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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的发展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人才的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对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  当前社会,科技人才的竞争越发剧烈,随着国家科技水平的进步与科研投入的增长,科技领域的人才需求也随之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形成完善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才能全面增强科技人才的活力。  对人才要进行有效识别分类  科技人才是具有专业技术的特殊人才。近年来,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持续增长,各类型的科技人才不断涌现,科技人才队伍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家和各地政府目前虽有各类科技人才计划,引导与支持着科技人才的发展,但是科技领军人才、战略型科学家等仍然缺乏。除了向全球引进,对科技人才的早期发现、定向培养及支持也非常重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好的科技人才需要进行科学识别,要善于发现人才,尽早发现人才。  首先,人才成长是最耽误不得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成长是有规律性的,要培养一个有专业特长的人才,需要经历长时期的教育与磨练,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发现与识别至关重要。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在青年时期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要重视青年人才的挖掘。一般而言,一个高素质的人才往往要经过高等教育、社会实践、国际交流等多种方式,才能实现全面发展,这个过程大约需要20多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学习、实践与积累。只有经过各个环节的科学实践与磨练,才能使科技人才真正成熟起来,从而能够在竞争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其次,要想尽早发现科技人才,尤其是优秀人才,就需要重视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机制,对科技人才进行有效识别。优秀的科技人才往往都具有共同的特质——富有创新精神、善于独立思考、学习能力强、相关理论基础扎实等。我们需要对科技人才的特点进行分析,专业化、科学化、精准化的有效识别科技人才。除了以上特质之外,优秀的科技人才往往还具有良好的科研战略观和敏锐的科研洞察力,具有广博而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创新性思维,具有领导力及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等特质。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未来或许可以对科技人才进行更为有效和精准的判别,让人才的识别更加科学化。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对每个阶段的人才成长的教育背景、工作条件、工作成果、团队合作、领导能力等多种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并对科技人才的发展潜力进行科学评价,进而对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做出预判。由此可以更好地识别每个科技人才的类型与特点,相应地提供有针对性的培养与引导。这有利于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真金不怕火炼”,科技人才需要通过大量的科研实践活动来识别,根据实践中的各种表现以及最终的科研产出对科技人才的能力进行更为精准的判别。  我们还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成长本身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必须注意到学科的差异性,对不同学科的人才要有适合学科特点的评价原则和标准,不是静态的“一刀切”,要形成对人的整体评价而非简单的成果评价。要注意到人才不同阶段的特点,在不同的阶段给出不同的评价原则和标准,不能唯成果、指标主义。这样,一方面可以挖掘出成熟的科技人才;另一方面,也不错失那些有着巨大潜能的科技人才。科技人才的发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要关注人才的现在,更要注重人才的未来。通过健全科技人才吸引体系来发现科技人才,并且形成长效机制,不断完善科技人才发现机制,为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广阔平台与宽松环境。  