间点提前的每一小步方法改善、将疫情处置时间点前置,都会显著扩大下一步疫情防控的“操作空间和自由度”,满足决策者的决策时间周期和公众安全需要,控制疫情进一步扩散。  对致病微生物暴露生物效应的早期识别、建立准确便捷的诊断技术是关键。通过基因组学、元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分子方法,非破坏性测序等改进,阐明病原体暴露原因和影响,发现并验证能够反映早期效应、具有高表征价值的生物标志物,进而开发基于生物芯片、纳米传感、质谱流式细胞技术等高度敏感、特异和尽可能使用方便的传染病诊断方法。其中,微流体设备是“芯片实验室”诊断设备,使诊断在病床边和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更易获得、更可用、更有用。发展手持式、真正的便携式装置,在现场实现预先诊断功能。无细胞诊断技术利用工程化的遗传路径制造用于诊断的蛋白质,可以生成肉眼可见的快速比色输出,能用于恶劣环境中的疾病诊断。  应急医疗需求与医疗对策快速生产部署技术  疫情进一步蔓延后,需要个人和科研防护产品、疫苗、抗体和药物等医疗对策快速生产和部署,以便控制潜在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快速进行人员救治,保持社会基本面稳定。然而,开发针对特定传染病原体的疫苗或药物需要通过研究、开发、临床试验、检验等,耗时很长。虽然广谱性疫苗和药物的研究及通用技术平台和产品规范化研究工作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人用治疗药物、抗体和疫苗的快速、高效大量生产平台方面还尚未建立。为应对上述极端情况,亟须加快应急医疗对策产品发现、设计、制造和检测的标准化平台技术建设。  开发应对烈性传染病新一代个人防护装备,重点研发过滤效率高、阻力低、同时具有杀菌抑菌的新功能性过滤材料。建立快速分析未知烈性病原体的特征抗原表位、保护性抗原表位及其特异性抗体技术,缩短新发病原体的疫苗和抗体候选制剂的研发周期;进行体外人体免疫系统模拟设计,加速候选疫苗抗体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估。建设先进开发与制造创新中心,开发可用于多种药品或疫苗的制造工艺而不是只能生产某一种类型的应急制造工艺技术。  战略安全形势研判需求与综合集成研讨技术  传染病疫情暴发有复杂的成因,如城市化、人口流动、气候变化、土地开发、病原体进化等等宿主和环境的变化,传染病重大疫情防控的立足点必须战略前置。国际上,世界银行《从恐惧和忽视到投资健康安全:国家层面资助疾病大流行应对现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系列报告、减少核威胁倡议组织等提出的“全球健康安全指数”、兰德公司的“传染病脆弱性指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未来大流行性病原体的特征”研究等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对科技、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等塑造国家安全行为的情况和社会发展基本趋势进行战略形势预判。  作为国家战略决策的关键环节,国家生物安全环境净评估极端重要而迫切,因其涉及众多行为主体和主客观要素而极其困难。为有效廓清当前和下一步生物安全及国家安全宏观图景,必须转变思维,加紧形成一套较为科学的流程与技术方法。充分运用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等战略科学家提出的综合集成研讨方法,组织自然、社会、人文、情报等科技领域专家,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融合科学理论与经验知识,对防控对象、方法和重大问题的“现在时”和“将来时”有一个整体掌控,跳出专业窠臼来总揽全貌,为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加强国家防控科技能力提供理论指引。  同时必须注意到,坚定的大局意识和可塑的顶层设计,精诚团结、协同创新的科学研究共同体,高效灵活的监管、质监与采购机制和渠道,有序开展、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科技攻关,提供新发疫情防控的核心解决方案,这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关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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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跟学生说,你学会了科研,毕业后最好的职业是做科学记者,我们的媒体需要学过科学、懂得科研的记者。”2月2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直播了一场公开课,被问及如何看待媒体过度报道科研成果时,他这样回应。  本次公开课主题为科研诚信和科研创新,蒲慕明将对科研成果的浮夸报道归为科研不端行为中的灰色地带。他直言,过度报道科研成果,会导致大众对科学家产生不信任。  “不断有媒体报道癌症的重大突破,但怎么到现在癌症还没有解决?”“媒体会为了吸引人眼球(这样做),但科学素质很重要,很多工作人员不能真正理解科研内容。科学家夸大,他就借着这个夸大继续作报道,没有独立判断。”蒲慕明表示。  只要在权威期刊上发布成果,就称之为重大突破,对于这种浮夸的报道现象,蒲慕明表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科学界都存在。  “明明心里知道没那么重要,为了强化论文的重要性,就进行夸大、不实报道。对这种行为,我们的社会文化是容忍的、媒体是容忍的,同行看到这种不实的报道,时间久了,对这个科学家是有评价的。”  公开课上,蒲慕明还谈到剽窃、论文不实署名、项目评审不端等科研灰色地带。他指出,灰色地带的问题通常很难被发现,科研管理机构和科研单位未有明确规则指南,此类不端行为被广泛容忍。无论是研究组长还是工作人员,都应在实操层面负起责任。  整场直播持续近3小时,课程进行到一半,在线观看人数达18.7万。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子纷纷在直播弹幕中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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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物构所相位匹配红外NLO晶体材料研究取得进展
大连化物所基于酶单分子纳米胶囊技术的生物传感器研究获进展
营养与健康所合作发现调控肝癌代谢重编程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