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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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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第一轮扶持政策为中小企业应对危机提供了初步支持。要进一步助力中小企业转危为机,还需实施更多精准高效的政策。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尤其是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行业。春节本来是消费旺季,但许多企业却面临着无法开工带来的房租、工资、存货以及贷款等巨大压力。由于中小企业本身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获取金融资源有限,在疫情冲击下,大量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告》统计,截至2018年末,我国共有中小微企业1807万家,占全部规模企业法人单位的99.8%,吸纳就业人员23300.4万人,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79.4%,全年营业收入达到188.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全年营业收入的68.2%。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占比达50.6%。可以说,“六稳”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稳定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快速推出强有力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十分必要,也非常紧迫。  为应对突发事件对中小企业的负面冲击,海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例如,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英国、日本等国专门制定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亏损弥补救助计划,允许中小企业营业亏损向前弥补或退税。此外,各国还赋予中小企业更多自主权来选择纳税方式,并加大研发扣除、折旧等优惠政策的实施力度。  此次疫情冲击带来的主要影响之一,是中小企业财务流动性,造成短期资金链压力。因此,多地纷纷从金融信贷、税负减免、稳岗就业等层面推出支持政策。比如,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惠企十条”,上海切实为中小企业直接减负超127亿元,宁波也出台了“18条”措施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围绕中小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第一轮扶持政策为中小企业应对危机提供了初步支持。要进一步助力中小企业转危为机,还需实施更多精准高效的政策。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科学分析,准确识别风险点,重点关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采取多种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人员队伍,避免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做到精准施策,对疫情期间受影响比较严重的交通运输、旅游、餐饮等行业,实行定向税收减免措施,以部分抵扣其亏损额度,保证后续发展。针对受冲击严重的生产和外贸型企业,有效出台应急政策,包括减免租金、减税降费、放松贸易信贷等。  有效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提高金融扶持的精准性,政府应指导商业银行制定并落实定向支持中小企业的相关计划。  加强信息公开与沟通,有效传达经济政策的意图,做到信息透明,并接受舆论监督,更好地引导预期和信心。  着眼长远,借机推进经济社会系统各项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完善,如完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健全行业监管标准,免费培训提高员工素质等。  (作者陈海强、洪永淼单位系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汪寿阳单位系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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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源头。只有能够率先发现基础科学规律、开发应用前沿引领技术的国家,才可能随之形成引领性、带动性强的战略性产品和战略性产业,掌握巨大的经济优势与持久的领先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多次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源头供给,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因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竞争格局中,世界主要国家围绕科技创新策源地和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础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加快打造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  以原始创新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我国处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发展阶段时,依托综合成本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强劲增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取得了一批重要科学发现和重大原创技术,但主要创新模式仍然是技术跟踪模仿、商业模式创新。一些战略性新兴领域,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源头供给的支撑引领,出现了低端产能过剩、长远投资不足的局面。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整体进入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传统动能难以维持持续增长,如果继续采用以往路径,差距势必进一步拉大,甚至被长期锁定在产业价值链分工格局的低端位置。这一客观形势,倒逼我国更加重视基础理论、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源头创新。  当前,我国人均GDP与全球平均水平尚有差距,科技创新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只有部分发达地区已经或正在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作为人口、经济、科技大国,我国完全有条件在重点技术领域和区域,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特色优势,建设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较长时期以来,我国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试验开发方面,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例偏低。2018年,基础研究投入为5.5%,比2004年下降0.5个百分点;应用研究投入为11.1%,比2004年下降9.