为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人的成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同时我们又希望可以让人才快速成长与发展,这就要形成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一个人能够作出重大科技成就的时间非常有限,中青年时期是科技人才重要的创新期,是能够产出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培养人才不是拔苗助长,而是要尽可能提供给人才良好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平台,使科技人才后顾无忧,有充足的科研时间,安心做好科研工作。  一个完善的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应该是全方位的。优秀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包括科研人员的性格、品德、对科研的兴趣与坚持、良好的机遇和条件等多个方面。  一个人的成长不仅需要自身的不懈努力,更要有良好的环境支持,需要合理的评价机制。同时,优秀的科技人才还需要家庭、工作单位、社会支持等多方面全力协作才能培养而成。全社会要形成尊重科技人才的良好氛围,为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助力科技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每一个科技人才的教育背景、思维方式、专业方向、生活环境等都不相同,其成长的速度也不相同,在培养途径、培养时限、评价指标等多方面需要给予更多的灵活性,让人才更宽松地成长,更轻松地积累,以起到厚积薄发的效果。同时要使科技人才流动渠道畅通,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将科技人才的潜能有效发挥出来。  人才难得,一将难求,培养人才任重道远。要不断完善科技人才培养机制,首先要让科技人才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和科学精神。优秀的科技人才往往在学术道德、科研能力、组织协调等方面具有突出表现,而且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团队凝聚力,高尚的道德修养是成为优秀科技人才的首要条件。以社会需求导向为目标培养不同类型的科技人才。通过对不同类型科技人才的特点进行分析,完善科技人才的多元化培养模式,优化科技人才不断成长与发展的生长环境。  最后,要加强科技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加大科技人才国际化培养力度,使科技人才具有世界一流的视野,加强推动青年科技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学习,培养国际化的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引导和支持科技人才和世界顶尖的团队合作,加快科技领军人才和科研团队的培养。  巧用激励措施激发科研人员创造力  科技人才潜能的发挥及积极性的调动需要有良好的激励机制,从而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只有在良好的氛围和灵活的评价机制下,给人才成长提供足够的空间,才能使各类人才都能有效发挥出才能。  我们还要激励人才敢坐冷板凳,敢于攻坚克难,不图快、不争名夺利,让原始创新更受重视,从而形成让科研回归到科研本身的积极向上风气。  完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首先要建立长效机制,其核心是优化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评价制度的好坏是要看它能否形成有效激励与正向激励,使科技人才能够有效发挥潜能。要摒弃指标主义和帽子主义,要让科研人员拥有良好的基本物质条件,让其真正热爱科研,将科研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并对科研减少功利性需求,惟其如此才能让科研人员不走捷径、耐心攻关,从而作出原创性的重大成就。评价制度的优化应考虑人才成长的长期性。这种长期效应的评价体系应该考核科技人才的综合素质及科研能力、社会影响力及预期发展潜力、团队能力及基础条件等多个要素。评价制度的优化还需要对科技人才进行科学分类评价,不仅要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还要与成果应用评价有效结合起来,要考虑科研产出对社会效益的影响。考核评价的导向要变成有效激励,而不是形成扼制科研人员成长与发展的约束条件。  完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还需要切实提高科技人才的基本待遇、福利,让科技人才拥有良好的生活保障,能够投入充分的时间做好科研工作。  该机制应能真正解放科研人员,对科研人员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使科研人员不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申报各种项目。需要创新科技人才管理的体制机制,为优秀科技人才提供稳定的科研条件和潜心研究的良好环境,加快培养有潜力的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科技人才激励还要精准化。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科技人才的特质,分析各类科技人才的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完善精准化的激励机制,保障科技人才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形成有效激励。