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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另一方面疫情也催生了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中,我们看到,生物医药技术在病毒检测分析和疾病诊疗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以医疗机器人、影像分析、大数据分析、智能红外测温和面部识别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尤其是在复工复产过程中,人工智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可凸显出更大作用:在病毒感染检测方面,人工智能可更多应用于CT影像分析技术,自动影像分析可配合核酸检测提高检测和诊断的准确率;在员工返岗方面,为保障交通运输途中的防护安全,除了一般的戴口罩、测温等防护措施,智能红外测温、面部识别等技术有助于提高安全检查的效率,保障人员流动的有序平稳;在生产和办公中,员工管理可采用自动测温、面部识别、口罩检测、空间距离检测、行为检测等技术对员工行为进行自动监控,用机器人完成巡检、客服等工作,降低病毒传染风险;在生产管理方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提高物流、人员和资源管理、工作调度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优化管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资源消耗。  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可发挥更大作用,也将是热门议题。面向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针对目前科技创新对社会和产业支撑不足的情况,我有以下建议和期待:第一,改革科研评价体系。当前,以论文为导向的研究对满足社会应用需求的不足日益凸显,需要更加强化面向科学问题和实际应用问题的成果评价体系。第二,推进高新技术应用。为推动高新技术转化为产业,技术研究者要着力将高大上的技术转化为实用易用的产品,降低技术应用的门槛。第三,全面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科研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推进各行业产业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将发挥关键作用,然而,人才缺口大、技术不够接地气等因素不利于创新和应用,要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科研创新和应用落地。第四,加强产业化人才培养和激励。产学研合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和产业之间仍然脱节,要加强产业化人才培养,并对技术转化工作制定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  (刘成林,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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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科学院2018年度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突出。中科院有4个单位入围2018年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3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金额”前10名,其中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位列前三。  此外,在“2018年高校院所奖励个人现金和股份总金额”“2018年高校院所以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方式转移转化科技成果合同金额”的榜单上,中科院属单位也表现不俗。  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中科院哪些具体措施发挥了良好的效应?在深入推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方面还将作何部署?就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  做“催化剂”和“加速器”  《中国科学报》:对比2018年发布的报告,中科院2018年的科技成果转化成绩相较2017年有了明显进步。结合中科院早在2016年就正式启动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请谈一下该行动对于中科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哪些作用?  严庆:中科院近年来科技成果转化成绩向好,背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成果的积累,得益于中科院从“知识创新工程”开始的一系列科技成果源头供给,这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客观基础。  二是环境的塑造,得益于自“十三五”以来,我国自上而下营造出非常好的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氛围,这其中包括《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和颁布,包括各部委、各地方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就位。中科院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正式启动了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的开展,在加速中科院相关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中扮演了“催化剂”和“加速器”的角色。  首先,专项行动在中科院形成了有利于成果转移转化的文化和氛围,推动了研究所有组织地开展成果转化工作,科学家不必再“单打独斗”地去转化。