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地方和企业更关注试验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未来,各地应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推动创新,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占比,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打通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之间的联动通道。要坚持“三个面向”,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打造一批原始创新策源地和原创性战略产业集群。  集合国家优势科技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  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更依赖于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创新第一动力。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具有基础性、源头性、体系性、累积性和衍生性等特点。繁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源源不断地催生出不确定性的前沿技术和重大创新,对策源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基础性、决定性和长期性影响。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理念层面已形成共识,而在行动上,为适应原始创新、创新策源的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需求,政府治理方式须向“源头引领”转型。特别是发达地区和战略科技力量,有条件有责任率先探索引领型发展。  2018年10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勉励企业“要有志气和骨气加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2019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等明确要求。2019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中国科学院“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国立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有责任加快建立新的科研范式和创新组织模式,集合国家优势科技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  2019年11月2日至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上海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就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而言,要“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形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成果,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科创中心和怀柔、张江、合肥、深圳综合性科学中心。雄安、海南、杭州、南京、西安、成都、武汉、郑州、沈阳等地区和城市都在加紧谋划深化创新,湾区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将引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  当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内在关联日益增强,各个环节都存在大量的原创机会。就“源头科学”创新而言,可能引发新学科、颠覆性技术、新产业兴起,甚至形成新技术经济范式,催生新经济时代来临。为更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策源功能,国家正在布局国家实验室建设,重塑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国家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引导发达地区、国立科研机构和领先企业更加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在不具备或失去“源头科学”创新机会的条件下,应将科技创新的焦点引导到“源头技术”创新机会的动态识别、前瞻选择和系统布局上。在重点区域和领域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将对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广受关注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年时间实现大规模交付,反映了中国供应链体系的高质量和高效率。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从企业创新主体数量、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规模及强度、从业人员数量来看,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明显提升。未来,要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创造生态,激发超大规模微观创新主体活力,以基础研究带动前沿技术集成开发、融合应用,以源头技术带动新产业发展,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带动创新的良性循环。应加快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科学家进企业、企业家进实验室,共同开展技术预判和产业前瞻,凝练科学问题,开展共性基础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造更多科学、技术方面的源头创新机会。应推动政产学研用紧密合作,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和系统配套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作者:万劲波,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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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人们也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对付’不确定性,以达到调控目的或期望目标。但是,就像我们在理想化的封闭环境中通过练习学会了开车,真正到了复杂开放的实际公路上,还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理想模型与现实情况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解决它的一个有力且必要的机制就是实时反馈调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郭雷表示。  前不久,在法国召开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决策与控制大会上,郭雷荣获国际自动控制领域颇具声望和影响力的学术荣誉之一“波德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科学家。他在会议期间作了唯一的大会报告“波德讲座”。近日,他在回国后分享了题为《反馈与不确定性》的报告内容。  “无处不在”  郭雷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反馈控制与学习算法一样,也将扮演关键角色,两者都是对付系统不确定性的有力手段。