通过加强物质激励、精神激励、个人与团队激励等多种方式,使科研人员的工作得到承认与认可,真正激发科研人员的潜能与创造力,使科技人才乐于科研、勇于创新。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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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烈性病原体存在新奇的传染、致病特征,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国家安全。针对新发传染病暴发和传播链条的关键环节,明确疫情防控各节点重大需求,将科技防控作为保底手段,研发攻关对策和防控模式,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风险预警需求与生物安全事件监测技术  我国目前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的检测技术体系,形成了由核心和区域实验室,以及800余个哨点医院组成的传染病症候群监测报告网络。但监测预警主要集中在一系列已知传染病威胁上,目前的挑战是要可靠地监测新发、未知传染病威胁和病原体溯源。而据有关专家估计,现在有50万种还未发现的病毒能感染人类。环境取样是进行有效和及时响应的关键前端活动之一,但当前的采样及随后环境样品分析方法十分繁琐,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超出当前生物监测和实验室检测能力。  要研制气溶胶采集器、生物触发与探测器、室内自动化生物侦检系统、移动式生物检测系统等自动化、智能化和小型化生物侦检技术装备。同时,基于技术融合、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与数学启发,建立将传统监测方式与气象和人口动态背景数据等结合在一起的网格式、移动、远程监测装备及体系,组建病原体即时监测技术群与在线监测预警系统,提供对潜在病原体背景和峰值情况的即时、持续性监测,以便能够提前数日、数周感知重大疾病暴发。  态势感知、风险决策需求与疫情预测建模技术  基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信息处理手段,可以预测疾病的出现或疫情暴发,追踪疫情发展历程,从而达到对疫情的态势感知、风险决策与主动应对。国际上,美国政府多个政府部门实施多项疫情建模计划支持疫情防控决策,以预测具有军事意义且事关国家安全的人传疾病传播情况等,其中比较典型的决策支持系统包括国家生物医学情报中心开发的传染病评估系统、国土安全部国家生物监测整合中心系统,后者整合各类疫情数据,提高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能力,并网络链接到国家安全态势感知和联合指挥系统。  我国科技重点研发计划已经部署生物危害模拟仿真和风险评估技术研究等。亟须有针对性地开展重要病原微生物气溶胶在军事要地、重点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等不同环境下的扩散动力学以及规律研究,建立生物危害事件发展动力学模型,评估生物事件的直接、次生衍生危害效应,重演事件发生、发展及演化成灾的全过程,发展态势感知与疫情发展预测能力。  切断传播链条需求与暴露人群的快速可靠诊断技术  人际之间传播的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对响应时间要求最紧迫。许多急性传染病感染者在症状表现出来之前已经具有传染性。在疫情传播链条中,确诊密切接触或暴露于特定病原体环境的个体是关键环节,对其是否感染、具有传染性发现得越早,就越容易做好防控对策。将重大传染性疾病确诊时间点提前的每一小步方法改善、将疫情处置时间点前置,都会显著扩大下一步疫情防控的“操作空间和自由度”,满足决策者的决策时间周期和公众安全需要,控制疫情进一步扩散。  对致病微生物暴露生物效应的早期识别、建立准确便捷的诊断技术是关键。通过基因组学、元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分子方法,非破坏性测序等改进,阐明病原体暴露原因和影响,发现并验证能够反映早期效应、具有高表征价值的生物标志物,进而开发基于生物芯片、纳米传感、质谱流式细胞技术等高度敏感、特异和尽可能使用方便的传染病诊断方法。其中,微流体设备是“芯片实验室”诊断设备,使诊断在病床边和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更易获得、更可用、更有用。发展手持式、真正的便携式装置,在现场实现预先诊断功能。无细胞诊断技术利用工程化的遗传路径制造用于诊断的蛋白质,可以生成肉眼可见的快速比色输出,能用于恶劣环境中的疾病诊断。  应急医疗需求与医疗对策快速生产部署技术  疫情进一步蔓延后,需要个人和科研防护产品、疫苗、抗体和药物等医疗对策快速生产和部署,以便控制潜在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快速进行人员救治,保持社会基本面稳定。然而,开发针对特定传染病原体的疫苗或药物需要通过研究、开发、临床试验、检验等,耗时很长。虽然广谱性疫苗和药物的研究及通用技术平台和产品规范化研究工作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人用治疗药物、抗体和疫苗的快速、高效大量生产平台方面还尚未建立。为应对上述极端情况,亟须加快应急医疗对策产品发现、设计、制造和检测的标准化平台技术建设。  开发应对烈性传染病新一代个人防护装备,重点研发过滤效率高、阻力低、同时具有杀菌抑菌的新功能性过滤材料。建立快速分析未知烈性病原体的特征抗原表位、保护性抗原表位及其特异性抗体技术,缩短新发病原体的疫苗和抗体候选制剂的研发周期;进行体外人体免疫系统模拟设计,加速候选疫苗抗体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估。