如中科院在《报告》中榜上有名的几家研究所,都在组织管理上下了很大功夫;其次,在“专项行动”框架下,中科院各研究所有的放矢地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方案和激励措施,有的还成立了所级管理服务平台,这使得中科院科技成果能够快速实现集中转移转化。  《中国科学报》:在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上,中科院制定相应政策时有哪些考量?  严庆:在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方面,中科院比原来加大了力度。高校也是如此,有的甚至都在探索把成果转化收益全部划归科研团队,这是比较有突破性的。  仅靠科研人员自己的积极性,要想完成一项或一系列成果的转移转化,特别是比较大、有影响的成果的转化,其实是很难的。这时候研究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很重要。  一支有一定专业性的从事成果转移转化的队伍,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着很大作用。我们在专项行动中,将进一步健全转化服务团队建设,除了激励成果发明人,也要调动技术转移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希望通过激励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积极开展“中试资源共享”  《中国科学报》:在接连两年的报告中,其中一项数据是“高校院所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比例。在2017年,全国高校与科研院所中,仅有9.5%(264家)的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其中只有19家认为其专门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2018年,这两组数据分别是688家单位(21.5%)和307家。  可以看出,这组数据虽然增幅很高,但其实也反映出,高校院所对“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存在分歧,而且即便设立了专门机构,也有超半数的高校院所不太认可该专门机构的重要性。你认为这组数据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中科院旗下的科研院所是如何看待和部署的?  严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之前一直困惑我们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其实高校更应该建立这样的专门机构,因为高校体量很大,研究所则体量各异。  从报告中上榜的研究所来看,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上海药物所等研发力量强且研究领域侧重于应用导向,在成果方面有积累且有可能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这样的研究所,我认为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事实证明这次上榜且表现好的研究所,也正得益于这样的机构。  不过,我大胆预测,在今年报告中表现好的研究所,在未来某年可能就没那么亮眼了,因为一个研究所总有那么多可转化的成果不太现实。  因此中科院一方面鼓励那些长期在成果转化方面做得好的研究所去建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一方面也在专项行动中提出建设一个集中运营的技术转移机构,为全院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支撑。  这个机构就是2016年7月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科院IP中心)。经过3年的试运营,现在的中科院IP中心经过重组,已进入第二期运营。  《中国科学报》:进入第二期运营的IP中心有什么变化?  严庆:目前的中科院IP中心,在努力引导研究所知识产权运用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向专业化发展的同时,还围绕中科院成果转化相对集中的三大领域——IT、医药、化工,分别依托中科院计算所、上海药物所、大连化物所建立专业性的IP运营管理的“分中心”。  分中心类似在中科院范围内的“中试资源共享”,这些依托单位在促进相关领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上都有很多软件和硬件的积累,我们通过分中心的建制上升到为全院这些领域的成果转化服务。  这也回答了研究所“要不要建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的问题。一些偏基础研究或规模小的研究所,可能没必要设立专门机构,它们的成果可以通过分中心实现转化。  此外我们也希望,通过专业领域的分中心可以把一些成果“打包转化”。比如化工材料领域的成果很多,但也很散;单个成果的经济价值不太高,如果涉及到国际竞争,小而散的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很容易被规避掉。我们设想通过分中心能够把不同研究所的成果嫁接、打包、整合转化,进而产生增值。  成果转化正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科学报》:除了进一步推进IP中心的“升级”之外,中科院在院级层面下一步还将重点关注哪方面的工作?  严庆:我们希望接下来在创投基金这方面下功夫。我们起先在专项行动中也明确要加强中科院科技创新资源与社会生产要素的紧密结合,加快形成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有效联动的融合发展体系。  目前的做法是联合中科院已有的创投资源,专门面向中科院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设立一个“联动创新母基金”,然后通过与文化理念相契合的社会资本的合作共同作用,帮助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逐步走向社会。  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此前的一些进展不尽如人意,但是这条路、这个方向我们还要继续推进。  《中国科学报》:在成果转化项目的支持方面,中科院科发局在选择上有哪些取舍?  严庆:中科院好的成果、明星项目,很受各类资助的青睐。