控制系统是自动化或智能化系统的“大脑”,支配控制系统运行的是控制算法。  研究控制算法如何具体设计,如何保障其具有安全、稳定、优化等良好性能的学科是控制系统理论,而这一理论核心和关键的概念就是反馈。  “反馈无处不在,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说,反馈普遍存在于动物和机器中,存在于几乎一切有目的的行为中。在控制系统中,反馈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系统性能的影响。”郭雷说,“反馈与不确定性”是控制论的核心议题,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是富有挑战性的基本科学问题。  近百年来,关于反馈控制和不确定性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应用上,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例如,现代控制理论和电子通信先驱波德就留下了两大“遗产”:波德图和波德积分公式,它们对线性系统控制器的设计分析和反馈系统局限性的理解认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三个故事”  关于以反馈对付不确定性,郭雷在报告中讲了三个典型“故事”:自校正调节器(线性系统的非线性反馈);比例—积分—微分(PID)控制器(非线性系统的线性反馈);反馈机制能力(非线性系统的非线性反馈)。  首先是自校正调节器。郭雷指出,它的稳定性与收敛性被认为是自适应控制领域的“中心问题”。其表面看起来基本而又自然,但本质上却是由一组很复杂的非线性与非平稳随机动态方程所刻画,这使其研究过程中面临意想不到的数学困难。也正因如此,自校正调节器的稳定性和收敛性曾经是控制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著名难题。  郭雷随后讲述了他如何实现理论研究的突破,从而建立自校正调节器的全局稳定性、渐近最优性、最优收敛速度等重要性能的过程,特别提到对智能系统基础理论研究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比如,在处理复杂系统问题时,在人工智能系统设计中实现机器学习与实时决策的有机结合,这种“边学习边控制”的反馈机制,对真正“智能行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再者是“比例—积分—微分(PID)”控制器。这是一种仅通过利用控制系统输出的偏差来校正输入端信号的线性反馈控制方法,具有无模型、数据驱动、简单易用等特点。  “越简单有效的方法往往越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郭雷说,PID控制器具有百余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实际工程技术系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控制器,例如,95%以上的过程控制迴路都是基于PID控制。PID控制被誉为“控制工程师的面包和黄油”,也被认为“没有它就没有现代文明”。  郭雷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实际系统都是非线性不确定性系统,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理论研究却都集中在线性系统,并且控制器参数的选取一般凭借经验或实验。因此,PID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存在着较大鸿沟,控制理论学者有责任来填补它。  近年来,郭雷与合作者在PID控制的基础理论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它们不仅奠定了PID在工程中成功应用的理论基础,还将为进一步改进或设计实际工程控制系统提供理论指导。  “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郭雷看来,目前在控制理论中有两大领域与“反馈与不确定性”研究的关系最密切,那就是鲁棒控制和自适应控制。但是,由于问题提法的不同,以前很少有具体研究结果涉及反馈机制对付不确定性的最大能力和根本局限。  他说:“面对系统的不确定性,我们不仅要知道反馈机制能够做什么,更要知道它不能做什么,这样会激励我们不断改进控制器的设计,以接近或达到理论上最大能力的极限,也可以减少系统建模和学习的压力,还能避免在控制器设计中走不必要的弯路。”  “控制论发展至今,虽然进展很大,但远未成熟。”郭雷表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研究越来越复杂的控制系统成为可能,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挑战性新问题,而对它们的研究往往仍然依赖于对控制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理解。  郭雷认为,除了不确定性外,社会、经济、生物领域的许多复杂系统和未来“智能”工程系统等都需要加以调控,但它们作为被控对象可能会有自己的“追求目标”。对这类复杂系统的控制,已经超出传统控制论或博弈论框架,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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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本报推出报道《建立国家自然博物馆,何须等》;之后,在汲取《人与生物圈》杂志“自然博物馆专辑”相关内容的同时,本报记者又采访了几位专家,于今年1月推出报道《造一座国家级自然博物馆》。两篇报道在业内引起热烈反响,激发了诸多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一直关注并推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设,近日,本报记者就国家自然博物馆建设的困境、路径与未来等问题专访了他。  《中国科学报》:从40年前中国科学院四位院士裴文中、徐仁、郑作新、周明镇提出建设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议以来,中国科学界对此的呼吁就没有停止过,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段历史吗?  许智宏:建立国家自然博物馆是我国几代科学家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建立国家级的自然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联合组建了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办公地点就在故宫。1958年自然博物馆在天桥落成,1962年正式命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归属到北京市,现为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下属单位。  首都北京没有一个国家级自然博物馆,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遗憾。为此,历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的裴文中、徐仁、郑作新和周明镇几位院士,在1980年出版的《大自然》杂志上联名呼吁,一个“国家级自然历史博物馆势在必建”。  纵观全球,凡科技强国、经济强国,都非常重视自然博物馆的建设,都有代表国家形象的国立自然博物馆,其历史也大都有二三百年之久。而我国,直到今天也没有建立起国家自然博物馆。为此,继裴文中等几位院士之后,又有许多专家学者呼吁恢复或者新建国家级自然博物馆。20年前,一位名叫袁建民的作者曾写文章统计:1980年~2001年,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档案里,有70多位科学界的代表和委员对重建国家级自然博物馆先后提出过10次议案和提案,继而又有农工党中央就建设新馆问题两次提交提案。  2006年,时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李承森的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提议得到科学界的大力支持。