建设先进开发与制造创新中心,开发可用于多种药品或疫苗的制造工艺而不是只能生产某一种类型的应急制造工艺技术。  战略安全形势研判需求与综合集成研讨技术  传染病疫情暴发有复杂的成因,如城市化、人口流动、气候变化、土地开发、病原体进化等等宿主和环境的变化,传染病重大疫情防控的立足点必须战略前置。国际上,世界银行《从恐惧和忽视到投资健康安全:国家层面资助疾病大流行应对现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系列报告、减少核威胁倡议组织等提出的“全球健康安全指数”、兰德公司的“传染病脆弱性指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未来大流行性病原体的特征”研究等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对科技、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等塑造国家安全行为的情况和社会发展基本趋势进行战略形势预判。  作为国家战略决策的关键环节,国家生物安全环境净评估极端重要而迫切,因其涉及众多行为主体和主客观要素而极其困难。为有效廓清当前和下一步生物安全及国家安全宏观图景,必须转变思维,加紧形成一套较为科学的流程与技术方法。充分运用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等战略科学家提出的综合集成研讨方法,组织自然、社会、人文、情报等科技领域专家,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融合科学理论与经验知识,对防控对象、方法和重大问题的“现在时”和“将来时”有一个整体掌控,跳出专业窠臼来总揽全貌,为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加强国家防控科技能力提供理论指引。  同时必须注意到,坚定的大局意识和可塑的顶层设计,精诚团结、协同创新的科学研究共同体,高效灵活的监管、质监与采购机制和渠道,有序开展、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科技攻关,提供新发疫情防控的核心解决方案,这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关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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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跟学生说,你学会了科研,毕业后最好的职业是做科学记者,我们的媒体需要学过科学、懂得科研的记者。”2月2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直播了一场公开课,被问及如何看待媒体过度报道科研成果时,他这样回应。  本次公开课主题为科研诚信和科研创新,蒲慕明将对科研成果的浮夸报道归为科研不端行为中的灰色地带。他直言,过度报道科研成果,会导致大众对科学家产生不信任。  “不断有媒体报道癌症的重大突破,但怎么到现在癌症还没有解决?”“媒体会为了吸引人眼球(这样做),但科学素质很重要,很多工作人员不能真正理解科研内容。科学家夸大,他就借着这个夸大继续作报道,没有独立判断。”蒲慕明表示。  只要在权威期刊上发布成果,就称之为重大突破,对于这种浮夸的报道现象,蒲慕明表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科学界都存在。  “明明心里知道没那么重要,为了强化论文的重要性,就进行夸大、不实报道。对这种行为,我们的社会文化是容忍的、媒体是容忍的,同行看到这种不实的报道,时间久了,对这个科学家是有评价的。”  公开课上,蒲慕明还谈到剽窃、论文不实署名、项目评审不端等科研灰色地带。他指出,灰色地带的问题通常很难被发现,科研管理机构和科研单位未有明确规则指南,此类不端行为被广泛容忍。无论是研究组长还是工作人员,都应在实操层面负起责任。  整场直播持续近3小时,课程进行到一半,在线观看人数达18.7万。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子纷纷在直播弹幕中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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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及国家能源局共同编制的《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个地热能开发利用的五年规划,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地热产业的“第二个春天”。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启航的奠基之年。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时刻,中国的地热能发展取得了哪些成绩,未来又该往何处去?针对这一命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汪集旸。  把脉资源禀赋,瞄准实际需求  “不论发展什么能源,核心原则都是第一看禀赋,第二看需求,地热也不例外。”汪集旸开门见山地说,“这也是我们面向‘十四五’规划时必须坚守的原则。”  中国地热资源储量丰富,经初步估算,约占全球地热资源的六分之一。但中国的地热资源以中、低温为主,高于150℃的高温地热资源仅分布在西藏地区、云南腾冲和台湾。对发电来说,一般是温度越高越好,而中低温地热则更适于发展区域供暖、旅游、康养、保健等。  