但是我们注意到,有些项目是需要从头培育、孵化的,有些项目是具备一定熟化水平的,因此我们的定位就明确为,尽量支持那些已进入一定转化阶段的项目。  比如中科院“弘光专项”偏向支持“下游”,聚焦已取得突破并具有相当引领带动作用的重大战略技术与产品,以“后补助”的形式支持研究所,引导科研人员把有潜力的科研成果转移出去再转化。这样有利于利用社会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来完成成果的转化,后期的市场开发、业务开拓也顺理成章。  有时候科研人员在与社会各方合作时,可能会因担心被“甩下车”等问题而不愿意这样做,但我认为随着对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规范,类似的问题会越来越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整个社会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有效联动的融合发展体系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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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变成了一种口号,大家并未认真思考什么才叫新型研发机构。”近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院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要培育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以北京为例,拥有高校90多所、各类科研院所上千家、科研人员40多万人。在刘忠范看来,“如果单纯地再建一两所研究机构,在机制上、理念上与现有高校院所没有差别,那是在‘1000’的基础上再加‘1’,不会给现有科研格局带来任何改变,也不会产生实际意义”。  因此,新型研发机构体现在运行模式和理念上必须要“新”,而这需从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的初衷出发,从产业需求角度考虑问题。  “我国产业的现状是绝大多数企业研发水平比较低。同时,高校院所聚集了大量的科研人员,产出大量成果却没能为产业服务,导致了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刘忠范表示,布局新型研发机构,就是希望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解决诸多“卡脖子”问题,做出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提升竞争力。  刘忠范认为,新型研发机构的目的,不是纯粹地做基础研究,也不是简单地为特定企业服务。“新型研发机构应该是一个平台,体现国家为解决经济科技‘两张皮’所作的战略布局和重大举措。”  从现实来看,让企业研发能力短期得到快速提升不太可能;而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研立刻实现以市场为牵引,既不现实,也不应该是大学的定位。刘忠范认为,这要发挥政府职能,让企业和大学等科研机构结合起来,开展协同创新。“新型研发机构要成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大平台。”  刘忠范所创立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于2018年10月正式挂牌运营。研究院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有机融合,探索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坚持‘双轮驱动’原则。”刘忠范介绍,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一方面通过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研发,争夺未来石墨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充分承载国家意志;另一方面通过“研发代工”直接对接市场需求,确保市场牵引特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刘忠范表示,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探路者,石墨烯研究院已显示出强大的人才吸盘效应。例如研究院通过“兼聘兼薪”等方式,吸引了一些领军人才。但大学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在新型研发机构里的工作成果,能否被认定为兼聘人员在原单位的科研贡献,尚没有明确的说法。  “现在给兼职人员发工资很难,没有明确的说法,完全由相关办事人员自行解读。比如一位来自高校的科研人员在新型研发机构‘兼薪’,那么他的原单位就会从其工资里砍掉相应的部分。”刘忠范认为,这其实对人才使用起不到激励作用。因此,“兼薪”机制,也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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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细胞出版社(CellPress)发起的首届“CellPress物质科学周”活动催化材料专场举办,该活动目的在于促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科研人员间的交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教授俞书宏出席在线讲座,介绍了其课题组近年来在无机纳米线的宏量制备方面取得的进展。  同时,俞书宏在进行在线讲座前,接受主办方CellPress专访,分享长期从事纳米合成化学的经验和体会。《中国科学报》综合整理了讲座和访谈内容。  经验:从简单化学合成反应中获得启示  俞书宏谈道,纳米材料的精准制备需要发展新反应、新概念、新策略和新理论,但这些理论与方法并非凭空产生。  “更多的是基于我们平时对一些常规纳米合成过程中的反应热力学与动力学的深入理解,在此基础上设计新的方法理论并实现反应条件的精准调控。”俞书宏表示,希望从事纳米化学合成的研究者们能够认真看待一些简单化学合成反应,其中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启示。  多年来,俞书宏在科研上得到的启示,还来自于大自然。