匡廷云等26位院士联名上书国务院,发出建设国家级自然博物馆的呼吁,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了批示,但该批示下达后便无声息了;2009年,洪德元院士向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调研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当面提出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议;2018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周琪向北京市提交了关于在北京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内参;2019年两会期间,科技界政协委员赵进东、周忠和、种康、万建民和徐旭东,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设立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提案。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多年来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提议一直未能落实。希望这次能在主管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将这件事提上议事日程,以推动这一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提升我国大国形象十分重要的建设项目落地。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设始终无法落实的原因是什么?  许智宏:说起来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设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相关部门同心协力科学规划、打破条块限制、统筹整合各种资源,这件事涉及面广,本身具有难度;再加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建馆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牵扯到部门和地方利益时也会产生掣肘现象,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外部因素,造成了建馆命运多舛的结局。  2006年,26位院士联名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国科学院与北京自然博物馆联合创建国家级自然博物馆,因未理顺建馆管理体制等多种原因,温总理的批示没有得到落实。现在看来,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事关全局,应当明确建馆主体和事权,由国家相关机构负责落实。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馆主体应是怎样的?  许智宏:当年在故宫筹建中央自然博物馆时,中国科学院是主要的组建单位之一。对于未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筹备工作,我建议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和自然资源部共同协作。中国科学院主导科学设计、学科布局、科普教育,以及标本征集和展览陈列。由中国科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中的植物、动物、矿物、古生物以及地质、地理、天文、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院士和科学家组建学术指导委员会,实施科学建馆、科学管理和科学运营。  我们知道,自然博物馆有五大功能——公众教育、科学研究、标本收藏、科普展览和休闲。现在有的博物馆只看重展览不重视科研,殊不知科学研究是科学普及的基础,没有一流的科研怎么能有一流的科普展览呢?  自然博物馆建设不应空壳化,甚至异化为游乐园。不是只有一座漂亮的建筑,就可以称其为自然博物馆了。目前,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我国科研工作者在上述工作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自然博物馆正是展示这些成果和向观众进行科学普及的最佳平台。同时,我们希望自然博物馆能拥有真正的科学文化内涵和有价值的馆藏资源,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贯穿其中,更要有相应的配套软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展馆模式。  《中国科学报》:您刚提到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是生态文明的需要,您所在的“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在推动建立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过程中,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许智宏:到目前为止,我们开展了三项工作来推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设:1.《人与生物圈》杂志在2019年4月出版了“自然博物馆专辑”;2.通过关注此事的科技界政协委员,2019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设立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提案;3.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专家组的成员对国内自然博物馆开展调研工作。  2018年,《人与生物圈》杂志的编辑了解到不少城都在扩建或新建自然博物馆(包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武汉、河南郑州、内蒙古呼和浩特、浙江安吉、广东深圳等),这与我国政府目前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高度重视不无关联。  考虑到我国至今没有一家能代表国家形象的自然博物馆,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推动这项工作向前发展。为此,《人与生物圈》杂志与上海自然博物馆合作出版了“自然博物馆专辑”,将国内10家主要的自然博物馆,包括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作了一番梳理;同时,也将国外知名的自然博物馆如英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等11家自然博物馆向国内读者作了图文并茂的介绍。除此之外,我们还约请了几位知名科学家再次发声呼吁建设国家级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院士为“自然博物馆专辑”撰写卷首语。  在编辑“自然博物馆专辑”期间,我们还与科技界的政协委员进行了多次沟通,通报了我们所做专题调研的情况,就主要问题形成共识后,在2019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赵进东、周忠和、种康、万建民和徐旭东,汲取了我们的有益建议,反复酝酿,数易其稿,最后形成了“关于设立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提案,并提交给全国政协。  为了解国内自然博物馆建设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组织了“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的一些专家,先后前往上海自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浙江自然博物院、天津自然博物馆(包括北疆博物院)和新建成的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进行调研,深切地感受到自然博物馆建设方兴未艾。  《中国科学报》:在对国内自然博物馆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有何主要发现?