上世纪70年代是中国地热能发展的“第一个春天”,以西藏羊八井电站为代表的一座座地热电站拔地而起。然而多数地区的地热资源受温度所限,事实上并不适合用来发电。随着我国地热产业进入低潮期,当初建造的地热电站也渐渐废弃,只剩下羊八井电站和广东丰顺邓屋中低温电站还在勉力维持。  “我国不适合一味追求地热发电。但至少在西藏地区,地热发电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汪集旸说,“滇藏地热带可供开发的地热资源约为500万千瓦,而我们只开发了羊八井地热电站的25万千瓦,潜力非常巨大。单论羊八井电站,也有很大的扩容空间,哪怕再扩充一倍,就能满足拉萨地区的用电需求。”  他同时强调,地热发展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需求。“比如腾冲地区有丰富的小水电站,电力需求已不是主要矛盾。但这里恰恰有着独特的地热景观,因此我们对腾冲地区的建议是先别急着开发地热资源,而将该地丰富的高温地热标志,如沸泉、大滚锅、喷气孔等,作为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打造成一个中国的‘黄石公园’。”  那么,根据资源秉赋和需求情况,中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大方针应该是怎样的呢?  汪集旸如此总结道:“热”“电”并举,西“电”东“热”——在高温地热丰富的西部地区优先发展地热发电,反之则优先发展地热供暖;“深”“浅”结合,由“浅”及“深”——从浅层地热资源开始开发,逐步深入;“干”“湿”有度,先“湿”后“干”——现阶段不宜不计成本地开发干热岩,而应优先用好水热系统;“天”“地”合一,“动”“静”结合——充分发挥“地热能+”的模式,与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互补联动。  “十三五”机遇与挑战并存  自地热能“十三五”规划发布以来,国内地热产业迎来了一系列新机遇。  2017年12月,十部委共同印发《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对北方地热供暖做出了具体安排。  2018年1月,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促进北方采暖地区燃煤减量替代的通知》。  2018年6月,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热则热、宜煤则煤的原则推进清洁取暖。总体思路中添加了“宜热则热”,也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实践论证,地热供暖得到肯定认可,未来将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  “特别是以‘雄县模式’为代表的探索,给我国地热行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汪集旸说。  自2014年起,河北雄县正式决定以地热为主的集中供热取代燃煤,建设华北地区首座无烟城。到2019年,雄县11个自然村5000余户村民都能在冬天用上地热供暖。估算每年可替代标煤万余吨,减排二氧化碳3万余吨。中国石化与雄县政府还创新采取“取热不取水”的方式开发利用地热资源,取热之后100%回灌地下水,在实现地热能可持续利用的同时,也保持地下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安全。  但与此同时,我国地热发展仍然面临产业发展不协调、管理制度不协调、扶持政策不充分等问题。  “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当前对地热能的优惠和补贴等政策缺乏统一标准,存在优惠力度不足、补贴模式不科学等问题。”汪集旸说,“比如,目前采用的事前和生产环节补贴模式,直接补贴居多,缺乏市场化的手段,而且补贴发放不及时、不到位,领取周期过长。这些都导致补贴的效果大打折扣。”  “十四五”须加强顶层设计  面对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汪集旸表示自己有三大期望。“如果把这几块抓住、抓好了,地热能将为我国能源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首先是让西藏地区的高温地热资源充分发挥作用,满足西藏当地的取暖用电需求。当前一批大型央企已经进驻西藏开发地热,“这是很好的势头”。  第二是在长三角这类“冬冷夏热”地区,充分利用好地热资源,解决该地区的冬季区域供暖和夏季空调制冷问题。“大家知道,长三角地区至今没有统一供暖规划。天冷的时候,各家各户会自行选择空调、天然气甚至烧煤来取暖。这不仅浪费能源,也会造成大量污染。”汪集旸说,“如果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的中低温地热资源,哪怕解决长三角地区一半的供暖问题,也是很大的贡献。”  第三是我国东部老油田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我国东部地区的一批老牌油田,如大庆油田、辽河油田、胜利油田、中原油田等,都已经到了开发晚期,有些甚至已经“油田”变“水田”。  “我曾在华北油田的一口井上测温,井口温度达到了104℃,而且水量非常丰沛。”汪集旸说,“像这样的‘油田’,完全可以逐步转变为‘地热田’。比起一口井几百万元的改造费用,它的效益将是惊人的。”  最后,汪集旸强调,必须加强地热能开发的顶层设计:“地热只是可再生能源大家庭中的一员,必须放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大局中去规划。”他所强调的“地热+”思想,就是把地热和风电、水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结合利用。  “与多数可再生能源相比,地热的最大优势是‘稳定’。