“我自2002年回国以来,便基于自然启发,开始从事仿生材料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早些年无机纳米材料的仿生合成,到近年来对宏观尺度纳米复合结构材料的仿生制备及应用,进行了较系统的探索研究。”  目前,他带领课题组已在仿生材料方面取得系列进展,包括开发了系列无机纳米材料的仿生合成、自组装技术及模拟生物矿化方法,并基于这些技术方法成功地仿生合成了多种神奇的宏观尺度轻质高强新材料。例如,与天然珍珠母高度类似的人工合成珍珠母,受北极熊毛发中空结构启发的新型轻质、保温、隔热碳材料,防火、隔热、耐腐蚀的仿生聚合物木材等等。  未来:关注基础科学问题  对于当前纳米材料合成面临的问题,俞书宏指出,简单组分与结构的纳米材料的可控合成已十分成熟,但其稳定性及服役性能往往不佳,难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在进行材料设计时,也应该以功能化应用为导向,而非漫无目的地将原材料加进去、一锅法反应后再简单评估产物形貌和质量如何。”  他判断,设计制备新型多组分异质纳米结构,以及实现对纳米结构单元的表界面性质的调控,将会是未来纳米材料合成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对于无机纳米线的宏量制备,俞书宏则强调了对基础科学问题的理解。实现一种纳米材料的宏量制备,表面上看,似乎是个单纯的工程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大规模的宏量制备和小规模的实验室制备是完全不同的物理和化学过程。  他强调,如何保证宏量制备纳米材料的组分与形貌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中也涉及大量的基础科学问题,需要研究者对纳米材料合成的条件、机理与过程有深入和细致的了解。  最近,俞书宏带领课题组实现了纤维素纳米纤维的宏量制备,相比于高成本、过程复杂、耗时超过3天的传统制备方法,他们研发的方法可以在半小时内实现纤维素纳米纤维的快速宏量制备,且具有更好的形貌和性能。“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一系列关键基础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设计并引入了一系列全新的化学和物理调控手段。”  体会:不能围着“帽子”和“票子”转  对于如何做好基础研究,俞书宏认为,首先,应志存高远,坐得了“冷板凳”,专注一个方向,坚持做一些从0到1的原创性工作。“要培养自己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围着‘帽子’和‘票子’转。”  其次,应重视与同事及其他领域研究者的合作,不要固步自封,科研合作经常是“1+1远大于2”。  “希望年轻人在确定自己科研方向时,多结合国情,多思考国家战略和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需求,用自己所学回报社会。”俞书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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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下,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所长黄政仁和同事们的忙碌充满着打仗的感觉——紧急研制出来的护目镜石墨烯防雾贴膜可以保证6小时不起雾,给医护人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用于密集人群的全景相机和自动化体温检测装置被迅速投放到各地的公共场所;病毒RNA快速提取和检测技术在各实验室紧急运转……  静坐的时候,黄政仁的思考从抗疫转向了更远的经济发展:“2018年的时候,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当时我就想,长三角三省一市在财政资金规模、预算管理机制、税收收入分配等财税体系上,应该为区域内共建共享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政策支持,从而形成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现在,刚刚焕发生机的协同合作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新挑战;未来,这条路该如何继续?”  黄政仁看到了疫情背景下财政协同中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的GDP分别下降5%、5.6%、6.7%、6.5%。疫情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带来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狭义财政空间,但稳增长和稳就业需要财政保持积极政策。这是一对矛盾体。疫情对长三角影响深刻。”  即便同处这片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的财政水平也有着差异。“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差异明显、社会保障缴费水平差异明显、财政收入规模及其来源差异明显、行政事业性收费规模比例差异明显。”在黄政仁看来,这些都将导致公共服务差异显著,同时也将导致一体化进程中承担合作成本的任何一方都难以获得相应的利益补偿。他认为,这是现阶段区域内深度合作举步维艰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疫情背景下,各市不能及时根据经济结构差异、公共服务差异拨付资金与资源,无法满足物资与资金需求。”  “长三角地区财政协同发展需要更加合理高效的对策。”通过对疫情背景下长三角区域财政差异及影响进行调研,黄政仁提出了构建协同财政预算管理机制的可行性建议:“可以从统筹推进长三角三省一市预算管理机制改革、确立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优化税收征管协调机制三方面建立。”  在黄政仁的思考中,实现这些要有可落地的切实举措予以保障,即可通过统一长三角区域预算绩效评价标准及方法提高预算透明度,根据财力转入地和财力转出地的经济结构差异,有序规范组织资金横向调度,统一应急事项的税收申报期限、缓解企业办税困难;可通过协同税收征管口径,避免出台单方面税收优惠政策,以消除因执行力度差异造成的税收洼地问题;可通过全面提升税收信息沟通交流机制,确保政策执行不打折扣的同时,加强对政策运行情况的统计分析以不断完善政策。  “构建协同财政预算管理机制,是推动长三角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在疫情背景下发挥重要作用,也将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枢纽作用。”对于长三角的未来,黄政仁充满了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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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新时代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本期刊发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道本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勉励广大青年在新时代奋发有为,追求科学梦想。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让当代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责任感大大提升。在抗疫过程中,监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发病点,进行大数据比对,追踪与疑似患者密切接触人员线索;开放人工智能算力加速病毒分析、疫苗研发……从救治到防控,从科研攻关到设备生产,我国科技人员运用各种高新技术,助力国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这也充分说明了科学事业的重要性。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年青创新人才要瞄准世界科学前沿,投身科学事业。  1.从“李约瑟难题”看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距今300多年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科技强国,50%的科技发明来自中国。他提出了“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回答这些问题,可以简单回顾世界科学史。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科学体系初步形成。哥白尼的“日心说”,让天文学经历了深刻革命;伽利略突破了亚里士多德对物体运动及其原因的解释;开普勒发现了天体运动的规律;牛顿构建了经典力学。  到18世纪蒸汽机、纺织机推动了工业革命。英国抓住了这两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引领工业革命。  在1900年,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海森堡、薛定谔分别创建矩阵力学、波动力学;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及广义相对论,近代物理科学体系基本框架形成。由此带来了20世纪工业的蓬勃兴起和发展。后来计算机的发明,引领了信息化革命。  明末清初,中国的科技强国地位已成为过去,中西方科技差距日益扩大,多数人对工业革命与近代科学兴起无知,使中国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直到1879年,以牛顿三大定律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思想才传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专门研究机构只有30多家。而且这30多家的规模、队伍、研究领域和条件等都无法与今天相比。  1955年,全国科研机构已达840多个,科技人员增加到40万人。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同时,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核心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但科技创新地位和作用十分显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  世界各国都将科技创新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大幅度增加投入,强化战略部署,争夺人才。面对全球经济格局巨大变化,比如美国提出“科学与创新规划”。世界科技发展一直处于快速发展态势,基础科学的重大前沿突破,学科交叉和技术融合加快,创新要素资源加速流动。物质科学向宏观拓展、微观深入和极端条件方向发展,如揭开暗物质和暗能量之谜,将是人类认识宇宙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例如,量子世界研究从观测、解释为主走向操纵,正处于“调控”的新起点。基因组学和系统生物学研究,正在进入系统解析生命规律新阶段。NBIC四大汇聚技术更多关注交叉科学的发展趋势、全球气候、能源、环境、健康、安全。  科技新突破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将引发社会生产方式、全球竞争格局和人们生活方式等重大变革,将带动学科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科研模式更多选择,综合、交叉更突出。我国科技工作者能否把握历史机遇,奋起直追,意义重大。  2.青年科技工作者要瞄准世界前沿科学,善于做交叉研究  青年人要有大志向,瞄准世界前沿的科学研究。1905年,爱因斯坦才26岁,就发表了五篇文章,篇篇影响深远。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只经历了十年,从1910年被提名到1921年获奖,以光电效应定律为名。当今,爱因斯坦是公认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足足产生了百年的影响。2005年国际上用整整一年来纪念他的伟大成就,因为没有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就不可能有原子能的发展,没有量子力学就不可能有晶体管和集成电路。  2001年,获得首届最高科技奖的吴文俊先生,《在“探索与实践”——我的科学研究历程》报告中认为:科学实践要“放眼世界,立足国内,寻找自己的道路。”