这对建立国家自然博物馆有何启示?  许智宏:近些年,我国的自然博物馆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可以让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窥探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奥秘,了解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形形色色的自然景观,从而培养爱护大自然和生态文明的观念。  但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地方自然博物馆因地域限制,管理体制不一,难以形成资源优势,面临不少困难。各地的自然博物馆隶属关系复杂多样,有归文化和旅游部门管理的,有归文物局管理的,也有属于科技系统的。主管部门不同,造成学科的受重视程度有差别。自然博物馆重展览、轻科研的情况比较严重。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可以对地方自然博物馆的工作做业务指导,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展馆网络,从总体上提高各地自然博物馆的地位并强化其功能。  《中国科学报》:从各方面看,国家自然博物馆“势在必建”,但数十年来推进困难重重,您对国家自然博物馆建设的未来期许如何?  许智宏:为了实现我国几代人为之追求的梦想,在新时期新时代,搜集、收藏、展示、解读在自然界出现过的重要物种,显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果,表达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和当代中国人尊重、爱护大自然的绿色意识,建立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应当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吧!有这样的精神动力,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和阻力呢?  我希望未来的国家自然博物馆一定要有一流的科学研究做支撑,以丰富的标本收藏做后盾,用现代科技传播手段展示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未来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将展示我国正在建设的国家公园、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国际重要湿地”、地质公园、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自然保护区,以及遍及东西南北中的丰富生物资源和自然风貌,成为公众学习科学知识、提升自然保护理念的科学圣殿。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0-01-16第5版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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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科研绝对不能避重就轻,要做就做国际一流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只要你敢‘碰硬’,我就不信做不出!”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福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微生物所)首届芳澜讲堂所作的报告中如是鼓励青年人。  在报告中,高福以“创新创业创造——坚持需求导向的微生物科学研究”为主题,呼吁青年人像老一辈科学家一样,树立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的科研志向,解决具有挑战性的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要和社会问题有效对接  在高福看来,当前中国“三创”面临的一系列“卡脖子”问题与基础研究跟不上不无关系。“‘卡脖子’问题背后是‘卡脑子’问题,而‘卡脑子’问题就是基础研究没跟上。”他说。  高福同时表示,基础研究要“两条腿走路”。其中,重要的“一条腿”就是国家需求。“国际科学前沿固然重要,但中国现在需要搞什么更加重要。”他补充说,“我们鼓励探索,但不是拍拍脑袋啥都探索,科学问题需要和社会问题有效对接。”  上世纪80年代,仍在山西农业大学读本科的高福曾与同学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搞科学会走什么样的路。“走英国的路?它是以基础研究为主。走日本的路?它一切都以应用需求为导向。”他说,回过头来想想,这二者并不矛盾。  “以前有人批评日本不做基础研究,尽做应用研究。”高福说。实际上,日本是瞄准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把科学问题和需求问题结合到一起。经过多年布局,日本的需求问题被逐个击破,诺奖也接踵而至,这是需求和基础问题结合在一起的缘故。  高福认为,盲目地“敢为人所不为”并不是创新,更不是创造,说到底是只想出发却不看前路、不知远方。“所以,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也留给大家去思考。”高福说。  找准问题刨根问底  在报告中,高福希望青年人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对问题刨根问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愿意看到现象、问题,但从来不去刨根问底找到本质;而找到本质以后,又不去思考其背后的自然规律。  以免疫学为例,他指出,1980年,全世界宣布消灭了天花,这是人类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把一个微生物从地球上消灭。中国人虽然早在几千年前就知道拿竹管用嘴吹牛痘预防天花,但却并没有思考其背后的原因。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看到挤奶工和他们的孩子不得天花,观察发现挤奶女工容易感染牛身上的一种轻微天花,通过给一名儿童接种牛痘,推动了疫苗和免疫学发展。  现在,免疫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学科。“西方药物的发展一开始也是草药,后来一看草药治疗效果差,就变成了成分已知的化学药物,然后是生物药和基因药物,现在已经有了第四代细胞药物。”高福说。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是明白以后的糊涂。”高福说,做研究最怕一辈子糊涂。他希望青年科学家找准要做的科学问题,刨根问底。  敢于尝试一流问题  “要做就做最难的问题!直接上手做科研,不要避重就轻,不要绕道!”高福在芳澜讲堂上呼吁。他指出,免疫学发展到今天,诸如艾滋病、流感疫苗等问题仍未解决。他鼓励青年科学家要敢于触碰前瞻性技术,解决国际一流问题。  微生物所历史上做出过不少“响当当”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如中国大陆第一篇《细胞》论文,就是由该所研究员王敖全等在1980年发表的。彼时,中国最大的技术出口项目也是由微生物所做出的,其维生素C发酵法在1985年以550万美元转让给瑞士Roche公司。  今天,中国的科研环境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高福呼吁,做研究绝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小富即安,不敢触碰世界一流课题。“能力有不同,但努力是相同的。努力学习达到极致,人才高地就建立起来了。”他说,“国际一流机构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强大自己是强大研究所的唯一途径。”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0-01-15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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