这意味着在与其他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协同时,地热可以发挥类似火电的调峰作用,有效减少弃风、弃光等问题。”汪集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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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重要,但难学。改善数学教育是世纪性世界大课题。  30年前,我在一本书里提出了“教育数学”的想法。所谓教育数学,就是为教育改造数学,把数学变得更容易。要让概念更平易,推理更简捷,方法更有力。  40多年前,我在新疆一个农场中学教数学时,有几件事情启发了我,让我认识到数学能够变得更容易。1977年的一道高考题,我用小学里的面积计算方法做出来了。1978年的一道奥数题,我又是用基于小学知识的面积方法找到了一个不到两行的证明。10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其实是发现了一种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新方法。  三角难懂,我用菱形面积定义正弦,接着通过面积计算轻松获得了正弦定理和正弦和角公式。对此,初二学生说容易懂,记得牢,有趣。  40年后,我才知道,数学教育大师弗赖登塔尔曾提出,能否提前两年先学正弦。我找到了三角学在小学数学知识基础上的生长点,实现了他的设想。  1979年,我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整理了这些心得,写了《平面几何新路》等读物。不久,我又结合讲微积分的体会,在1989年出版了《从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一书,提出了“教育数学”的观点,举出了一批把数学变容易的实例,涉及几何、三角和微积分。  “教育数学”的主张赢得了广泛赞同。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专家们在多届委员会年会上就教育数学进行了深入交流。  数学究竟能不能变容易,还是要由教学实践来检验。为了为教学实践做更多准备,提供可操作的内容,2006年,我在《数学教学》和《数学通报》撰文,提出了“重建三角,全局皆活”的主张;2009年,我写了《一线串通的初等数学》,作为科学出版社《走进教育数学》丛书中的一册出版。  经过30年的发酵,重建三角的思路,终于开始渗入课堂。  从相关学术刊物和学位论文,我们可以捕捉到有关教学实验的信息:对教育数学,学生教师均表示欢迎,认为新的概念方法别具一格,简捷易懂,易于接受。  宁波教育学院的崔雪芳教授曾组织在初一教正弦的实验课,得出的结论是:学生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后续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期待,学习的动力被进一步激发;在三角、几何、代数间搭建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思维通道,后续学习的思维空间得到整体的拓展。  从2012年到2015年,在广州市科协项目支持下,广州市海珠实验中学青年教师张东方,对两个班105名学生,做了初中全程的“重建三角”教学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学生的思维更活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提升。中考数学成绩优秀率达到100%,而对比班级为67%。  成功的实验引起了关注。有些师范学院把教育数学列入教学内容,组织相关教学实验;农村山区的实验学校,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进步也很快;不少老师自发地投入教学实践,组织课外活动,编写校本教材,推广教育数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三十年磨一剑,把数学变容易在初中里开始成为现实。  解析几何、向量能不能变容易?微积分呢?  莱布尼茨问过,点如何相加?我们提出的“点几何”给出了最为浅显的回答,由此对上千个几何问题给出了简单清楚的恒等式解答。这解答立刻能转化为向量、复数或坐标的表达方式。这将把解析几何、复数、向量的学习变得更容易。  历史上不少大家如拉格朗日,曾致力于建立不用极限的容易理解的微积分,都未成功。后人普遍认为此路不通。《普林斯顿微积分读本》干脆宣称,如果没有极限概念,微积分将不复存在。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我曾致力把微积分变容易,虽小有所获,终因进展艰难而停顿。在林群学长这方面长期坚持不懈的探索启发激励下,近20年,我重拾此方向的研究。最近,我们发现,从一些很平常的想法出发,即使没有微积分,也能够系统而简捷地解决通常认为微积分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沿此思路,可以在引入极限之前严谨地建立微积分了。  著名英国数学家阿蒂亚认为,为了知识的传承,必须不断努力把它们简化和统一。他希望,“过去曾经使成年人困惑的问题,在以后的年代里,连孩子们都能容易地理解。”  把数学变容易,任重道远,但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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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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