他指出: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方源于古希腊的公理化数学有完全不同之处,西方现代数学是一种公理化研究体系,是追求定理证明的一种数学,而中国的古代数学根本不考虑定理,更不考虑怎么证明定理,而主要的目的是解决形形色色实际中提出的问题,由此导致解决方程式的方法,所谓算术的“术”来表达。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找到了立足国内,不受国外影响的自己的道路——机械化数学。  青年人做科学研究,要善于抓住方向、善于发现机遇、普于协同合作、善于厚积薄发、善于掌握辩证、善于做交叉研究、善于师法自然。如今,战略新兴产业的源头是观念的创新,善于抓住观念创新是选准方向的前提。比如,全新量子材料-拓扑绝缘体:新奇量子效应,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磁单极、Majorana费米子、分数量子统计、拓扑磁性效应、巨热电效应。  青年人的创新研究,要善于发现:1967年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进修的韩国边衡直博士于实验室制作聚乙炔时,加入超量的一千倍催化剂,使得本来该得到黑色粉末聚乙炔(顺式聚乙炔),却变成了银白色的薄膜(反式聚乙炔)。时任池田研究所助理的白川英树博士即据此结果开始研究聚乙炔。1976年,在美国化学家艾伦·麦克德尔米德与物理学家艾伦·黑格的邀请之下,白川到美国宾州大学进行访问,他们在量测掺碘的反式聚乙炔之后发现导电度增高了10亿倍。1977年的夏天,白川、麦克德尔米德与黑格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因此获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青年人做科研,要善于协同合作。比如,中科院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和中科院物理所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发现了第一个金属有机配位聚合物超导体。  还要善于厚积薄发,比如分子开关的发现来自“杀虫剂”的研究。  要学习和掌握辩证法:李振声先生在谈“科学研究的前瞻与创新”中,最深体会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各种科学的指针,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各种科学规律的概括与综合。他在科学实践中,曾遇到大西北流行小麦病害(小麦条锈病),他利用辩证思维,找到了两条原因,采用远缘杂交方法,把草的抗病性转移给小麦,坚持30年,获得了成功。  青年人做科研,要善于做交叉研究。比如Bloch(用感应法)和Purcell(用吸收法)各自独立地发现宏观核磁共振现象,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Emstl因对NMR波谱方法、傅里叶变换,二维谱技术的杰出贡献——1991年诺贝尔化学奖。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成果是数学、物理学、化学的交叉融合。还有沃尔特库思的密度泛函理论,使得量子力学方法可以直接应用于大分子的计算,比如生物大分子的计算。  青年人做科研,还要善于师法自然,要有创新精神和坚忍不拔的耐心。比如,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安德烈·海姆(51岁)和康斯坦丁·诺沃肖若夫(36岁),以表彰他们在石墨烯材料方面的卓越研究。  3.青年人要树立科学价值理念,为国效力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价值理念。青年人应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科学价值理念,为国效力。  科学是研究客观世界,是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是解决求真的问题。要为青年人的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环境;有利于创新集成,实现创新升华、转化的环境;有利于创新人才队伍成长的环境;有利于团队精神发挥的环境;有利于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环境。  科技管理者要意识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密切相关,相互促进或制约,但有效性是两者的关键。我们管理的对象是有知识的人——科技工作者,因此,不能简单地借用一般的管理的办法。“管”是服务,“理”是为了有效、科学。  青年人才是关键,培养中应避免出现这些问题:评价管理不规范、评价方法不科学、评价结果不客观引发、助长的科研人员浮躁、“忽悠”心态、学术不端恶化学术风气。  古人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希望老一辈的院士善养浩然正气,坚守院士称号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传播真理,传播真知,崇德问善、见贤思齐,提携后学、甘当人梯,在全社会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多给年轻人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多给他们建功立业搭建好科研平台。  当今的科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各个单一学科,而是向交叉学科领域发展。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的生产生活,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各学科交叉融合。近百年诺贝尔奖,近半数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术业有专攻”,闭门造车无法使个人能力持续提升,青年人要加强合作意识,这将大大提高科研效率,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希望青年人能牢记科研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努力提升自身素质,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朱道本,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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